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牛是蟲，水牛是畜，因為沾著一個“?！弊?，腦洞大的不免由蝸牛而想到水牛?！傲弧惫?jié)來到，我沒有記起什么童年往事，卻想到了名號“六一居士”的歐陽修。歐陽修的“六個一”，是一千卷《集古錄》，一萬卷藏書，每日一個人、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逍遙度日。

泰戈爾說，天空沒有鳥的痕跡，而我已然飛過。在他之前一千多年前，歐陽修就覺得自己是一只鳥了，他寫過一首《畫眉鳥》的詩：

百囀千聲隨意移，

山花紅紫樹高低。

始知鎖向金籠聽，

不及林間自在啼。

他倦鳥知還，晚年曾連續(xù)7次寫信要求退休，沒有獲得批準。宋朝是歷史上公務(wù)員薪水和福利最好的朝代，像歐陽修，有人推算，未退休他的年收入差不多等于現(xiàn)在400萬元，退休后攔腰打折，加上可合法納入私囊的公務(wù)接待費、補貼、各種酬勞統(tǒng)統(tǒng)沒有了，只有20多萬元，因此當時戀棧者眾。歐陽修想退而不能，于是請調(diào)到一個小州蔡州，就是現(xiàn)在的河南汝南縣，當太守，就是在那里，他給自己取了“六一居士”的名號。

那一年他已經(jīng)63歲。大半輩子，他當過相當于現(xiàn)在的縣長、市長、高院大法官、國務(wù)院研究室主任、司法部長、國防部長，直到國務(wù)委員（“樞密副使”）的大大小小的官，因為支持范仲淹等人“慶歷新政”改革，人生像蕩秋千起起落落，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形成了他為人豁達、為政寬簡的性格。

為人豁達自然不用多說，《醉翁亭》里那個跟大家游山玩水，射箭下棋，“頹然乎其間”的太守，就是他的自畫像。為政寬簡，宋史說他“凡歷數(shù)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顯然崇尚的是一種“鳥過無痕”的施政。

歷史上有“包嚴歐寬”之說，“包”是鍘了陳世美的黑臉包拯，“歐”就是歐陽修。歐陽修為官的地方，沒有留下什么“有所作為”的痕跡，并不等于他每天無所事事，敷衍塞責(zé)，他只是“一切循理，不事風(fēng)采”,不搞什么“大張旗鼓”，勞民傷財?shù)男蜗蠊こ獭?/p>

并非我刻意為歐陽修“無所作為”辯解，宋史記載，他剛被貶到湖北夷陵時，查閱之前的各種卷宗，發(fā)現(xiàn)里頭錯誤冤枉的不可勝數(shù)，不禁仰天長嘆：這么偏遠的小地方都這樣，全國的情況可想而知。從此以后，他什么事也不敢輕忽，跟文人學(xué)士見面，也不談什么寫詩作文，只說工作上的事。在他眼里，文章屬于個人修身養(yǎng)性，理好政務(wù)才能惠及民生。

許多人看問題非黑即白，非對即錯。其實包拯的嚴厲，與歐陽修的寬簡并不是我對你錯。一方面，他們的確存在兩種施政風(fēng)格的區(qū)別；另一方面，史家記述時對事跡側(cè)重某個方面，弄得后人為施政該嚴該寬吵個不休。其實他們具體做時都是寬嚴有度，嚴并非苛刻，寬不是縱容，因此兩個人都成了“全國優(yōu)秀知州的榜樣”，在開封府建了祠堂受到后人尊敬和推崇。

歐陽修是在包拯之后繼任開封知府的，他認為每個人才智、性格不同,包拯從嚴治理是他的長處，而自己比較適合的寬簡。有人問歐陽修：為政寬簡，怎么做到不耽誤公務(wù)？從好里說，有人給點陽光就燦爛，但從壞里說，更多人是一松繩子就撒野。歐陽修說：“如果以縱容為寬，以不理事為簡，當然會耽誤公務(wù)，讓老百姓受害。我所說的寬，是不苛刻不急躁，簡則是不搞繁文縟節(jié)。”清代開封知府劉書元建二賢祠時有句話：“嚴而思包嚴之道，寬而思歐寬之由”，與成都武侯祠那副著名對聯(lián)，“能攻心則反側(cè)自消……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我覺得道出了“施政寬嚴”的真諦。

開封府包龍圖審案雕塑

歐陽修是文學(xué)大家，是理政良臣。立功立德立言，毫無疑問是“成功人士”。為人處世，事業(yè)有成，離不開“貴人”相助。歐陽修歷史上的名聲地位，一是自己的文章；二是作為宋代的文壇領(lǐng)袖，他像一棵大樹，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等一群人，在他的蔭佑護庇下成長。他自己遇到不少“貴人”，他又成為眾多人的“貴人”，別人成就了他，他成就了更多的人。人品有優(yōu)劣之分，文章有高低之別，但古往今來，提攜后進的人品和詩賦文章同樣優(yōu)秀，歐陽修如果排在第二，估計沒有人能坐到第一。

讀古書，我常常感覺有點像筐里捉螃蟹，捉到一只會拉起一串。想起歐陽修就想起晏殊，就是寫過“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那位。他是歐陽修考進士時的主考官，是歐陽修的第一個“貴人”。歐陽修一路“開掛”，以第一名“殺”到皇帝主持的殿試考場，本來應(yīng)該中狀元，最后只得了十四名，二甲進士及第。晏殊等一班考官認為他鋒芒太露，要挫一挫他，讓他成才。

歐陽修的第二位“貴人”，是以“內(nèi)閣總理”（樞密使）身份，任西京(洛陽)最高長官的錢惟演，他任命歐陽修為“高等法官”（推官），實際上是將他和梅堯臣、尹洙等一班文人供養(yǎng)起來，不務(wù)“正”業(yè)，吃喝玩樂。有一次他們到嵩山游玩，被雪困在那里，錢惟演派人帶著廚師和歌女前去慰問聯(lián)歡，叫他們不用急著回來，好好地在嵩山賞雪。

錢惟演自稱“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jīng)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沒有什么時候手里不捧著書的。他知道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才學(xué)，認同他們學(xué)習(xí)傳承韓愈的文風(fēng)，著力營造了一個讓他們創(chuàng)作自由的寬松環(huán)境。雖然從某個角度說，錢惟演養(yǎng)的這些“閑人”，近似于“吃空餉”，歐陽修等人則是典型的“玩忽職守”。但所謂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乃至更大的“文化建設(shè)”恰恰就是這樣，心性自由、言行無羈恰恰是一種催化劑。

不管是否“歪打正著”，曾被錢惟演“供養(yǎng)”的歐陽修日后成了文壇領(lǐng)袖，又作為“貴人”，以更加寬厚的伯樂之心，巨眼識人，獎掖了蘇洵、蘇軾、蘇轍三父子和王安石、曾鞏等一批詩文大家，引領(lǐng)同道，薪火相傳，極大地矯正了當時充斥大話、套話，一味追求浮華、綺麗的駢文之風(fēng)，留下了清新平實、令人陶醉的無數(shù)名篇，直接玉成了后人為之自豪的宋代“文化燦爛之朝”。

歐陽修天資聰明，從小喜歡讀書，十歲時，“為詩賦，下筆如成人”，他叔叔說他“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歐陽修對蘇軾的賞識，幾乎就是自己小時候的翻版。四川眉山的蘇氏父子三人，初到京師，那時候沒有雜志報紙可以投稿，寫了什么得意的詞賦文章，只能輾轉(zhuǎn)請托送給前輩名流寓目。歐陽修偶然讀到蘇軾的文章，拍案叫絕，給梅堯臣寫信說，讀到蘇軾的文章，汗水直流，實在是太爽了！聲稱自己要“靠邊站”，讓他出人頭地（“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歐陽修對蘇軾的賞識可不是與文友書信往還的應(yīng)景話。他有一次與兒子說到蘇軾，感慨地說：“你記住我的話，三十年后，世人不會提起我了?！闭J為三十年后世人不再提及自己，歐陽修自然有謙虛成分，但對一個后學(xué)，如此坦蕩惜才，絲毫沒有文人相輕，毫不擔(dān)心“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這是何等寬廣的胸襟，何等文章立世的情懷！

說歐陽修是蘇軾的“貴人”，因為蘇軾中進士就是歐陽修做主考官，那一年除了蘇軾，還“錄取”了蘇軾的弟弟蘇轍，還有曾鞏。有個插曲：因為試卷都蓋住名字，歐陽修看到一份很漂亮的答卷，他以為是自己學(xué)生曾鞏的，為了避嫌，不好定為第一，取成了第二名。結(jié)果拆封后，發(fā)現(xiàn)卷子是蘇軾的。歷史有時真的挺好玩，歐陽修當初參加科舉，被晏殊以鋒芒太露，要磨一磨他，沒有讓他中狀元；這回他自己為了避嫌，造成誤會，讓蘇東坡錯過了中狀元的機會。大概是為了彌補自己的無心之失，歐陽修將蘇東坡的22篇文章呈送給皇上，打印出來后，大家爭相傳閱，“一時學(xué)者競效蘇氏文章”。

如果說歐陽修對蘇軾等的賞識，是文人惺惺相惜，對包拯的推舉，則是仗義執(zhí)言。前頭說了，歐陽修是繼包拯之后任的開封知府，但他卻是包拯的“貴人”。嘉祐元年(1056)春夏之交,黃河發(fā)生水災(zāi),百姓流離失所。任翰林學(xué)士的歐陽修給宋仁宗上奏，稱贊池州知州包拯貧苦出身，思想品德好，敢于堅持原則，有威信（“清節(jié)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推薦他當“首都市長”。包拯于是以龍圖閣學(xué)士兼任了開封知府。

歐陽修還是王安石的“貴人”，雖然他們后來政見不同。他的學(xué)生曾鞏偶然認識王安石，向老師寫信推薦，稱贊王安石文章很有古風(fēng)，為人與他的文章相一致，他本人不想拋頭露面，但像這樣的人才難得（“文甚古，行稱其文……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歐陽修于是逢人說項，向朝廷積極推薦（“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保┩曄鄳?yīng)，互為獎掖，多么令人感慨的宋代氣象！唐宋八大家中，有五位可以說是受恩于歐陽修這位“貴人”。一個時代的文化燦爛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因為當時這種文人相重、互相激蕩的風(fēng)氣。

說到歐陽修的宅心仁厚，高風(fēng)亮節(jié)，還有一件感人的事：他和宋祁一起編《新唐書》，先是宋祈編了《列傳》，歐陽修受皇上指令主持接手編《紀》和《傳》。過去編書也好，修史也好，不像現(xiàn)在弄一堆名字，“圍山找獵，見者有份”，編委會主任、副主任，編委會成員，主編、副主編，策劃、編輯、校對什么的。按規(guī)矩只能署實際參與者中官位最高者的姓名，歐陽修官價比宋祁高，但歐陽修說，宋先生編《列傳》費時耗力，我不能掠美貪功。于是《新唐書》三部分，分別署了兩個人的名字。宋祁十分感動，認為從古到今，文人都是相輕相侮，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事。

但許多人可能想不到，心地寬厚、推己及人的歐陽修，卻是個原則性極強的人。歐陽修說自己天生性格執(zhí)拗，見義勇為，明知有陷阱機關(guān)，也置之不理，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被放逐，仍淡然處之。這一點也不是自夸。他與范仲淹志同道合，范仲淹因為“越職言事”受到降職處分，有個叫高若訥的“監(jiān)察官”（司諫）不僅不說公道話，反認為理所應(yīng)當。別人只是私下里鳴一下不平，但歐陽修卻寫信斥責(zé)高某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高若訥將信上交，歐陽修被貶到夷陵當“縣長”。范仲淹不久后東山再起，當了陜西軍政二把手（經(jīng)略安撫副使），請歐陽修來當“辦公室主任”、“秘書長”之類（掌書記），誰都會覺得這自然而然，但歐陽修卻婉言推辭了。

歐陽修說了自己的理由：“當初為您說話，不是為我自己，可以一起退位，但不應(yīng)一起發(fā)達”。（“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他的這種觀點，在專門寫的一篇名作《朋黨論》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君子有朋，小人無朋，小人的“朋”是假的，因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利盡時兄弟親戚也不認；而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同心共濟，終始如一。

有宋一代，御林軍司令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登上皇帝寶座，采取“偃武修文”的治國方略，重視文化，善待器重文人，甚至立碑告誡繼任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從秦代“焚書坑儒”始，文化的元氣大傷，一直文氣黯然；漢代獨尊儒術(shù)，文化并未得到真正尊重；到了唐代，唐詩、古文成為大唐氣象的一塊“顯示屏”，但直到宋代，文人才活出人樣，性靈自由才真正得到抒發(fā)張揚，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絢爛多彩，如陳寅恪先生所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宋之世?！?/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