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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像 廖平以禮制分今古，認為經(jīng)學的今古之爭的根本在于禮制不同。其說曰：“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今古學考》）也就是說，古學今學，制度有異，義理無別。這是廖平最大的學術貢獻。
然而，廖平之學雖然立足于儒，極尊孔子，但思想糊涂混雜，觀點錯誤甚多，至廣大而極混沌，堪稱儒門第一大大雜家。廖平在尊孔尊儒的同時，高度肯定墨學和諸子百家，喻儒學為日常飲食，喻諸子百家為治病之藥。他說：“即如墨子，世所稱偏駁者，亦如硝磺桂附之有毒，考其《魯問篇》，自言擇術而從，世主好戰(zhàn)黷武，吾則與之言兼愛；好歌舞聲樂奢侈，吾則與之言非樂尚儉；祭祀不誠，怠惰自安，吾則與之言明鬼非命；私心太重，吾則與之言尚同云云。就墨子而言，其宗旨各條，皆為救弊而設，因病立方，藥必精良，唯恐其毒之不厚。推之儒與名、法、縱橫、小說、農(nóng)家，同為藥物，茍非病人，則以飲食自為調(diào)養(yǎng)。不幸而有疾，則不能不求之藥室。六藝之外所以別有九流，亦如飲食之外，別有藥物?！保ā洞笸瑢W說》）楊墨之學和異端邪說的錯誤流弊，辟邪說的重要性，孟子論之甚透，廖平卻與孟子對著干。上面這段話犯了三大不明。其一、不明儒墨兩家道不同術亦不同。儒家無論怎樣擇術而從，都不會言兼愛、非樂尚儉、明鬼非命、尚同等等墨家之術。儒家言愛言儉言鬼言同，自有中道特色，與墨家道不同。至于非樂非命，更非儒家思想。其二、不明主體文化和文化市場有別。文化市場應該多元化，兼容并包，各種思想文化體系并行不悖；主體文化即意識形態(tài)、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必須一元化，精益求精，精義入神。儒家在政治上對于墨家和百家的人物勢力，不妨有所尊重、包容和藥用，但對于它們的思想理論，則必須明辨洞察，不受絲毫雜染。其三、不明道心惟微，必須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君子之道至廣大而盡精微，至廣大可不是把諸子百家都混雜進來，盡精微，包括理義的精妙細微和明辨功夫的精深，繭絲牛毛辨析精微。儒家在“用”的層面，從善如流，海納百川；在“體”上，在道德和政治之立場、原則和標準上，則不容絲毫動搖、隨順和茍且。儒家應該因病立方，必要時不妨利用毒藥治病救人，比喻很好，但最好的比喻都是有限的。面對各種時代問題和社會弊病，儒家開出來的只能是、必須是仁本主義藥方，不應該也不需要利用諸子百家異端外道的藥方和藥。對于廖平的學術思想，劉耀《經(jīng)術與諸子：廖平、蒙文通的經(jīng)史傳承與民國學術》一文有很好的總結(jié)。茲摘其介紹、總結(jié)廖平思想的一段話予以剖析批判。劉耀說：“他的“大小”之說乃是將中國的各種學說都納入到經(jīng)學的體系之中，他認為墨家原屬于儒，“《論語》有'從先進’之說，《中庸》則云'從周’，二者相反，不知從周則為從儒，先進則為墨”，并以《莊子·天下篇》為例，指出“致莊子以六藝為道，諸子為方術，諸子在六藝后，九流出于四科，諸子為六藝之支流，固一定之制也”，因此他認為六藝并非“全屬儒家之私書”，諸子有別于儒，乃是后世的誤解?！?/span>在他看來，“如說天之宣夜、大地浮沉、三萬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疆宇、大九州名目，凡《山海經(jīng)》、《天文、地形訓》、《列》《莊》之所稱述”，雖然都不是儒家經(jīng)典中的記載，但卻都是“孔子于兩千年以前，預知百世以后之世運，而為之制作?！保ā端拇◣煼洞髮W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5期）廖平的膽子也太大了。以孔子為中心，以六經(jīng)為綱領，將墨家劃歸于儒，將九流、諸子和先秦諸子典籍統(tǒng)統(tǒng)劃歸于儒，將所有傳統(tǒng)文化一網(wǎng)打盡打入儒學的范疇。以孔子為中心、以六經(jīng)為綱領當然不錯，但孔子與諸子、儒家與百家的立場觀點方法，大有區(qū)別。雖不妨近似類似之處，更充滿矛盾沖突，很多矛盾具有不可調(diào)和性，怎么能夠混為一談、合成一家呢。馬一浮先生有“六藝統(tǒng)攝中土西來一切學術”的命題，其中之一是“諸子百家皆源出于六藝”，這個觀點可以成立。但是，“諸子源出于儒”并不意味著“諸子無別于儒”。“諸子有別于儒”并非“后世的誤解”。另外，將《論語》“從先進”的先進看成墨家，將《中庸》“從周”說成從儒，顯然是自以為是的曲解。馬一俘 廖平弟子李源澄論廖平說：“廖師精卓宏深，才實天縱，惟為時代所限，囿于舊聞，故不免尊孔過甚，千溪百壑皆欲納之孔氏”云。恰恰相反，將諸子百家、諸教九流納入儒學，混淆了孔子與諸子、儒學與他學之間的界限，夷孔子為諸子，夷儒家為百家，雖欲尊之，實乃貶低。 廖平以禮制分今古，很正確，但將今古學分為大統(tǒng)小統(tǒng)，以今文學為小統(tǒng)，以古文學為大統(tǒng)，則過猶不及了。孟曉路同道說：“廖先生通過大統(tǒng)小統(tǒng)說，把今古統(tǒng)一起來了。今文學是小統(tǒng)，以春秋和王制為主，是治中國的學問；古文學是大統(tǒng)，以周禮和尚書為主，是治全球天下的學問。這兩個學問合起來，治中國有制度，治全球天下也有制度，這正是孔子規(guī)劃未來的經(jīng)學全體。孔子之后的這兩千年，中國沒有能力治理全球天下，所以就退而求其次，用春秋中的制度來治中國。故在這兩千年當中，春秋作為經(jīng)學的主流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正合孔子的本意。但是到了現(xiàn)在，這個階段要過去了，那么春秋就要退出了，以后要用周禮來治全球的天下。孔子為我們規(guī)劃得很遠很遠，未來一千年的制度也已經(jīng)規(guī)劃好了?！保蠒月贰栋茁苟磿褐v道統(tǒng)》）東海曰，春秋和尚書都是植根中道的王道經(jīng)典，所依據(jù)的時代背景、所陳述的制度規(guī)范有所不同，故王制和周禮因之而異，但所闡發(fā)的政治原則和制度精神完全一致，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以周禮和尚書為主古文學，既適合治全球也適合治中國；以春秋和王制為主的今文學，既可以治中國也可以治全球。春秋大義與尚書原則、周禮精神一樣具有至高無上的時空普適性，永遠不會過時。“以后要用周禮來治全球的天下”之說大不妥。顧名思義，周禮是周朝的禮樂制度，只適合周朝的家天下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其精神萬古不易，但作為具體制度規(guī)范并不適合現(xiàn)代和未來。新王道之下應有新禮制，新禮制應該全面廣泛地吸收上古禪讓制、傳統(tǒng)君主制、西方民主制而超越之。 廖平之學前后凡六變。前三變的共同點是講今古之學，一變平分今古，二變尊今抑古，三變張大古學。一變、二變頗有可觀。后三變的共同點則是講天人之學。
廖平認為人學講六合以內(nèi)事，以《尚書》、《春秋》二經(jīng)為主；天學講六合之外事，以《詩》、《易》二經(jīng)為主。前人說他愈變愈離奇，東海說他愈變愈離譜，更加大雜燴了。他自以為將儒學分為天學人學是陽春白雪，有“吾道甚孤”之嘆。殊不知，如此天人二分，機械僵化，牽強附會。六經(jīng)各有側(cè)重，《尚書》、《春秋》側(cè)重于人道和政治；《詩》、《易》側(cè)重于天道和道德，然天人不二，政道不二，沒有天學人學之別也。“使孔子言人不言天，則王霸之制既已詳于《春秋》，皇帝之制既已詳于《尚書》，六合以內(nèi)包括無遺。僅作《尚書》、《春秋》，已無余事，《詩》、《樂》及《易》雖不作可也?？剂囈蕴烊朔?，各占其半，人學之中，既分皇、帝、王、霸四等，則天學亦必相同?！保ā短烊苏摗罚?/span>“王霸之制既已詳于《春秋》”有誤。儒家政治上對于霸道不無尊重，但儒家王學不雜霸道之學，《春秋》之制不眨霸道之制?！叭藢W之中，既分皇、帝、王、霸四等”亦誤。儒家政治學只分皇、帝、王三等，無霸。分而言之是三，合而言之為一，皇道帝道即王道。至于雜取佛道及醫(yī)經(jīng)刑法諸家，更是背離中道遠甚。章太炎說：“君之學凡六變，其后三變雜取梵書及醫(yī)經(jīng)、刑法諸家，往往出儒術外。”（《廖平墓志銘》）章太炎學術駁雜，然此言甚是。廖平在《經(jīng)話》中提出學經(jīng)之戒，戒支離衍說，游蕩無根，戒不守古訓，師心自用，戒違背傳注，好作新解等等。說得不錯，可他自己就犯了上述戒條。《中國歷代大儒》在介紹廖平時稱之為“經(jīng)學畸人”，這個畸字用得形象，然不如稱為儒門雜家更為中肯。古來儒門雜家很多，蘇軾、王安石、孔明堪稱儒門三大雜家，但論思想之廣博混雜程度，皆難望廖平之塵也。儒門第一大雜家，廖平當之無愧。注意，給予廖平儒門雜家的定位，如理如實，實事求是，既有批評，也有肯定。蓋雜家有多種，包括佛門雜家、道門雜家和一般雜家（無立場雜家）。儒門雜家固然遜色于醇儒，卻是所有雜家中最優(yōu)秀者。注：本文所引廖平先生的文字，皆出自《中國近代思想界文庫-廖平卷》一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第1版。 我們意在文化傳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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