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童年與青年

文｜雅克·朗西埃

洛朗·讓皮耶爾

譯｜藍江

讓皮耶爾（下面簡稱讓）：讓我們從你的成長歲月和你的思想基礎開始，直到你的《無產者之夜》（1981年）出版為止。首先跟我們談談，你上巴黎高師之前時代的回憶。無論如何，對于我們大多數人發(fā)過來說，為上高師的預科班和考試，是我們知識生涯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也許，這對你來說也代表著什么？

朗西埃（下面簡稱朗）：我好像“自動地”就進入高師了，即便你必須參加并通過考試。我那時12歲，我想成為一個考古學家。有人告訴我，要想成為考古學家，你就得考高師，你得學習拉丁文和古希臘文，所以我就開始學習拉丁語-古希臘語課程。我放棄了考古學專業(yè)，但我還是勇往直前。我擅長藝術，并走上了一條光明大道。最后，除了有些健康上的問題外，那些年的備考對我來說并沒有什么痛苦，只是作為一種經歷，有點怪怪的。我們的壞老師數目驚人。

我第一次發(fā)現(xiàn)，最高等級的教學似乎與教學能力或水平無關。我也發(fā)現(xiàn)了考試和競賽的奇特規(guī)律，那就是這些考試的儀式感，這些考試為你們設局，讓你們感到羞辱。我記得巴黎一大的一位大咖級人物，在第一句話的時候就打斷了我，“先生，這是一個典型的拙劣分析的例子”，之后，我就只拿到了二等獎的證書。但這是我經歷的一部分，后來才產生影響。因為，一旦我進入了巴黎高師，我就立即進入到這樣一個角色之中，我能通過各種艱難的考試，能夠以知識和科學的名義說話。你可以說，在我作為學生參加考試和競賽的經驗中，有著某種矛盾，我面對著被設局，會遭到羞辱的所有機制，而后來，我卻無腦地支持了阿爾都塞用科學來反對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

讓：你在巴黎上學嗎？

朗：是的，我2歲就離開了阿爾及利亞。1942年到1945年間，我生活在馬賽。此后，我整個童年時光都是在巴黎度過的，更準確地說，是在尚佩雷門（Porte de Champerret）度過的。那里對我來說十分重要，因為這是幾個不同世界的邊界。在尚佩雷門的右邊，是一片相當粗糙的區(qū)域，那里還沒有遭到完全的破壞；而在它后面的左邊，是納伊（Neuilly），那是資產階級的城鎮(zhèn)，右邊是勒瓦盧瓦（Levallois），那個時候那里是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

我在納伊上學，但在當地小學里的許多孩子并不是來自于納伊，因為整個西北郊的孩子都去那里上學，包括了那些工人階級居住的郊區(qū)的孩子。我的童年生活的氛圍是典型的第四共和國的氛圍。我的意思是說，那是戰(zhàn)后初期的氛圍，有配給制，會停電和斷電，還有罷工（那時候我們坐一輛軍用卡車上學），社會秩序仍然十分混亂。在納伊，有法國共產黨的議員。在巴斯德（Pesteur）中學，那是那個高檔郊區(qū)的最好的學校，學生來自于各地。

在另一個區(qū)域，即普托島（?le de Puteaux）的足球賽上，我們一周又一周地可以看到來自冉森·德·薩利（Janson de Sailly）的貴族子弟，以及來自于技術學院的球隊。我生活在那個既沖突又混雜的世界里，盡管這些記憶已經壓在了三十年繁榮和嬰兒潮的陳詞濫調的之下。

我的人生經歷受到了進步的基督教意識的影響。我參加了基督教青年學生組織（Jeunesse étudiante chrétienne，JEC），我第一次接觸馬克思是因為學校的一位老師給我看了一本他喜歡看的書，即卡爾維茲的《卡爾·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 1956）。我最開始對馬克思感興趣的那些問題，恰恰就是被阿爾都塞主義不屑一顧的那些問題，尤其是異化批判問題。我也通過薩特來發(fā)現(xiàn)馬克思，因為首先代我進入哲學的人就是薩特，通過他的小說和抗爭性戲劇進入哲學。在我讀高中的最后一年之前，我就是將薩特作為一個哲學作家來閱讀的。

那個時期，人們沉浸在對存在，存在的荒謬，存在的承諾等問題的哲學爭論之中——若你們喜歡的話，那也是薩特和加繆的高光時刻。我曾經讀到的第一本哲學書就是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當我去上哲學課時，我上了討論注意力、知覺和記憶的等課程，我徹底失望了。很幸運，第二年我在亨利四世中學的文科預科班（hypokhagne）上，我上了埃蒂安尼·伯爾尼（Etienne Borne）的哲學課。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啟示，讓我發(fā)現(xiàn)了那些“偉大的哲學家”，其形式也令人如癡如醉。由于我要寫關于笛卡爾身心區(qū)別的論文，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一哲學沉思錄》（Méditations）、《詰難》（Objections），《對詰難的回應》（Réponses aux Objections）之中。我的哲學風格，就像我的一般風格一樣，總是不斷地拼湊起來的，它是部分的、可具體化的，零星的風格，絕不是百科全書式風格，而且往往伴隨著學校正式課程或我在學校做的特殊項目成長起來的，我會比學校的要求做得更深入一些。

讓：你曾打算調和這兩樣東西嗎？畢竟，還有入學考試……

朗：起初，我并不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當我在亨利四世中學讀書的時候，他們讓我們認為我們是最棒的，其他人都是新手，都是失敗者。結果：考試是一場血戰(zhàn)。當我去了路易大帝中學，那里的老師都非常陰郁，甚至很多學生也看起來十分陰郁，我意識到，難題是隨機從荷馬那里隨機抽取一段來翻譯。

在希臘語考試中，你要準備一個文本，然后要命的問題是，你要翻譯荷馬的十行詩文——就是這樣。我知道偉大的哲學作品和文本作品都一樣，但準備考試就如同做一次精確的體操，而且不得不這樣做。我不顧一切通過了考試，顯然我還記得那次考試，然而那些今天對法蘭西共和國教育系統(tǒng)和各種大問題發(fā)表激烈言辭的人（他們沉浸在人文主義文化當中，學會了思考，也學會了批判）已經忘記那些東西，和我一樣，他們通過考試的基礎就是講義式文化（因為當時的歷史課程就是講義）或者列舉了各種古希臘詞語意思的索引卡，那時，我們稱之為小拉丁語或小希臘語，意思是每天都可以習讀這些卡片，并隨時能口頭翻譯任意文本。

讓：回到你攻破巴黎高師的“堡壘”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回顧一下你的家庭背景，你剛剛太快地略過了。那是一個擁有在學?；虼髮W里教書的職業(yè)的人所曾具有的環(huán)境嗎？

朗：不，我的家庭沒有任何大學或學術環(huán)境。我父親學習過德語，但放棄了，他的職業(yè)是一位政府官員，但1940年時，他在法國被殺害了。我根本不了解他。我的媽媽在行政部門。我的爸爸在行政部門工作，我的叔叔也在行政部門，而我媽媽不得不出去工作時，也選擇了行政部門。我根本沒有學術界或大學的背景。

讓：你父親死于戰(zhàn)爭？

朗：是的，死于1940年6月，就在停戰(zhàn)前不久。我母親沒有再婚。她要具有獨自撫養(yǎng)三個孩子的能力。我是在一個充滿保護，封閉和愛的環(huán)境下長大的。我沒有爸爸，但我絕不是一個不快樂的孩子。我第一次感到痛苦，是我開始上高中時，因為在家里和小學里，我基本上生活在一個女性世界里。但在外面發(fā)現(xiàn)了一個男性世界，成為了我青年時代的創(chuàng)傷。

讓：你提到了阿爾及利亞。好吧，在你上高師之前，曾發(fā)生過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那對你意味著什么嗎？

朗：可以說，談到阿爾及利亞，我的心是分裂的。我生活在一個被阿爾及利亞的物品和文件包裹著的環(huán)境中，那里有繪制著阿爾及利亞風景的書籍和明信片：粉色的布日伊灣（la rade de Bougie）、藍色的什里阿（Chréa）、黑褐色的提姆加德（Timgad）……就此而言，我眼中的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夢的國度。否則，在印度支那戰(zhàn)爭之后，我又經歷了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那時我開始對政治生活有所覺悟。但我沒有阿爾及利亞人的經歷。我的青年時代是在閱讀《快報》（L'Express）中度過的，我仰慕門德斯（Mendès）的法國，而討厭居伊·莫雷（Guy Mollet）。巴斯德中學很右翼，我記得在課堂上看到過捍衛(wèi)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極端小冊子。我不得不說，我曾動搖過，但我所接觸的天主教圈子是相當進步的。

再后來，我到了高師，那是“秘軍組織”（Organisation armée secrete, OAS）和反戰(zhàn)示威最盛行的年代。1961-1962年是最關鍵的幾年。在發(fā)生了對北非移民的暴力襲擊之后，巴黎高師發(fā)生了第一批示威活動，我們有幾十個人，第二天在蒙巴納斯大街上有幾百人示威。此前，我沒有參加任何政治組織。但我加入過天主教青年運動，但那不是政治組織，即便這個運動感覺上非常左翼。一旦我們在高師，就會有不斷的鼓動和集會。組織集會的人是共產黨員，他們會說一句話，此后，我們要么跟著，要么不跟。所以，這就是我的經歷，這與阿爾及利亞的出身無關，只是后來阿爾及利亞獨立了，我曾對自己說，為什么不去那里呢？我甚至請求要去阿爾及爾當老師，但那是在1965年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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