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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論集是根據我歷年翻譯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論文編選的，十七篇文章大致按內容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宏觀論述，第二組是有關詩歌史或詩人研究的專論，第三組是關于詩歌意象和語詞的具體分析。戶崎哲彥《唐代的禘袷論爭及其意義》一文，主題與文學無關，但其中探討的禘袷論爭卻與中唐文學關系密切，貞元、元和間不少著名文士都介入了這場影響到中唐政治和文化史進程的禮制之爭，其背后的思想史意義與市川桃子論文所提出的問題，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lián)，至今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十七篇論文的作者，既有已故的前輩大師，也有活躍于當今學界的中年才俊。除斯波六郎和赤塚忠兩位前輩外，都是我熟悉的師長和朋友，翻譯這些論文成為我向他們學習，熟悉他們的研究，進而了解日本學術的一個過程。
正像我們經常能感覺到的那樣，中國學者對日本漢學的議論往往流露出一種偏見，認為日本學者的論文選題狹小，行文饾饤，注重資料薈集而疏于思理分析。這顯然是對日本漢學了解太少的緣故。即由本集所收的論文也可以看出，日本學者的研究其實是風格各異，方法多樣的。既有斯波六郎《中國文學里的融合性》這樣的宏觀大論，也有松浦友久《作為詩語的“怨”與“恨”》那樣的精微辨析；川合康三《游戲的文學》是長于思理的典型，而高橋良行《劉長卿集傳本考》和《日本現(xiàn)存劉長卿集解題》雖立足于日本漢學重視文獻研究的實證學風，卻也透露出接受美學和比較文學的理論眼光。這些論文，無論其選題立論之旨如何，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論不虛發(fā)，絕無人云亦云、了無新意的陳辭濫調。這是嚴肅的學術精神加嚴格的學術訓練的結果，也是學術價值和學術水準的保證。讀完這些論文，多少必有收獲。如果我們中國學者也能像這樣寫論文，是絕不可能產生如此繁多的“成果”，更不會鬧出李清照研究論文多達千余篇，每年還在以上百篇的數(shù)量增長的笑話的! 眾所周知，研究課題的具體和細化，是學術成熟和深入的標志。日本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雖不如我們多，但他們的著作因為用功專精和細致，常達到令人佩服的深度。本集所收的論文大多發(fā)表于十多年乃至三十多年前，那時國內的研究還處在復蘇、起步的階段。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做大歷詩研究時，國內除了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等少數(shù)幾部論著外，幾乎沒什么可參考的文獻，而日本卻有不少值得重視的論文。像市原亨吉對中唐詩僧的論述，河內昭圓對權德輿、釋靈一、靈澈的研究，鹽見邦彥對大歷十才子與謝朓關系的研究，都是僅有的先行成果。赤井益久的中唐詩論文(2004年結集為《中唐詩壇研究》出版)，所探討的問題也早于中國學者許多年。他們的成果至今還很少被中國學者的著作所吸收，這是很可惜，也是讓我們很慚愧的。1992年我的博士論文《大歷詩風》出版時，赤井教授的書評不無驚訝地提到我參考了不少日本學者的論著。的確，我的基本想法除了受到先師程千帆先生及傅璇琮、羅宗強、趙昌平、葛曉音等先生的啟發(fā)，也獲益于上述日本學者的著作。比如“時代的偶像”一節(jié)，就是受鹽見邦彥《大歷十才子與謝朓》一文啟迪。后來撰寫《大歷詩人研究》，對劉長卿詩歌意象雷同的分析，又受益于高橋良行《論劉長卿詩的表現(xiàn)》一文。雖然這些論文我并沒有翻譯，但在閱讀和翻譯其它論文中，我逐漸理解了日本學者的工作，也愈益激發(fā)起對日本漢學成就的尊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彪m然我們不免將日本漢學視為可資借鑒的利器，但許多日本學者，尤其是老一輩的漢學家是像歐洲學者研究希臘、羅馬文化那樣，懷著一種親切的眷戀來研究中國文化的。這使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歷來都投入最大的熱情(也許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時期是個例外)，他們對學問的虔誠和好學的天性，更足以保證其工作及業(yè)績的高水準。西方漢學家夙來重視日本學者的成果，是有道理的?；仡櫸易约旱膶W術經歷，在不同階段也都曾獲益于日本學者的研究，尤其是當我整理這些多年前的舊譯時。從1982年翻譯第一篇日語文章，迄今已25年過去，檢點所譯日文論著竟已逾60萬字。追憶我從事翻譯的始末，不能不緬懷和感謝林煥平先生的教導。都說老人喜歡懷舊，我的感覺是，人到中年以后，可期盼和等待的東西越來越少，于是對消逝的東西也就越發(fā)在意。近年我常常懷想往日讀書求學的光景，過去的人和事也不斷浮出記憶。母校舉行校慶的通知，每每將我?guī)Щ氐綄W生時代。研究生的導師，本科的老師，乃至中小學時代的老師，都一一浮現(xiàn)于腦海。編訂這個集子，自然就想起了林煥平先生。我從事于日語翻譯，和林老師有絕大的關系。
我的日語是大二開始學的。當時我已確立研究古典文學的志向，恰值江蘇人民廣播電臺開播日語講座，我知道日本漢學水平高，研究古典文學一定要參考日本學者的著作，于是就跟廣播講座學起了日語。1982年考入廣西師范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史專業(yè)碩士學位，因為研究生部沒有日語教師，我和文藝學專業(yè)李心峰的日語課程就由林煥平教授指導。林先生是有聲望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專家和文藝理論家，早年留學日本，對近代日本左翼文藝思潮夙有研究，翻譯、撰寫過不少論著。當時林先生年事已高，又擔任人大、文聯(lián)和學會的許多職務，工作繁忙，但仍定期約我們面談，指導我們的日語學習。林先生非常重視翻譯，認為翻譯提高外語水平最快，所以時常讓我們翻譯些日本學者的論著。我的第一篇譯作是批評家進藤純孝《在桂林遇到的……》，五千字，刊登在《漓江》1984年第2期。不久又翻譯了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魯迅未譯的短文《文學家與政治家》。然后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日本》，這篇文章后來刊登于《中外文學研究參考》1985年第2期，責任編輯就是我現(xiàn)在的同事孫歌女士。較為正式的學術翻譯，先是幫林先生迻譯著名左翼批評家藏原惟人的選集，以后是和心峰各譯一部專著，他譯的是竹內好的名著《魯迅》，我譯的是稻葉昭二著《郁達夫----他的青春與詩》，都于1984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印行，是我們出版的第一部書。稻葉先生用大量的日本文獻，澄清了郁達夫留日經歷中的一些問題，書中引用的郁達夫詩作，有21首不見于《郁達夫詩詞抄》。為此我與稻葉先生聯(lián)系，承他寄下若干復印資料，我據以撰寫了幾篇介紹郁達夫新資料的文章，成為我最早發(fā)表的一批學術論文。 看到我們已能勝任一般學術著作的翻譯，林老師又提出更高的目標，讓我們幾個學生合譯著名美學家今道友信的代表作《東方的美學》。今道友信師從海德格爾，精通德國哲學和希臘哲學，知識淵博?！稏|方美學》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中日古典美學的比較研究，涉及面相當廣泛。我承擔的主要是日本古典美學的部分，包含大量的古日語文獻，對我來說難度相當大。無奈之下，只得一邊學習日語文言語法，一邊硬著頭皮翻譯。每遇到難點，請教外語系的日語老師也解決不了，只好寫信向稻葉昭二先生請教。他總是耐心地答復，并寄下參考資料。他的教益一直讓我感銘在心，1997年我赴京都大學任教時，曾給他寫信，希望前往拜謁。但他回信說自己狀況不好，耳鳴得厲害，無法同我見面。一年很快過去，我終究沒能拜見這位通信多年，我深為敬重的前輩，當面向他表達謝意。《東方美學》是我翻譯中最艱難也最難忘的一段經歷。一邊學文言語法和詞匯，一邊翻檢原典，全部九萬字的譯文，可以說每一句都是經過反復斟酌才決定的。在這過程中，我不僅提高了日語水準，也獲得一些日本文學知識。翻譯古日語文獻時，憑著對古漢語的熟悉，我還找到了日語文言語法和古漢語句式的對應關系，將古日語翻譯成流利的文言文，大致傳達出原文的風格。當時我的日語應該達到了自己的最高水準，甚至還萌生將來得閑時翻譯芭蕉俳文的念頭。《東方美學》1991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后來聽日本學者說，今道友信的書是有名的晦澀難讀。幸而我再也沒遇到那么艱深的翻譯對象，因為后來我翻譯的主要是和自己研究課題相關的論著了。第一篇選擇的是松浦友久教授的《中國詩的性格》，它收在《詩語的諸相》中，我讀此書覺得很新穎，便順手譯了這篇壓卷之作，刊登于1986年出版的《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后來又翻譯了《作為詩語的“怨”與“恨”》一篇，再往后翻譯的就都是很專門的古典詩學論文了，大抵都收入本書。它們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我自己學術經歷的見證，原都是為自己的研究而閱讀，因多獲啟迪而翻譯的，目的是與學界共同借鑒于這些“他山之石”。事實上，自進文學所工作后，除了應心峰學長之邀，譯過今道友信《東西方哲學美學比較》、論文集《國外現(xiàn)代藝術學新視界》的部分章節(jié)外，就是1990年下陜西“鍛煉”時，閑中翻譯了和辻哲郎《風土論》部分章節(jié)，到年底回京便告輟，再也未重拾舊稿。隨著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日益繁重，翻譯的余暇越來越少。近年和劉維治、張劍兩位學者合作譯出川合康三教授的《終南山的變容》，是我比較欣慰的事，或許也是最后的謝幕了。原載《人民政協(xié)報》200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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