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北地區(qū)出土的金代紅綠彩瓷器的比較研究

選自《文物世界》2011年02期，呂軍周高亮

白釉紅綠彩是北方磁州窯系所開創(chuàng)的一種裝飾方法，是用毛筆蘸紅、綠等低溫顏料，在已經高溫燒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繪花紋，然后置于800℃左右的彩爐中再進行第二次低溫燒彩而形成的釉上彩瓷（圖一）。其彩料有紅、綠、黃以及金、銀彩等多種[1]。

紅綠彩，在早期的陶瓷考古文獻中，一般都被稱為宋三彩或宋加彩，20世紀60年代，由陳萬里先生首次提出“宋瓷加彩”[2]。另外還因為紅綠彩在宋、金窯址中出土比較豐富，而以往的窯址調查中宋、金地層不分，因此白釉紅綠彩舊稱宋加彩[3]。由于紅綠彩主色為紅，故在日本稱“宋赤繪”[4]。

紅綠彩的發(fā)現(xiàn)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在新中國成立后，紅綠彩瓷器在陶瓷考古工作者所做的窯址調查中多有發(fā)現(xiàn)，經過幾十年的陶瓷窯址的調查和發(fā)掘，在河南、河北、山西、山東、江西等省都發(fā)現(xiàn)了出土紅綠彩瓷器（標本）的窯址。其中，以山西、河北地區(qū)出土的紅綠彩瓷器最具特點，兩地都在窯址發(fā)掘中找到了金代紅綠彩瓷器遺存的地層堆積，而且還都發(fā)現(xiàn)了一些紀年墓葬資料，為解決紅綠彩瓷器的創(chuàng)燒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已有學者經研究提出紅綠彩瓷創(chuàng)制的時代約為金代中后期[5]，這一觀點已經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

金代紅綠彩瓷器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得到確認后[6]，學術界對其進行了一些相關研究，著重探討紅綠彩產生的年代、產地、紅綠彩裝飾藝術特點等問題。首先對紅綠彩瓷器進行綜合研究的是秦大樹、馬忠理先生。1997年，秦大樹、馬忠理先生發(fā)表了《論紅綠彩瓷器》，主要從紅綠彩瓷器的特點、紅綠彩瓷器的品種、紅綠彩瓷器的產地與生產的時代、紅綠彩瓷器的源流及影響等四個方面對紅綠彩瓷器進行了綜合研究和論述，其中“紅綠彩瓷的產生年代為金代中后期”的觀點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7]。對山西地區(qū)出土的紅綠彩瓷器的研究主要是由孟耀虎先生所做。1999年，孟耀虎先生發(fā)表了《長治八義窯紅綠彩瓷器》一文，就山西地區(qū)八義窯出土的紅綠彩瓷器的類別和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8]。此后江建新先生發(fā)表了《中國早期釉上彩之研究（上篇）、（下篇）》，對紅綠彩瓷器的工藝進行了研究，提出金代“紅綠彩采用不透明而又醒目的紅彩描線，以透明而又相對淡雅的綠、黃二色填彩，即所謂'畫紅點綠（黃）’的裝飾手法。這是彩飾工藝上紅綠彩區(qū)別于其它彩瓷的一個顯著特征”[9]。2009年，《收藏》雜志還舉辦了“大紅大綠的紅綠彩瓷藝術專題”，刊發(fā)了數篇紅綠彩研究論文，其中包括對磁州窯、山西地區(qū)的紅綠彩的研究等[10]。為加強紅綠彩瓷器的學術研究，2010年1月，深圳博物館等單位在深圳還召開了“中國紅綠彩瓷器專題學術研討會”[11]。會議主要就以下5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研討：（一）紅綠彩瓷器與金代宗教、社會風俗的關系；（二）紅綠彩瓷器創(chuàng)燒與流行年代；（三）紅綠彩瓷器的裝飾、藝術特點及材料科技研究；（四）明清景德鎮(zhèn)窯、漳州窯紅綠彩瓷器；（五）各地收藏和近年出土的紅綠彩瓷器[12]。

縱觀紅綠彩瓷器的研究現(xiàn)狀，主要是就紅綠彩瓷器的工藝方面的施彩方法進行探討，而山西、河北地區(qū)的紅綠彩工藝是最具特色的，目前尚無兩地區(qū)出土紅綠彩瓷器的比較研究，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主要依據考古發(fā)掘資料，對山西、河北地區(qū)出土的紅綠彩瓷器進行對比研究，從而進一步探討山西、河北地區(qū)紅綠彩瓷器的工藝特點及其對后世釉上彩瓷器的影響，以期論證兩地區(qū)紅綠彩瓷器在中國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

紅綠彩的發(fā)現(xiàn)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早在20世紀30年代，葉麟趾先生就曾記述過河北有白釉紅綠彩瓷器，他在其《古今中外陶瓷匯編》一書中“宋朝瓷器”一章的“磁州窯”（磁縣彭城鎮(zhèn)）一節(jié)里就談到了紅綠彩：“尚有紅綠黃三種彩色者?！盵13]。這幾乎是關于河北地區(qū)窯址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最早的文獻記載，也是全國范圍內古窯址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的最早記載。新中國成立后，紅綠彩瓷器在陶瓷考古工作者所做的窯址調查中多有發(fā)現(xiàn)，經過幾十年的陶瓷窯址的調查和發(fā)掘，在河南、河北、山西、山東、江西等省都發(fā)現(xiàn)了出土紅綠彩瓷器的窯址。其中，以山西、河北的紅綠彩瓷器最具特色。此外，山西、河北地區(qū)還發(fā)現(xiàn)了出土紅綠彩瓷器的墓葬，尤其是紀年墓為考證紅綠彩的創(chuàng)燒時間提供了重要依據。為方便研究，現(xiàn)將兩地區(qū)出土紅綠彩情況敘述如下。

（一）山西地區(qū)

目前，在山西省境內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的遺存有窯址、墓葬和遺址。

1.

窯址

山西省境內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的窯址有：長治八義窯、東山窯、南泉莊窯，渾源青磁窯，臨汾龍祠窯和高平窯。

（1）山西地區(qū)生產紅綠彩瓷器最重要的窯址是長治縣八義窯。對八義窯的調查，始于20世紀50年代，陳萬里先生首先報道了八義窯出土紅綠彩的情況[14]。隨后《中國陶瓷史》也介紹了八義窯發(fā)現(xiàn)紅綠彩的情況?！吧轿靼肆x窯在窯址采集到了一些紅綠黃彩繪碗的標本，紋飾都畫在碗的里部，紋飾布局具有地區(qū)特色，以花卉為主，……”[15]。199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長治八義窯進行了詳細調查并對八義東山窯進行了試掘，出土了大量的紅彩、綠彩和紅綠彩瓷器。主要有碗、盤、缽、碟、器蓋，也有人物俑等。證明這個窯址以生產紅綠彩瓷為主。其紅綠彩裝飾有各種花卉、動物，最富有特色的是吉祥語的文字圖案[16]。

（2）南泉莊窯，僅聽說曾經發(fā)現(xiàn)過紅綠彩瓷器，見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報道[17]。

（3）渾源青磁窯，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過紅綠黃彩的瓷片，胎體較純凈，白胎泛黃，見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報道[18]。

（4）臨汾龍祠窯，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過紅綠彩瓷器標本，見于華石先生的報道[19]。

（5）臨汾高平窯，相傳發(fā)現(xiàn)過紅綠彩瓷器，見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報道[20]。

2.墓葬

（1）侯馬金“明昌七年”（1196年）墓出土紅綠彩繪碗一件[21]。

（2）侯馬市金墓M29出土碗一件，碗上有紅綠彩三色彩繪，內底紅彩書寫一“清”字[22]。

（3）臨汾市熱力公司M8出土紅綠彩碗一件[23]。

3.遺址

（1）長子縣碾張關村出土紅綠彩缽一件[24]。

（2）翼城縣郟莊村變電站一次出土六件紅綠彩童子俑[25]。

（3）榆次市貓兒嶺1954年出土一件紅綠彩折枝花卉紋盞，有學者認為其年代或為金—元時期[26]。

（4）太原市西南郊金勝村管道工程出土紅綠彩文字蓋缽一件，有學者認為其年代或為金—元時期[27]。

（二）河北地區(qū)

目前，在河北省境內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的遺存有窯址、窖藏和墓葬。

1.窯址

河北省境內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的窯址有：磁縣觀臺窯、觀兵臺窯，邯鄲峰峰礦區(qū)彭城窯、臨水窯，臨城賈村窯。

（1）磁縣觀臺窯，1958年進行第一次發(fā)掘時，出土有紅綠彩瓷器完整器，但是發(fā)掘報告中沒有報道[28]。只是在后來出版的《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里發(fā)表兩件，分別是坐佛和弟子立像各一件[29]。在1960至1961年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了紅綠彩瓷器[30]。1963年故宮博物院李輝柄先生的窯址調查中，出土紅綠彩小瓷人一件[31]。隨后，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陶瓷史》“磁州窯系諸窯”章節(jié)中，白釉釉上紅綠彩作為磁州窯的燒瓷品種而被報道出來[32]。1987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原邯鄲地區(qū)文物保管所聯(lián)合對觀臺窯址再次進行了發(fā)掘，在窯址地層和灰坑中都發(fā)現(xiàn)了紅綠彩瓷器，有器蓋、人物俑、佛像等[33]。

（2）磁縣觀兵臺窯，1987年4月，邯鄲文物保管所馬忠理，北京大學考古系秦大樹、姜林海、王獻本、陳彥堂等5人在發(fā)掘觀臺窯址時，調查了觀兵臺窯址，并報道了發(fā)現(xiàn)紅綠彩瓷器，無完整器出土，僅出土瓷俑殘件三片[34]。

（3）邯鄲峰峰礦區(qū)的彭城窯和臨水窯址，是古磁州境內滏陽河流域的一個制瓷中心，也是磁州窯中心地區(qū)的代表性窯場[35]。但是早期所做的調查工作不多，發(fā)表的相關報道也很有限，僅見于20世紀30至50年代初期的一些資料，如葉麟趾和陳萬里先生對彭城窯的調查[36]和日本學者小山富士夫的調查[37]。關于彭城窯和臨水窯生產紅綠彩瓷器的報道，見于劉志國先生的研究[38]。

（4）臨城賈村窯，葉喆民先生在臨城賈村窯還找見有“金加彩”殘片[39]。

2.窖藏

除了上述窯址外，在河北還發(fā)現(xiàn)有一處紅綠彩瓷器窖藏。

1972年，在邯鄲市峰峰礦區(qū)汽車一隊修建人防工程時發(fā)現(xiàn)了紅綠彩瓷片，經過清理收集，拼對出五尊佛像，推測此處是一處窖藏，只是這批資料直到1997年才報道出來[40]。

3.墓葬

河北邯鄲“泰和二年”（1202年）崔仙奴墓，墓中出土了紅綠彩瓷俑五件，均為童子俑。兩件是坐在鼓上的坐俑，兩件是站在臺子上的立俑，還有一件是仰臥俑，形體最大長達33厘米，伴出一方磚墓志[41]。

二

紅綠彩瓷是在高溫燒成的白瓷上以紅、綠、黃等低溫顏料彩繪，再進行第二次低溫燒彩而形成的釉上彩瓷?？脊刨Y料顯示，山西、河北地區(qū)出土的紅綠彩瓷器各具特色。

從胎釉上看，山西地區(qū)的紅綠彩瓷器，在施釉前全部掛以白色化妝土，胎色以土黃色為主，灰色胎次之，還有少量黃灰色胎，釉色是白中泛黃。河北地區(qū)的紅綠彩瓷器，也是在施釉前全部掛以白色化妝土，墓葬和窖藏出土的瓷塑和佛像，其胎色以白黃色（白胎微泛黃色）為主，白釉光潤潔凈；窯址出土標本其胎色以黃灰色為主，還有少量棕色（棕灰、棕褐、棕黑），白釉多泛灰者，也有泛黃者，還有直白色者和卵白色者，多半木光。

從彩色上看，山西、河北的紅綠彩瓷器都有紅、綠、黃、黑四種色彩。山西地區(qū)的紅、綠、黃、黑彩中，以紅、綠二彩最常見，紅彩可分兩類：一類不脫落。一類極易脫落。綠、黃、黑彩則不脫落。可能是繪畫時彩料的濃淡或燒成溫度的不同，紅綠彩呈現(xiàn)多種不同的色階[42]。河北地區(qū)的紅、綠、黃、黑彩中，也以紅、綠二彩最常見，常與黑彩搭配使用。紅彩一般呈朱紅色，若烤花的溫度較低，則色調深而暗，若溫度較高，則色調鮮亮并較淺。綠彩亦分兩種，正燒的為淺色的翠綠色，烤花溫度若較低，則呈暗色的墨綠色[43]。

從彩繪及題材上看，山西地區(qū)的碗類裝飾中黃彩僅用于花葉的葉頭和邊飾上點彩；在俑類器物上，黃彩又作為主要色彩與紅、綠、黑一起使用。在繪畫風格上，線條流暢，采用工筆兼寫意或沒骨法，濃翠紅艷，獨呈異彩。畫面布局多用邊線，采用折枝花草、禽鳥、開光、文字和兩面夾彩技法[44]。紋飾題材以折枝花草、禽鳥為主，花卉多牡丹、菊花、蓮花、桃果紋，禽鳥有麻雀、鸚鵡，還有魚紋（圖二）；文字裝飾也是山西地區(qū)具有特點的題材之一。河北地區(qū)出土的器皿較少，窯址出土的器蓋，紅彩做邊飾，其上點黃彩；而在瓷塑人物俑和佛像上，多以紅綠黃黑彩裝飾衣物、頭發(fā)、面部口唇、鞋襪等。其中，人物俑上的發(fā)、眉、眼使用黑彩，唇用紅彩；所穿綽子的邊袖等，多施以紅綠彩,具有“畫紅點綠”的特點。佛像的裝飾上，采用白描和勾畫的手法，一般多是黃、紅、綠、黑彩交替使用，紋飾圖案精美富麗。

從出土的紅綠彩瓷器的形制上看，山西地區(qū)多生活用品和瓷塑制品，目前尚無發(fā)現(xiàn)佛像的報道；生活用品常見有碗、盤、缽、碟、器蓋等（圖三），瓷塑有女俑、女坐俑、仕女俑等人物俑；也有小型童子俑，高度在4.3~4.8厘米之間，似玩具。河北地區(qū)多人物俑和佛像（圖四），較少生活用品發(fā)現(xiàn)。人物俑有仕女、文官、童子俑等；佛像有坐佛、佛弟子立像等，其形象包括如來佛像、釋迦佛像、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天王像等。屬于生活用品的僅在觀臺窯址發(fā)掘中出土了器蓋一種。以下僅就俑類器物形制特點進行比較。

山西地區(qū)紅綠彩俑類目前見于窯址和遺址。窯址出土的俑類有女俑、女坐俑、仕女俑等。其中，女俑兩件。一件女俑梳垂雙鬟，服綠色左衽襦或綽子，衣領以紅線畫邊，內填黃彩；另一女俑服翟衣，抹胸，裹肚，蔽膝，霞帔。黃衣紅裳，抹胸用綠帶和紅底白“S”曲帶紋表示，黑色裹肚，綠色大帶，綠色蔽膝，霞帔為紅彩描邊，內填白和綠，衣服白色，紅線描邊。釉下施白色化妝土，紅、綠、黃、黑、白呈色穩(wěn)定，光澤鮮亮。女坐俑，坐于墩上，右臂上有黃彩。仕女俑，包髻。發(fā)、眉和眼用黑彩繪出，包髻大部為紅彩繪出，兩側為綠彩，紅彩點朱唇，衣服為紅邊黃彩[45]。1993年在翼城縣郟莊村變電站出土六件紅綠彩童子俑。高4.3~4.8厘米。均為小孩童，或髡發(fā)，或戴帽。衣著或對襟或左衽。雙手抱于腹部。淺土黃色胎，胎質稍粗。僅前半部分施白釉，黑彩勾眼、頭發(fā)，紅彩繪衣襟，點綠彩裝飾[46]。這組童子俑，體形很小，制作簡單，略顯粗陋，分析其應該是玩具類制品（圖五，1）。

河北地區(qū)紅綠彩俑類目前見于窯址和墓葬。窯址出土的俑類主要是仕女和文官。其中，仕女包括紈扇仕女、雙髻仕女和長辮仕女。紈扇仕女，坐于鼓凳上，右腿盤起，左腿下垂，手執(zhí)紈扇，上著對襟窄袖綽子，下著長裙，下垂近地，尖靴。綽子一般著紅彩，襟邊著綠彩，長裙不施彩，紈扇、靴底和鼓凳上黑彩。雙髻仕女，殘存頭部，發(fā)、眉、眼施黑彩，髻和唇施紅彩，著紅邊綠衫或著左衽紅邊綠衫。長辮仕女，僅存頭后部，兩條長辮下垂，著紅領綠衫，發(fā)為黑釉，領暗紅色，淺綠色衫，無光澤。文官，僅存頭部殘片，方臉、劍眉、丹鳳眼、長髯。僅唇部紅彩，余均為黑彩[47]。

1989年5月，在邯鄲峰峰礦區(qū)農電局東側基建工地發(fā)現(xiàn)一座墓葬（編號FM1），出土紅綠彩瓷俑五件，伴出一方磚墓志。瓷俑均為童子俑。其中，兩女童，或坐在或騎在白釉黑彩三環(huán)紋鼓凳上，通高15.5~16厘米。頭上分別留發(fā)三片和五片，梳成小髻，扎紅頭繩，坐鼓俑頭頂無發(fā)處施黃彩，騎鼓俑頭頂無發(fā)處施淡翠綠色彩，眉眼部都施黑彩，朱唇小口；坐鼓俑身著左衽交領窄袖衫，施紅彩，后身紅彩鮮亮，前身紅彩有所剝落，襟部飾綠邊，有褐綠和黑色，腰懸綠彩佩飾。白釉褲，黑彩矮幫鞋。左腿盤起，右腿自然下垂，安坐于鼓凳上；騎鼓俑身著白色圓領窄袖衫，領口及袖口施黃彩，外套短褙子，前身腰圍短裙，正中有紅彩寬帶，將翠綠色短裙分為兩片，左片呈翠綠色，右片黃綠色，后身施紅彩。雙手合十置于胸前，下身著褲，褲口飾紅邊，綠襪黑鞋，騎坐于鼓凳上。兩男童，均站立于白釉黑彩雙環(huán)紋圓臺上，其一通高16厘米，頭上留發(fā)三片，梳成小髻，扎紅頭繩。頭頂無發(fā)處施黃彩。側視。著交領窄袖衫，左衽，施紅彩。腰圍抱肚，綠彩黑邊。下身著褲，白釉紅邊。足蹬尖頭靴，施黑彩。懷抱一只白釉黑點小花狗，站立于圓臺之上。另一個通高16.5厘米，頭頂髡發(fā)，施黃彩；眉眼施黑彩，口唇紅彩，身著直領窄袖半長綽子，紅彩綠邊；內著白色紅邊交領衫，左衽。腰束綠彩紅黑邊抱肚，在綠彩之下，先施過黃彩。下身著褲，黑鞋。左臂腋下挾持一黃彩黑口的長方盒，右臂自然下垂，站立于圓臺之上。

還有一男嬰，呈仰臥狀，形體最大，長達33厘米。頭頂留“鵓角”，系紅頭繩。頸佩金黃色如意形項飾，上身著窄袖直領短綽子，黃地飾紅色圈點團花，袖和襟為紅色，加繪成對的黃色飛鳥數組。右手握拳，左手置于腹部。背部有褐色帶一條。前身可見在腰腹部系黃、褐、綠色三條寬帶，在腹前結成蝴蝶結。從臀部順腿束紅彩帶一條，在膝下結成蝴蝶結，雙腿上曲。白釉呈乳白色，光潤潔凈，在不同部位著紅、綠、黃、褐彩，紅彩鮮艷，綠彩則暗淡呈褐綠色，黃彩為河北臨水窯特有的明黃色[48]。這組童子俑，高度一般在15.5~16.5厘米，僅一件最長的33厘米。出土于墓葬之中，分析其應該是隨葬用的明器類制品（圖五，2、3）。從制作方法上看，山西、河北兩地紅綠彩俑類都是采用模制方法制作而成的。

從紅綠彩工藝上看，山西地區(qū)的施彩工藝特點，孟耀虎先生曾針對山西八義窯紅綠彩瓷器做過總結。從施彩方法上分為四類：第一類，在素白瓷上，僅以紅綠二彩勾畫各種紋飾；第二類，在素白瓷器上，以紅綠黃三彩勾畫各種紋飾；第三類，在燒好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再加填紅綠黃彩或其中某一種單彩；第四類，在素白瓷上施釉上低溫單彩[49]。河北地區(qū)的施彩工藝特點主要有兩種：第一種，在素面白釉瓷器上，以紅綠彩勾畫各種紋飾，一般使用紅綠黃三色，也有僅使用紅綠雙色的；第二種，在燒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紅、綠、黃彩。仔細分析山西地區(qū)的施彩方法，不難看出，第一、二、四類，都是在素白瓷器上，用紅、綠、黃彩勾畫各種紋飾，三者所不同的是，有使用紅、綠二彩的，有使用紅、綠、黃彩的，也有僅使用一種單彩的。因此，這三類實際是可以合并為一類，即在素燒的白釉瓷器上，以紅綠黃彩勾畫各種紋飾，一般使用紅綠黃三色，也有使用紅綠兩色，或者僅使用一種色彩的。如此看來，山西、河北兩地的紅綠彩，從工藝上（主要是從施彩方法上）看，其施彩方法是一致的，主要是兩大類：一類是在素燒的白釉瓷器上，以紅、綠、黃彩勾畫各種紋飾；一類是在燒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紅、綠、黃彩。

從燒制紅綠彩瓷器的時間上看，山西地區(qū)燒制的時間，據試掘報告的研究，“1996年八義東山窯試掘所獲得器物其燒造時代應為金代晚期，時間應在1190—1210年的20年間”[50]。報告者還提出“八義窯出土的紅綠彩瓷器，已經是一種較成熟的彩瓷，在它的早期可能還有一個創(chuàng)燒發(fā)展的過程”[51]。河北地區(qū)的燒制時間，觀臺磁州窯出土紅綠彩瓷器的第三期，其具體時代可以定在金代中后期[52]。由此，我們或可認為，磁州窯燒制紅綠彩的時間略早于八義窯。

從窯址出土紅綠彩瓷器的數量上看，山西長治八義窯在試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紅綠彩瓷器，為此，試掘報告提出“紅綠彩瓷器在山西長治八義一帶是大量生產的”[53]。而在河北，已發(fā)掘過的觀臺磁州窯窯址，出土紅綠彩瓷器的數量很少，僅十幾件（片）標本，發(fā)掘者也認為在“本次發(fā)掘中這類器物（紅綠彩瓷器）的發(fā)現(xiàn)并不突出，數量較少”[54]。由此說明，山西、河北兩地區(qū)窯址出土紅綠彩瓷器在數量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總體上講，山西地區(qū)是以紋飾豐富和產量眾多為特色，河北地區(qū)則是以鮮艷、豐富的加彩為特點。

三

景德鎮(zhèn)在元明時期成為全國燒瓷中心，也就是大家所說的瓷都。其窯工中應該有不少是為了躲避北方戰(zhàn)亂而來到景德鎮(zhèn)的北方窯場的窯工們。在今天的山西長治八義一帶，至今還有不少關于當年陶瓷藝人逃往景德鎮(zhèn)的傳說。其中，八義窯給金代皇帝燒龍床一事廣為流傳，比較具有代表性。原意為：官府下令八義窯給金皇室燒造龍床，窯主覺得按官府要求只燒一件不賺錢，于是就私下偷偷地制作了三件，此事很快被官府得知，窯主因此而逃往景德鎮(zhèn)[55]。

景德鎮(zhèn)元代開始燒制紅綠彩瓷器，景德鎮(zhèn)的紅綠彩瓷器也稱五彩，其彩一般多施于青白瓷之上，也有施加于樞府瓷之上的，也有施加于普通白瓷之上的[56]。1980至1981年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清理元代的作坊遺址時，發(fā)現(xiàn)有紅、綠彩繪的折枝菊紋殘片；1981年在景德鎮(zhèn)落馬橋元代后期灰坑出土兩塊紅綠彩瓷片：一為礬紅繪蓮紋碗殘片，其蓮紋花頭的繪法有元青花的意味；一為紅綠彩菊紋碗殘片，其采用礬紅描線、綠彩繪葉之手法與磁州窯（包括八義窯）“畫紅點綠”的手法一致[57]。這些與磁州窯（包括八義窯）風格相似的標本，或可說明景德鎮(zhèn)元代紅綠彩是效仿磁州窯（包括八義窯）紅綠彩而產生的。1994年以來，在景德鎮(zhèn)市區(qū)的珠山中渡口、落馬橋、曾家弄等基建工地的元代官窯遺址地層中也出土了紅綠彩的瓷片標本，其風格與同出的元青花相同[58]，這也表明景德鎮(zhèn)紅綠彩瓷器產生的時間大體與元青花的燒制時間相一致。由此可知，景德鎮(zhèn)元代釉上彩是在磁州窯、八義窯等北方窯址燒制的第一類紅綠彩瓷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而磁州窯、八義窯紅綠彩中的第二類，即在燒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紅、綠、黃彩的施彩方法，應該可以認定為是景德鎮(zhèn)斗彩工藝的濫觴。1985年西藏薩迦寺發(fā)現(xiàn)的兩件宣德款青花五彩蓮池鴛鴦紋碗，是目前公認的景德鎮(zhèn)斗彩工藝的源頭。此碗主要是在碗外壁主題紋飾——蓮池鴛鴦紋上采用了斗彩工藝，其中，雄鴛鴦頂毛用深褐色、淺綠色彩描繪，頸部用深紅點繪羽毛，再覆以紅彩，并用紅彩勾喙，眼睛和雙翅用青花描繪[59]。雄鴛鴦扇形飛羽的釉下勾邊釉上填彩的裝飾方法就是斗彩工藝中的“填彩”，這種填彩工藝在磁州窯紅綠彩裝飾中已經被開創(chuàng)并得到了發(fā)展；景德鎮(zhèn)珠山出土的明宣德款青花五彩蓮池鴛鴦紋盤[60]，和前述薩迦寺宣德款青花五彩蓮池鴛鴦紋碗，紋飾題材相同，采用的裝飾手法也一樣，都具有斗彩工藝特點。這些都表明景德鎮(zhèn)在明代宣德時期就已經學習磁州窯（包括八義窯）在燒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紅、綠、黃彩的施彩方法，在釉下青花瓷器上加飾紅綠彩。河北、山西地區(qū)金代創(chuàng)燒的紅綠彩瓷器，不僅開創(chuàng)了在瓷器釉面上彩繪的新方法，為瓷器裝飾打開了一個新局面；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其中尤其是對景德鎮(zhèn)釉上彩瓷器的產生和發(fā)展有著極其深遠的重大影響，它不僅是景德鎮(zhèn)釉上五彩瓷器的前身，更是斗彩瓷器的淵源。因此，山西、河北地區(qū)的金代紅綠彩瓷器，在中國古代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視。

本文僅就山西、河北地區(qū)出土的紅綠彩瓷器進行了對比研究，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只是一個初步的比較。在比較山西、河北兩地紅綠彩窯址時，還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山西長治八義窯僅在試掘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紅綠彩瓷器，而河北觀臺磁州窯的發(fā)掘中，紅綠彩瓷器的出土是很少量的。關于這一點，已經引起了有關學者的注意，山西的孟耀虎先生在其《長治八義窯紅綠彩瓷》一文中就討論過。但是他只是依此認為，“從長治八義東山窯的大量遺物看，'紅綠彩器是宋瓷中比較珍貴的品種’的說法，似乎已值得重新思考”；并且孟耀虎先生進一步提出，“可以認為，其它地區(qū)的紅綠彩瓷器的燒造是少量的；或者是大量的，只是未找到廢品堆積區(qū)；也可看作是大量燒造”[61]。其實對此現(xiàn)象還有一種解釋，更值得我們進一步的關注，那就是望野先生的觀點。望野先生依據近年來，在包括山西太原、長治、高平、晉城、侯馬，河北邯鄲、邢臺、大名、館陶、清河、滄州、黃驊等城市在內的舊城改造、道路建設、渠壩施工的工地，多有紅綠彩瓷器標本發(fā)現(xiàn)的情況，提出，紅綠彩瓷器的低溫釉上彩多是在窯址以外的地方燒制的[62]。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窯址發(fā)掘中，紅綠彩瓷器出土量很少的原因了。在此我們也相信，隨著更多的科學考古發(fā)掘工作的開展，窯址出土紅綠彩瓷器多少不一的現(xiàn)象最終會有個更加合理的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