辛酉政變中的那些事兒

明日大雪飄 202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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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變，指咸豐辛酉年（1861年）間，載垣、端華、肅順等顧命八大臣與以慈禧、恭親王、桂良、文祥等人之間的一場政治斗爭，史稱“北京政變”或“祺祥政變”。“政變”的結(jié)果是以肅順為首的宗室集團被殺或被貶，慈禧垂簾聽政達47年之久。史家認為，這場政變改變了晚清的政局和走向，恭親王為首的務(wù)實派掌握朝政大權(quán)，開創(chuàng)了“同治中興”的格局。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在這場滿清權(quán)力再分配的過程中，堅定地站在以恭親王為代表的北京務(wù)實派一邊，在辛酉政變中，起到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因周祖培系吾十五世祖，本人研究家族史，客串研究晚清史，發(fā)現(xiàn)一些有關(guān)他在“辛酉政變”中的史料，吾連綴成篇，或許能對研究晚清這段歷史的有識之士提供一些裨益。

周祖培（1793——1867），名之翔，字淑滋，號芝臺，河南商城人，嘉慶24年恩科乙卯連捷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五遷至侍講學士，后歷任刑部、兵部、戶部、吏部尚書。咸豐十一年英、法聯(lián)軍進犯，咸豐皇帝駕幸熱河，命周祖培留守京師，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咸豐駕崩后，命總理喪儀，兼辦定陵平安峪工程。

張征繪，周祖培畫像

在分析“辛酉政變”中的周祖培之前，不能不先敘述辛酉年前后的清朝時局。

1860年9月，英、法聯(lián)軍逼近北京，咸豐帝攜皇后、懿貴妃、皇子及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肅順等王公大臣倉惶逃往熱河，命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等王公大臣留京議和。“派豫親王義道、全慶、桂良、周祖培留京辦事；……命文祥、桂良駐海淀，周祖培駐外城。命恭親王專辦撫局。[1]”由此，清廷內(nèi)部熱河、北京兩個政治中心的對壘初現(xiàn)端倪。10月，《北京條約》簽訂，議和成功，英、法承諾撤兵。因為肅順等人的阻撓，咸豐帝遲遲未有回京，1861年8月，咸豐病死熱河，年僅6歲的皇子載淳繼位，年號祺祥，皇子生母懿貴妃被尊為慈禧太后；遺命載垣、端華、肅順等8人為輔政大臣，留京的王公大臣被排斥在權(quán)力中心之外，特別連咸豐深孚人望的親兄弟恭親王奕訢，連去探望咸豐靈柩的權(quán)力都被剝奪，這加深了北京一派與肅順一派的矛盾。

作為三朝老臣，周祖培深知王朝內(nèi)憂外患，外有強夷，內(nèi)有捻匪和洪黨，國庫空虛，半壁山河淪為戰(zhàn)火之中。經(jīng)過屈辱的斡旋，英法撤軍，勉強保全領(lǐng)土。而肅順一派素來飛揚跋扈，臨駕于漢大臣之上。周祖培與肅順同在戶部時，因處理公文，多次受肅順侮辱而不敢言[2]。在對待咸豐八年順天科場案和戶部舞弊案時，為確立自己的權(quán)威，“以嚴為尚”，株連者眾。時人謂之，“昔歲科場，今茲儲庫，屢興大獄，亦非國家之福也！[3]”在英法聯(lián)軍逼近北京時，載垣、端華、肅順不顧朝廷實情，一味對外夷采取不切實際的強硬態(tài)度，表示要“決戰(zhàn)”，最后扣押英方談判代表巴夏禮，導致引火燒身，英法聯(lián)軍攻進北京。

當載垣、端華、肅順等顧命八大臣“挾天子以令諸侯”，在熱河的種種跋扈情形經(jīng)密札傳到北京一派大臣的耳中時，周祖培等務(wù)實派憂心如焚，從社稷江山出發(fā)，自覺地團結(jié)到深孚眾望的恭親王身邊，他們一致認為，主少國疑，只有讓皇后垂簾才能挽救當前的時局。

在辛酉政變前后，周祖培主要做了如下幾件事。

一、搜集歷代賢后臨朝故事，為皇后垂簾尋找歷史依據(jù)。他讓在家中課子讀書的名士李慈銘搜集歷代賢后臨朝故事，為慈禧垂簾準備理論依據(jù)。咸豐是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崩于熱河，據(jù)李慈銘日記八月初四日記載，“當國有議請母后垂簾者，屬為撿歷代賢后臨朝故事。予隨舉漢和熹（和帝后）、順烈（順帝后）、晉康獻（康帝后）、（遼睿知（景帝后）、懿仁（興宗后）、宋章獻（真宗后）、光獻（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跡，其無賢稱者亦附見焉，益為考定論次，并條議上之[4]”。當國是指周祖培。周祖培讓李慈銘搜集歷代賢后臨朝故事，距咸豐駕崩只有十七日，此時北京派首領(lǐng)的奕訢人已經(jīng)去了熱河，雖然熱河與北京有密扎溝通，肅順等人的舉動基本掌握，但擁有咸豐帝臨終受命的八大臣，仍然掌握著大量的政治資源和人力資源，此時雙方斗爭的形勢并不明朗，周祖培并沒有立即上疏請皇太后垂簾，這讓李慈銘十分失望。其在十月一日的日記中云：“垂簾之事，予曾撰《臨朝備考錄》一卷，采擇漢代以來可為法者，而痛論近日之事勢，有不得不行者于后，屬叔子以貽商城，慫恿上之。商城亦心動，嗣董御史疏先上，被詰責，商城遂噤不敢復言。”其實李慈銘作為一下級官僚，一介書生，并不完全理解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周祖培作為朝廷重臣，在不恰當?shù)臅r刻貿(mào)然上疏請皇后垂簾，具有極大的政治風險，不僅可能會為自己帶來殺身之禍，甚至可能會成為肅順一派與北京一派斗爭的口實，對后面的殊死一擊帶來負面作用。實際上，當載垣、端華、肅順被拘的當天，周祖培等四位大臣所上的請皇后垂簾的公疏中，已經(jīng)采用了李慈銘的“研究”成果。

辛酉政變的故事就發(fā)生在這重重宮闕中

二、授意門生董元醇上疏慈禧垂簾聽政。董元醇，河南洛陽人，咸豐二年（1852年）二甲十一名進士，授翰林，咸豐十年改授山東道御史。周祖培是咸豐二年會試閱卷總裁，按當時的規(guī)矩，董元醇算是周祖培的門生。董元醇是御史，有風聞上奏之權(quán)。在《奏請皇太后權(quán)理朝政并另簡親王輔政》的疏中云：竊以事貴從權(quán)，理以守經(jīng)，何謂從權(quán)？現(xiàn)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沖齡踐祚，所賴一切政務(wù)，皇太后宵旰思慮，斟酌盡善，此誠國家之福也！臣以為即宜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海內(nèi)咸知皇上圣躬雖幼，皇太后暫時權(quán)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預(yù)，庶人心亦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術(shù)！俟數(shù)年后皇上能親裁庶務(wù)，再躬理萬機，以天下養(yǎng)，不亦善乎！…..現(xiàn)是贊襄政務(wù)，雖有王大臣軍機大臣諸人，臣以為當更從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輔弼一切事務(wù)，俾各盡心籌劃，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斷施行，庶親賢并用，既無專擅之患，也無偏任之嫌。至朝夕納誨，輔翼圣德，則當于大臣中擇其治理素優(yōu)者一二人俾充師傅之任。……

董元醇的奏折在奕欣從熱河返回京師的八月十日到達八大臣和慈禧手中。這正是慈禧求之不得的，慈禧留中未發(fā)。八大臣憤恨不已，堅請發(fā)下痛駁。慈禧因此與八大臣產(chǎn)生了激烈的沖突，最后八大臣以罷工相挾，慈禧才不得不同意八大臣的駁旨連同董元醇的原折一并發(fā)下宣示。駁旨中以小皇帝的口吻指責董元醇“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董元醇的奏折，一石激起千層浪，激化了兩派的矛盾，也讓北京派進一步看清了肅順等人的野心，堅定了他們“政變”的決心。

董元醇上疏皇后垂簾是否與周祖培事先商量過，無確鑿史料證明，僅為一家之言。周祖培與董元醇在這場政治斗爭中立場觀點是高度一致，同時二人有師生之誼。因此有不少論者認為董元醇上疏是周祖培的“指示”。“周祖培立即授意他的得意門生，時任山東道監(jiān)察御使的董元醇寫一篇《奏請皇太后權(quán)理朝政并另簡親王輔政》的奏折。[5]”也有論者認為，讓董元醇上疏，是北京派的策略。董元醇作為御史，有風聞上奏之權(quán)，奏疏言詞不管如何激烈，均名正言順；同時，作為一枚棋子，董元醇可上可下，無足輕重，上疏投石問路，探測八大臣的反應(yīng)，以便北京派做出下一步的安排。

垂簾的主角盡在美女群中

三、參與法辦八大臣。八月二十九日末正一刻，慈禧偕幼帝載淳提前抵京，周祖培等一應(yīng)大臣到德勝門外跪迎。三十日，太后召見奕訢及大學士桂良、周祖培、侍郎文祥等。慈禧歷數(shù)載垣、肅順等罪狀，聲淚俱下。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為贊襄政務(wù)大臣，徑予治罪乎？”周祖培對曰：“皇太后先下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6]”實際上，慈禧在熱河早已自擬并交奕環(huán)修改的諭旨拿出，交恭親王奕訢宣示。諭旨主要有三點：一、載垣等開罪英法，導致皇帝倉促離京。“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于各國，淀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乃不得已之苦衷也?！倍?、阻撓咸豐皇帝回京?！盎士紝艺偻醮蟪甲h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眾議”。三、阻撓垂簾聽政。主要表現(xiàn)在對董元醇奏折的態(tài)度上，“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為朕旨頒行，是誠何心？”“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yīng)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

正當太后召見奕訢和周祖培等人時，陪同慈禧先行到京的載垣、端華也到了隆慶門，見狀大呼：“太后不應(yīng)召見外臣！”并加以攔阻，太后聞訊更加氣憤，又令恭親王奕訢傳諭：“前旨僅予解任，實不足以蔽辜，著恭親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傳旨，將載垣、肅順、端華革去爵職拿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四、上折請皇太后垂簾。三十日，就在慈禧召見之日，周祖培與武英殿大學士賈楨、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聯(lián)合上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四重臣均系漢人，太后特旨召見除了幾位滿人大臣外，漢大臣僅周祖培一人。此次周祖培聯(lián)合諸位上疏，一是表明漢大臣的態(tài)度，二是表明懇請皇太后垂簾是眾望所歸。四位重臣的奏折，重在論述皇太后垂簾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我朝圣圣相承，從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典……惟是權(quán)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巨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議，然后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無疑慮乎？……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中宮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quán)，使臣工有所稟承，命令有所咨決，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痹谶@份折子中，幾位大臣曲盡委婉，意在闡明垂簾的必要性。因為按清代祖訓，贊襄大臣已有，但皇后垂簾卻無先例，他們只好列舉歷史上太后臨朝聽政之“正史”依據(jù)，懇請皇太后垂簾。為釋疑解惑，折中特別指出，皇太后垂簾只是權(quán)宜之計，皇上“不數(shù)年即可親政”。慈禧立即下旨要王大臣、大學士并一應(yīng)臣工“即行妥議以聞”。

宮闕依舊在，往事成古今

五、上折請改年號。咸豐十一年十月六日，周祖培上折《奏為建元年號似未允協(xié)可否更定》?！案`思年號為大典攸關(guān)，必須典重堂皇始足以示中外而垂萬世?，F(xiàn)在祺祥二字意義微嫌相復，二字連連，讀聲亦未協(xié)和。查向來酌定建元字樣，由軍機處恭擬進呈，敬候欽定，可否飭下軍機處另行酌擬字樣，以昭慎重而副盛典?！焙芸?，“有旨以祺祥二字意義重復，改明年為同治元年，從大學士周祖培請也。[7]”

辛酉年間紫禁城內(nèi)的殊死斗爭，終于以北京派的勝利而告終。對于這場影響中國晚清政局的政治事件，一百多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各方的評價大相徑庭。很多正史中，將這場事件冠之以“政變”，足見著者的立場與觀點。筆者以為，這場斗爭，是民心所向，北京派的反抗，代表了當時大多數(shù)官僚與知識分子的愿望，代表了時代發(fā)展的方向，所以最終取得勝利。二是皇后垂簾的二十年間，開創(chuàng)了“同治中興”的局面，使中國社會走向了外交、政治、經(jīng)濟、軍事的近代化[8]。至于慈禧后來貪戀權(quán)柄，專擅誤國，與當初北京派的愿望相去甚遠，實乃政體和個人的稟性所為，則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內(nèi)容了。

參考文獻：

[1]翁同龢，翁同龢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第1版第70頁。

[2]吳組湘，晚清宮廷實記[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0頁。

[3]吳組湘，晚清宮廷實記[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9頁。

[4]李慈銘，越縵堂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第1版第1890頁。

[5]西門送客，歷史的轉(zhuǎn)彎處[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6]齊思和等，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

[7]翁同龢，翁同龢日記[M]，中華書局，2012年12月第2版

[8]陳奇，辛酉政變與中國近代化的開端[EB/OL]http://www./data/30581-2.html

責任編輯：石慧

作者簡介

周百義出版人、作家。曾任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長江出版集團總編輯、長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現(xiàn)主持編纂出版1600冊《荊楚文庫》大型文化叢書。主持策劃的有《二月河文集》《歷史小說大系》《九頭鳥長篇小說文庫》《新時期報告文學大系》等。責任編輯系列長篇歷史小說《雍正皇帝》《張居正》等。本人寫作并結(jié)集出版的有：小說集《竹溪上的筍葉船》《山野的呼喚》《黑月亮》，歷史小說《她從魔窟來》（與人合作），報告文學《步履艱難的中國》《中國反黑行動》（與人合作），古籍整理《五經(jīng)七書譯注》《白話勸忍百箴》《預(yù)知.預(yù)兆.預(yù)見》，出版研究專著《出版的文化守望》《書旅留痕》《書業(yè)行知錄》等。有《周百義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長江十年》《勸忍百箴》（修訂版）《我的出版實踐與觀察》《歲月綿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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