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隋名剎興善寺

——西安大興善寺瞻禮記

肖伊緋

長安諸寺之冠，中國唐密祖庭

作為隋唐長安城內占地面積最為宏闊的大興善寺，曾與大莊嚴寺、大總持寺各雄踞城內一坊之地（約合30萬平方米），蔚為壯觀。即便蜚聲海內的大雁塔所在地——大慈恩寺，當時也不過踞地半坊而已?？梢韵胍?，踞整坊之地的大興善寺，當年是何等宏偉莊嚴。一千余年過往，如今大莊嚴寺與大總持寺早已片瓦無存，只能在史籍中追想名目而已，而大興善寺尚存，世人尚可入此千年梵境，親身感受其巍巍雄風。

大興善寺是隋唐皇家寺院，中國“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帝都長安三大譯經場之一，位于長安城東靖善坊內（今西安市小寨興善寺西街）。成書于北宋的《長安志》卷七，對大興善寺有明確記載，稱其“寺殿崇廣，為京城之最。號曰太興佛殿，制度與太廟同”，足見其地位尊崇，早已定論。

大興善寺始建于晉武帝泰始二年（226年），原名“遵善寺”，距今已1700余年，是西安現(xiàn)存歷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隋文帝開皇年間擴建西安城為大興城，寺占城內靖善坊一坊之地，取城名“大興”二字，取坊名“善”字，賜名大興善寺至今。

隋開皇年間，印度僧人阇那崛多、達摩笈多等先后來長安，在大興善寺譯經弘法。唐開元年間，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先后駐錫本寺，翻譯經典，設壇傳密，再經一行、惠果傳承弘揚，形成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寶庫――唐密，后來又經空海、最澄等傳之日本、韓國，再傳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流布廣泛，影響久遠，大興善寺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佛教唐密祖庭。1956年被列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開放寺院之一，后為西安市佛教協(xié)會所在地（今遷大慈恩寺）。

隋唐時代，長安佛教盛行，由印度來長安傳教及留學的僧侶在寺內翻譯佛經和傳授密宗，大興善寺因此成為當時長安翻譯佛經的三大譯場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方。

觀象：中軸覽勝，古跡薈萃

千年彈指，追古溯今，大興善寺之名，自隋唐時代至二十世紀，非但未被世人淡忘，反倒愈發(fā)使人向往。之前，也知是聽聞其名，從未親瞻，今年夏始得結緣，有幸入寺瞻禮。

與如今大多數(shù)都市叢林相仿，大興善寺在西安城內，仍屬鬧中取靜、大隱于市的境況。一溜紅墻之外，車流如梭、商市如林；一溜紅墻之內，梵唄繞梁、晨鐘暮鼓，自是一派“人間佛教”景象。事實上，如今位于西安市小寨興善寺西街的大興善寺，城市交通便捷，有地鐵與公交直達；地理位置顯要，整條街道也以其寺名，不能不說是相當醒目的所在。普通游客與信眾欲往瞻禮，頗為方便。

緩步西街，但見巨廈林立的城市中央，忽有一巨碩銅臺，臺上置巨大金剛杵一枚，頗人驚異。而銅臺正對著的，正是大興善寺山門?，F(xiàn)存山門為明代建造，造型魁偉，巍峨如城樓，恰似“人間化城”之意。山門為二層歇山式建筑，造型規(guī)整；門額南題刻“大興善寺”四字，北題刻“五岡唐鎮(zhèn)”四字；東側鐫有“莊嚴國土”四字，西側鐫有“利樂有情”四字。山門外門洞上正中嵌有“大興善寺”石碑一塊，為明代兵部主事田瀾所寫，下有“明正德歲旦主持文乾修建”字樣。

需要特別解釋的是，山門北向題刻“五岡唐鎮(zhèn)”四字，乃是指大興善寺隋代寺址地處大興城第五道高崗，隋代皇室以“九五貴位”之地，不欲百姓居住，遂建大興善寺鎮(zhèn)之，故明代所建山門上，還以“五岡唐鎮(zhèn)”四字來記錄這一史事。只不過，明人以為大興善寺興于唐，忽略隋代首建之寓意，而將此寓意托于唐代，遂有此語。

進入山門之后，大興善寺整個寺院中軸線，便已展露眼前?？v觀這一占地約120余畝的龐大寺院體系，殿堂、僧舍200余間櫛次列置，形成了南北平行的三條軸線。主要建筑沿正南正北方向呈一字形排列在中軸線上，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寶殿，觀音殿，東西禪堂，法堂等，地勢逐漸趨高，緩坡如帶。

此外，寺院西側尚有佛塔一座，為清代磚塔式樣，建造確切時間未詳。塔為六邊五層閣樓式，通高約為18米，塔下臺基為方形。臺基南辟劵門，門額鑲嵌“舍利塔”三字，內為方形塔室。塔身為實心，層間以磚疊澀出檐，各層每面均辟有佛龕，內供菩薩造像。塔頂平磚攢尖，置石雕寶瓶塔剎。原本此塔南辟劵門嵌有磚雕門額，上書“普同塔”三字，應為埋藏僧侶遺骨遺物之處。1990年由它處遷建大興善寺后改為“舍利塔”，但據(jù)考原址亦在隋長安城東靖善坊內，故將其視作大興善寺故物亦無不可。

天王殿是山門后南北中軸線上的第一重殿宇，匾額“天王殿”為趙樸初題寫。前殿供奉彌勒菩薩，后殿供奉韋陀尊者，為漢地佛寺慣例。比較特別的是，韋陀尊者塑像為壁面堆塑，完全貼于墻面塑成，且于塑像足下塑一巨碩祥云，頗有呼之欲出的動感。據(jù)介紹，此堆塑為明代舊物，今略修飾，神采依然，實在是彌足珍貴。

殿內東西兩側塑有四大天王像，南方為增長天王，身青色，持劍，職風；東方為持國天王，身白色，抱琵琶，職調；北方為多聞天王，身綠色，執(zhí)傘，職雨；西方為廣目天王，身紅色，握蛇，職順；寓意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殿外東西兩側各開一門，東側門懸掛“金剛”牌匾，西側門懸掛“悉地”牌匾。

自天王殿東側門，即“金剛門”入，則遇平安地藏殿；自天王殿西側門，即“悉地”門入，則遇救苦地藏殿。殿內供奉地藏王菩薩與十殿帝君。兩座地藏殿后，又對稱列置鐘、鼓樓，其后即為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內供奉五方佛造像，東西兩側供奉二十四諸天，后側供奉海島觀音、善財童子和龍女。主尊“五方佛”又稱“五智佛”、“五智如來”，代表中、南、東、西、北五方。大雄寶殿之后，至觀音殿間，東西向列置著兩通古碑，一為清代乾隆五十年(1784年)所刻《大興善寺重修轉輪經殿記》，一為金代泰和五年（1205年）所刻《龍泉禪院之記》。

讀碑：大儒感言，儒不及佛

清代乾隆五十年所刻《大興善寺重修轉輪經殿記》，這通碑記，直接的見證著觀音殿前，如今已大致恢復的所謂“唐代轉法輪殿遺址”（遺址處有礎石二十余個，沿地表可見）的前世今生。為此，筆者不揣陋簡，酌加整理，轉錄碑記原文如下：

西安大興善寺重修轉輪藏經殿記

賜進士出身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陜西王昶撰  

定邊縣知縣署潼關同知申兆定書并題額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而孔子因百二十國寶書以成春秋，蓋書之薈萃藏弁上古已然。自六經之后，散為諸子百家經，劉向父子校定而藝文志因之著錄，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余卷。隋唐經籍所錄文幾倍之。至于唐宋作者著述益繁，今統(tǒng)計之存者不逮百分之一，豈其余皆不足存歟？抑作者難傳者不易歟？考漢以來，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蒂（地），又遣求書之使，分校書之職，其儲之也，外有太史博士，內有延閣之室，蘭臺東觀。又仁壽閣、文德殿、華林園、觀文殿諸處，搜之不為不力，聚之不為不專。至士大夫之藏書者，自張華、杜兼、韋述以下，章章可考，幾五六十家。而古書之傳，往往逾時而失之。究其故，蓋未嘗旁搜博取，合經史子集四部，萃為一書，故遣佚如是其易也。若釋氏不然，大小乘經律論為數(shù)而四千六百六十卷，其徒或歷數(shù)萬里挾以入震旦，或閱數(shù)十寒暑而往求焉。比其得愛護如頭目腦髓，匯而藏之，著其時代，標以譯人名姓，又以支那撰述隨時增入，其徒既自書寫剞劂，復丐宰官、長者、居士助之，且聳動世主為之鏤刻，分貯于名山古寺，故兩漢魏晉五代暨唐譯出之經典，無有遺佚者。視吾儒之書，寢傳寢失，豈可同日語哉。夫吾儒經術文章之士，多出于中原，非若印度身毒在西南絕徼之外，必梯山航海冒危險，歷流沙積石而后可得之也。篆隸之后，繼以楷書，因文考義，智愚共曉，非若西文梵字，必法師重譯，執(zhí)筆潤文而后可讀也。而遺佚若彼，全備若此，是吾儒之好古較諸釋氏之寶護，弗如遠甚明矣。西安大興善寺，創(chuàng)自晉初，盛于隋唐間，仿西竺之制，建轉輪藏經殿，有明萬歷間敕賜藏經，本朝雍正十三年新藏成，又以之年久殿圯，輪亦敗壞，經有被風雨塵沙所損者，中丞畢公屬同知徐君大文新之，以乾隆甲辰冬日落成。經言于一切，經能書寫受持，功德無量，況取大藏而覆庇之，俾其永無失墜。世有義學沙門，庸以窺見佛乘之全功德不尤偉歟？雖然身為圣人之徒，而于其經典篤信之、固執(zhí)之，乃不如緇衣白足，世之見斯文者，必得皇然而愧蹶然。而興為久遠，寶護之計，庶四部之書嗣后無或有散佚不全之憾乎？余之為記，蓋非獨為釋氏導揚已也。

大清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己春三月二十一日立石   絳州權善文刊

上述約900字的碑文，出自清代著名學者王昶（1725—1806年）之手。王昶，字德甫、號述庵、又號蘭泉，上海青浦人。清乾隆十九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協(xié)辦待讀，入軍機處，后又擢刑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隨大學士、云貴總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前后軍旅九年，所有奏檄，均由其起草，加軍功十三級，記錄八次。凱旋之日，乾隆皇帝賜宴紫光閣，稱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擢為鴻臚寺卿，賞帶花翎，不久，又升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王昶深得乾隆皇帝信任與贊許，夸其為“人才難得”，不時委以重任。然而，其一生得主要成就，卻不在仕途，而在學術，為當朝一代碩學大儒。尤其是在金石考證方面，他傾半生心血，搜羅商周銅器及歷代碑刻拓本1500余種，編成《金石萃編》160卷，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資料性、學術性著作，至今還在不斷影印出版。其詩文結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為之作序?！洞笈d善寺重修轉輪經殿記》作為王氏重要作品，被輯錄于《春融堂集》卷四十七，傳之后世。

在這篇碑記中，王昶將儒學典籍與佛教經書相比較，認為佛教徒在經書整理、保護、流傳方面，比儒生文士更勝一籌，對此頗為感慨。碑記中，先是感嘆，稱佛教經書“分貯于名山古寺，故兩漢魏晉五代暨唐譯出之經典，無有遺佚者。視吾儒之書，寢傳寢失，豈可同日語哉”；繼又感言，稱“而遺佚若彼，全備若此，是吾儒之好古較諸釋氏之寶護，弗如遠甚明矣”。

乾隆五十年，曾主持考察西安境內秦漢陵墓，為秦始皇陵立碑，又整修碑林、重建灞橋以及維修與加固西安城墻的陜西巡撫畢沅（1730—1797年），在政務繁重之余，仍然惦記著大興善寺的翻修工程，親自主持重修大興善寺轉輪藏經殿。畢沅與王昶，年齡相近，亦為清代著名學者。同為一代大儒，王昶為之撰寫碑文之際，發(fā)出了如上種種感慨。這樣的感慨之微妙，當然不同于一般下吏對上司的歌功頌德，也不同于平級官僚之間的互為吹捧，更多的只是表達了共同的儒學修養(yǎng)之下，對儒家典籍何以不如佛教經書傳承有序的一番感懷。

畢沅，字纕蘅，亦字秋帆，江蘇鎮(zhèn)洋（今江蘇太倉）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撫，第二年擢湖廣總督。畢沅是乾嘉時代的通經大儒，于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曾續(xù)司馬光書，成《續(xù)資治通鑒》，又有《傳經表》《經典辨正》《靈巖山人詩文集》等著述。因其出任陜西巡撫多年，加之畢生嗜古好學，對陜西境內人文古跡多有考察、培修、記述與研究，曾著成《關中勝跡圖志》《關中金石記》等。

王昶并非佛教信徒，以“純儒”自命，頗為儒學典籍年久散佚、保護不力，而深感憂患。其撰《大興善寺重修轉輪經殿記》，所表達的那種發(fā)自一代大儒內心的憂患意識，是溢于字里行間的。碑文臨末，他再發(fā)浩嘆，稱“雖然身為圣人之徒，而于其經典篤信之、固執(zhí)之，乃不如緇衣白足，世之見斯文者，必得皇然而愧蹶然。而興為久遠，寶護之計，庶四部之書嗣后無或有散佚不全之憾乎？”最后，還特別強調與申明，宣稱“余之為記，蓋非獨為釋氏導揚已也”。

當然，出于對儒學正統(tǒng)的自覺維護，王昶對大興善寺的史跡以及輪輪藏殿的歷史并未過多記述，留下的史料并不算十分充分。不過，碑文中僅有的一句，“西安大興善寺，創(chuàng)自晉初，盛于隋唐間，仿西竺之制，建轉輪藏經殿，有明萬歷間敕賜藏經，本朝雍正十三年新藏成，又以之年久殿圯，輪亦敗壞，經有被風雨塵沙所損者，中丞畢公屬同知徐君大文新之，以乾隆甲辰冬日落成”，亦是頗有參考價值的史實記述。據(jù)此可知，轉輪藏經殿確實初建于隋唐，至清初時尚存，殿內貯有“明萬歷間敕賜藏經”。不過因“年久殿圯，輪亦敗壞”，至清“雍正十三年新藏成”，為貯藏這一部卷帙龐巨的“新藏”，官方遂出面主持重修轉輪經殿。

人間佛教，密禪一家

再來看另一通年代更早，應為如今佇立于大興善寺中年代最早的碑記，即金代泰和五年所刻《龍泉禪院之記》。（位于觀音殿東南側的《唐大興善寺大辨正廣智三藏國師之碑》，雖名唐碑，實為復制品，原碑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館）

此碑乃從陜西富平縣移來，碑記內容與大興善寺本身無涉；可值得注意的是，此碑背面刻有《宗派圖》一幅，卻與位于觀音殿西北側的《大興善寺法派碑記》有所呼應，頗具研究價值。

《大興善寺法派碑記》，為清代咸豐元年（1851年）刻造，為南禪宗臨濟門下第三十七世了信和尚撰文，翰林院庶吉士武廷珍書，國仁和尚篆額。碑文記述了大興善寺自明代以來的另一派“法脈”，即禪宗“法脈”在此地的流傳。原來，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年），經過“會昌法難”之后一蹶不振的大興善寺，終于得以重修寺院、再振宗風。但因寺院為禪宗法師主持，遂由隋唐時的密宗祖庭改建禪宗道場，一度改稱“大興善禪寺”，一時禪風大盛。

雖然因碑文漫漶，無法完整辨識，但約略可知，自唐武宗“會昌滅佛”之后，大興善寺一度荒廢；自宋明兩代禪宗勃興以來，大興善寺又漸成禪宗門庭。傳至清代中期，已“法脈”紛繁，為此特撰此“法派碑記”，以明確派系主流與支系?？逃凇洱埲U院之記》背面的《宗派圖》，正是與此碑相對應的“圖說”；刻于此圖最上方者，乃是“祖師云巖”（曹洞宗）。

由此可見，所謂“人間佛教”，八宗本同源，禪密原一家。且看唐宋元明清，門庭改換萬千重，可不變的只是一個“佛”字而已。

法堂偶遇康有為

觀音殿后，沿中軸線，過文殊、普賢兩殿，入一禪院，過一花徑，登一緩丘，即為大興善寺最后一重大殿——法堂。

法堂為寺院講經、傳法之地。大興善寺法堂，面闊七間，進深兩間，正門上懸掛以匾額，題曰“覺悟眾生”，為清末光緒皇帝御筆。遙想百余年前的那一場“庚子國變”，被八國聯(lián)軍攻下京城，倉皇逃至西安，美其名曰“西狩”的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人等，或許曾至此處瞻禮祈福，方才留下了這么一塊御筆匾額罷。

法堂與南邊的觀音殿以及東西兩邊的玉佛殿、臥佛殿組成的四合院，禪院深深，門庭幽幽，與院外諸大殿，恍若隔世。庭院中古柏森森，苔痕幽幽，好似“深山藏古寺”一般的所在。事實上，步入此處的游客確實不多，比之院外香火鼎盛的諸大殿，此處著實清靜，如入深山。

此刻，仰觀那靜懸于法堂之上，“覺悟眾生”的光緒皇帝御筆，與法堂前隅各處，靜佇著的清康熙二年（1663年）所刻《重修隋唐敕建大興善禪寺來源碑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刻《隋唐敕建大興善寺祖庭重記》等眾多清代碑記，似乎將近兩三百年的近代時空，皆凝縮于此間這一所幽深禪院之中。

王朝興廢，因緣生滅；世運無常，諸法皆緣——萬般感慨與品悟，盡可在這幽深庭院中，興會與生發(fā)。豈止清王朝的興廢，即便唐帝國的氣運，也自“會昌法難”后，一蹶不振。不由得憶及，一千余年之前，唐末詩人鄭谷（約851—910年）來大興善寺游賞時的感言，他寫成一首五律《題興善寺》，初觀似懷想此地的佛緣起滅，實也暗抒王朝興廢之感。詩云：

寺在帝城陰，清虛勝二林。      蘚侵隋畫暗，茶助越甌深。      巢鶴和鐘唳，詩僧依錫吟。      煙莎后池水，前跡杳難尋。

唐代詩人鄭谷走后一千余年，大興善寺法堂又迎來了聲名更為顯赫的康有為。法堂前東側寮房墻壁上，至今尚存康有為七絕詩墨跡刻石。這首七絕詩，仿佛是與鄭谷那首五律詩的千年酬唱，如出一轍的感慨與品悟，再次呈現(xiàn)。詩云：

晉隋舊剎暢宗風，翻譯經文殿閣雄。

惆悵千房今盡毀，斜陽讀偈證真空。

題詩落款：“癸亥十月，游大興善寺為阇羅笈多譯經處，康有為”。據(jù)此可知，題詩乃于民國十二年（1923年），康氏瞻禮大興善寺時題寫。原來，近百年前，1923年11月，康氏應陜西督軍劉鎮(zhèn)華之邀，赴西安考察?？凳洗诵?，在西安做了至少十次公開大型講演，內容涉及政治、文化、宗教多個領域，還于當年11月30日在西安佛教會專門為僧眾講演過一次，西安各界對此反響熱烈。這一首七絕詩，正是康氏此行的遺跡之一。

     另據(jù)被譽為“長安三鄭”的鄭子屏（1886—1927年）遺著《陪康南海先生游終南樊川記》，載有“(十月）十九日早下山，由故道而歸……至大興善寺隋阇蘿笈多譯經處，唐不空三藏居之，歷代高僧甚多，今則日漸衰落，非昔時之盛矣。”按此舊歷推算，可知康有為瞻禮大興善寺的確切時間為，1923年11月26日。四天之后，康氏方才赴西安佛教會講演。

值得一提的是，康、鄭二人都提到了的“阇羅笈多”或“阇蘿笈多”，實為隋代譯師，可能是將阇那崛多與達摩笈多合稱。事實上，譯師那連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達摩笈多三人，皆自天竺古國遠道而來，對中國佛經翻譯事業(yè)貢獻殊巨，在隋文帝開皇年間（541—604年）頗受禮遇，后世尊為“開皇三大士”，與百年后的“開元三大士”，同為著名的譯經大士。步臨這千年名剎的康有為，心中懷想著大興善寺的隋唐兩代譯經之盛況，眼前卻只得“千房盡毀”、荒郊野寺一般的景像，怎不惆悵？

這位清末力主“維新變法”，以求國運中興；力倡“天下大同”，以期重振綱常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在面對當時已大部毀圯于清末變亂中的大興善寺，深感遺憾。寫下的這一首七絕詩，既有面對世運無常的無盡惆悵，又兼有以佛理釋懷的空色辯證。其實，一代晉隋名剎的運命如此無常，令人唏噓不已，而康氏自己的“變法圖強”之路，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鈐于題詩手跡之下的那一方著名印章上的印文，就頗能概括其一生波詭云譎的軌跡。印文曰：

“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

究竟是自命為“前朝遺老”，還是繼續(xù)做“維新領袖”，已步入人生暮年的康有為，其言行舉止，不但為時人所不解，即便百年后的今人，對此亦頗費思量。一方面，他在清王朝行將衰朽之際，激烈的倡行“新學”與“改制”，并最終促發(fā)各種社會矛盾，由“改革”翻轉為“革命”，清王朝最終覆滅；另一方面，在清王朝覆亡之后，曾被清廷通緝的他卻又反過來主張清室復辟，鼓吹所謂“君主立憲”與“世界大同”，一如既往的象推行“維新變法”時那樣周游各地、四方游說?？凳衔靼仓?，本亦帶著主張而來；當其步入當年他所熱望寄托的光緒皇帝曾游之地，當其目光所及除卻御書匾額之外皆“盡毀”的斷垣殘壁之際，其所題詩句，應當自有其一番世運無常、唯緣常在的獨特領悟罷。

  2018年恰值“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于大興善寺法堂一隅，得遇“維新黨魁”康有為的題詩，或許亦是隨機緣得了因緣，隨出世緣得了入世緣罷。法堂前西側寮房墻壁上，還鐫有一塊康有為所題“應無所住”墨跡刻石，就頗為“點題”，或既可視作康氏所作那一首七絕詩的標題，或亦可視作我這一趟大興善寺之旅的最后一個標點罷。

 肖伊緋

刊于《四川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