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元孫撰，顏真卿書。唐大暦九年（七七四年）正月刻。原石在浙江湖州。久佚。重刻本有三：唐開成四年（八三九年）楊漢公重刻本；南宋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年）成都句詠重刻于潼川；南宋寶祐五年（一二五七年）衡陽陳蘭孫重刻本。僅句詠重刻之石傳于世。正書。石下截斷缺。宋歐陽修《集古錄》謂：“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致可法，尤宜愛惜?！秉S伯思《東觀余論》評此書：“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乃盡魯公筆意也?！?/span>

傳世拓本以唐翰棣舊藏剪裱冊為最。全碑僅平聲末、上聲首缺損六字，后句詠跋五百四十九字全未損。尚有二行小字“左遂王紹文同宗王材刻”。錫山沈旭庭題為宋拓本。

書傳是柳公權(quán)所書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人在浙江紹興蘭亭集會時與會者所賦的37首詩及詩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絳絹本，烏絲欄，行書。宋《宣和書譜》中著錄，明代曾刻入《戲鴻堂帖》，后入清乾隆內(nèi)府，為《蘭亭八柱帖》之第四柱。

本幅無款印。卷前引首清乾隆皇帝行書題“筆諫遺型”，題簽“蘭亭八柱第四”，題記一段。又有瘦金體題簽“唐柳公權(quán)書群賢詩”。 卷后有宋邢天寵、楊希甫、習(xí)之、蔡襄（后添）、李處益、孫大年、王易、黃伯思（偽）、宋適，金王萬慶，明王世貞（兩段）、莫是龍、文嘉、張鳳翼，清王鴻緒等題跋和觀款。鑒藏印有宋“御書”、“雙龍”、“宣和”、“政和”、“內(nèi)府圖書”、“奉華寶藏”、“內(nèi)府書印”、“睿思東閣”（以上均偽），以及宋“紹興”，元“喬簣成氏”、“柯九思”（均墨?。魍跏镭?，清高士奇、王鴻緒、乾隆內(nèi)府諸印。

詩后的題跋有的是真跡，有的是偽作。明以后的題跋都是原有的，明以前的題跋除蔡襄、黃伯思外都是真跡，但全是后配，與本卷無關(guān)。

卷后之宋代黃伯思尾題（偽）中云“傳柳書”，細(xì)觀之，個別字的用筆明顯不是出自柳書，如：孫統(tǒng)四言詩中的“?！弊?、庾友四言詩中的“則”字、王渙之四言詩中的“足”字等末筆寫的非常丑怪，字的結(jié)體亦多不沉穩(wěn)，較浮躁，與柳氏所書王獻(xiàn)之《送梨帖》后之題跋墨跡對比不但筆法不類，連結(jié)體也無絲毫相同之處。從詩文看，頗有不通處，如：把孫綽四言詩“懷彼伐木”誤書為“懷彼代水”，把謝安四言詩“伊昔夫子”誤書為“伊昔先子”?！胺ツ尽笔恰对娊?jīng)》中語，“夫子”是指孔丘，說明書寫者是一位文墨不夠精通之人。無論從藝術(shù)特征還是藝術(shù)水平來分析，該卷決非柳公權(quán)之筆。

此卷也并非晚至宋代的抄本。從所錄37首詩中可看出，個別用字不避宋諱，如謝安詩中“契慈玄執(zhí)，寄教林丘”的“玄”字、王肅之詩中“嘉會欣時游，豁朗暢心神”的“朗”字等都沒有避北宋始祖皇帝趙玄朗之諱。從書法的主體風(fēng)格看，推測應(yīng)寫于唐代，與杜牧墨跡《張好好詩卷》大略相近，并且是信筆直書，不是臨仿得來。作為唐抄古本，此卷與敦煌遺書中《文選·陸機短歌行等殘卷》（伯2554）、《玉臺新詠卷第二殘卷》（伯2503）有同樣的文學(xué)價值，不獨書法耳。

宋《寶章待訪錄》，明《東圖玄覽》、《清河書畫舫》、《清河見聞表》，清《珊瑚網(wǎng)書憑》、 《式古堂書畫匯考》、《大觀錄》、《石渠寶笈·續(xù)編》、《石渠隨筆》著錄。

此帖筆力遒逸，郁勃頓挫；結(jié)字意態(tài)爛漫，每于險中生態(tài)；而枯潤纖秾掩映相發(fā)，干筆、濕墨多韻趣。鋒勁處如劍光凜冽，游絲細(xì)筆亦似鐵鑄鋼澆，中間雜以小楷，“似無意發(fā)之，絕得晉人心印”。王世貞說：“驟見之恍然若未識，久看愈妙”，“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筆，而久之則俗者入眼作嫵矣?！?/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