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大渝女士攝于美國家中

作者簡介：呂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慶，祖籍江蘇蘇州。原中央電視臺播音員。少年時因其獨特氣質(zhì)和姣美容顏而常被選出在外事活動中向國家領(lǐng)導人及外國元首敬獻鮮花。

10歲時拍攝了電影《祖國的花朵》，其中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被傳唱至今；1960年，17歲時在眾多候選人中獨占鰲頭，進入中央電視臺，與沈力、趙忠祥一起成為我國第一代電視播音員，為開創(chuàng)中國的電視事業(yè)貢獻了美好青春?，F(xiàn)定居美國。          從今天起本號連載她的長篇回憶錄《走進我的往事》。

          一、我的名字 

渝，重慶的簡稱。我之所以叫大渝，是因為我出生在重慶。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簡稱前面加個“大”字。除我以外，二哥和大弟（就是大蜀和大慶）也出生在重慶。 

以后，在學生時代，乃至來到美國，也常見到“小渝”、“渝生”之類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們也和我一樣，都是被抗戰(zhàn)時撤退到“大后方”的父母們生在重慶的。

我的祖籍是江蘇蘇州，雖然父親再也沒有回到故鄉(xiāng)工作，但假如不是因為戰(zhàn)亂的話，我絕不會得到現(xiàn)在這個我并不喜歡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長女，排行老三。其實，在我上面母親已經(jīng)生過三個男孩，只是老大在三歲時便夭折了。他叫呂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個口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里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現(xiàn)在的大哥原名“呂田”，現(xiàn)在的二哥該叫“呂吾”，輪到我，準是“呂晶”了。后來，因為呂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數(shù)目來為兒女取名，父親便把出生在山東青島的呂田改名“大齊”，下面的五個孩子便一路“大”了下來。而這個“大”字便是我始終不滿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見過呂品的照片，一副很聰明可愛又瘦弱的模樣。多少年后，母親還不時夸獎“品品”指揮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時的音準、樂感和認真的神氣。直到我自己有了兒女以后，才體會到母親終生的傷痛。 

品品葬于重慶北郊螞蟥梁，現(xiàn)在那里已經(jīng)變成繁華的商業(yè)區(qū)了。品品的夭折是由于父母沒有育兒經(jīng)驗，又書呆子氣十足，一切按照書本辦事，以為嬰兒吃奶不宜過飽而導致他營養(yǎng)不良。三歲的品品大哥后來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親在襁褓之中便父母雙亡，由教會養(yǎng)育十年之久。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小時候母親幾次和我說過：品品死前，她兩次親眼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從后門進來，那是來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覺得非常神秘。

對上帝，我似乎有過一次“心誠則靈”的體驗。五歲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靈糧堂小學的教會學校讀二年級的時候，住在壽蔭坊四十三號的弄堂里。那時我有一把紅色的塑料剪刀，圓頭，只有小手巴掌那么大，給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紙。

         抗戰(zhàn)時的重慶碼頭

那可能是父親從美國給我?guī)Щ貋淼?。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到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禱告。客廳里別無他人，我雙手合十，跪在地上，閉著眼睛，口中念念有詞，請求上帝幫我找回心愛的小紅剪刀。剛剛禱告完，小紅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幾臺面下的格子里找到了。我高興極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禱告前，記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這件事，我從沒和任何人提及過。我知道這可能只不過是個巧合，但這把小紅剪刀的失而復得，令我長久不能忘記。

苦辣酸甜構(gòu)成了人生。如今年過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托對人生的重要，特別是來到美國這樣一個基督教文化的國家，看到一些虔誠的基督徒通過對“主”的信仰而使內(nèi)心得到平靜和充實，更感如此。金錢和物質(zhì)絕對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樂的程度卻并不與金錢的數(shù)量成正比。內(nèi)心的安寧祥和，是金錢難以買到的。 

母親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個虔誠的信仰可能會使生活輕松一些，但就是因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里？”而無法相信上帝的存在?；蛟S，年紀越大，有所信仰則愈發(fā)困難，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類的未知領(lǐng)域，所以，我尊重母親的信仰，而且，由于母親與教會的淵源，我對教會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還沒能如母親所愿，成為一個基督徒。

       二、我的出生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國民政府和許多文教機構(gòu)及大專院校部撤退到了西南大后方。日后我到電視臺工作時，有一次，為了紀念聞一多，去采訪了他的兒子、中央美術(shù)學院的聞教授。他在談話中提到的西南聯(lián)大，就是由當時撤退到昆明的幾所著名大學聯(lián)合組成的。

我家隨父親工作的電臺撤退到重慶時，我還沒有出生，但后來常聽母親講起他們在重慶躲警報的日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親只身到達重慶。他當時是重慶電臺的主管。十一月，母親才帶著兩個孩子，在鳳英姑姑的陪同下，離開父親的祖居蘇州，乘船到重慶與父親團聚。

抗戰(zhàn)初期，日本人十分囂張，飛機對四川的轟炸也十分頻繁。那時，重慶一片慌亂，甚至還發(fā)生過一萬人被悶死在防空洞里的“大隧道慘案”。聽父親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飛機又來狂轟濫炸，公共防空洞“大隧道”擠得水泄不通，一萬多人窒息而死。死尸在隧道口堆積如山，不得不用大卡車整車整車地往外拉。

重慶是個山城，我家住在山脊黃家埡口的隆蔭別墅。每天早上起床，母親趕緊熬一鍋粥，備點簡單的小菜，便和父親抱著孩子，提著東西，匆忙趕到山下長江邊的珊瑚壩機場，鉆進中國航空公司的防空洞待上一天，傍晚再上山回家。很長時間天天如此。

  作者曾居住過的黃家埡口

父親當時負責與防空部門的電話聯(lián)絡(luò)，然后向航行中的飛機或騰空避敵的飛機轉(zhuǎn)達敵機的行蹤，忙得不亦樂乎，孩子全靠母親操心。

有一天，由于防空洞里的空氣太差，警報又很長時間才解除，大齊大哥剛被領(lǐng)出洞口，突然昏迷倒地。曾遭喪子之痛的母親急得兩腿發(fā)軟，連站都站不穩(wěn)。幸虧公司的醫(yī)生也躲在同一個防空洞里，大哥才及時得到救治。

后來，為了避免山上山下往返的奔波勞頓，父親與兩個同事在珊瑚壩的山坡邊蓋了三間以楠竹為柱、泥土壘墻、稻草蓋頂?shù)姆孔?，三家人住了下來。父親戲稱它為“珊瑚草廬”。

再往后，父母又在北碚天生橋租了當?shù)剞r(nóng)民的屋子。母親帶著孩子留在那里，父親因忙于公務(wù)，兩周才能去看望一次。由于屋門緊挨著稻田和魚塘，母親生怕一不留意，孩子失足落水，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我出生的抗戰(zhàn)后期，日本人氣數(shù)將盡，已無力似抗戰(zhàn)初期大轟炸時那么囂張了。那時，我家已遷至重慶郊區(qū)新市場天燈壩胡子昂鄉(xiāng)間別墅剩余的屋子居住，和電臺在一起，生活稍微安定下來。

我的父親呂吟聲是長子，下面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家境清苦。他十六歲中學畢業(yè)后，當過蘇州唯亭小學及平江中學的教員，負擔起了全家的生計，二十歲時由于謀到一個國際電臺報務(wù)員的好差事，才開始有所節(jié)余。父母婚后，雖已有了兩個兒子，但“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他們?nèi)园迅赣H尚未成年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接到青島念書?？箲?zhàn)時期，我的姑姑和叔叔們也齊集重慶。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出生在重慶一所叫寬仁的教會醫(yī)院。由于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思想，母親說，我在醫(yī)院誕生后，當護士吞吞吐吐地告訴母親“是個女孩”時，母親那由衷的高興令護士十分不解。她們并不知道，已經(jīng)生過三個男孩的母親，盼望的就是個女孩。自然，我也得到了叔叔、姑姑、鄰居和朋友們的喜愛。

母親雇了個川妹子專門照看我，所以，呀呀學語時，我說的是四川話。

早年，母親曾多次提及我在學步車里“裝傻充愣、騙吃騙喝”的情景。母親說，我的性格自小就比較開朗。那時，當母親忙于家務(wù)時，常把我圈在學步車里。鄰居的潘媽媽有時故意“氣”我：“哎呀！我家鄰居的那個小姑娘大渝呀，最不乖了?！边@時我一定是裝作沒聽見，照樣樂樂呵呵，滿不在乎?？墒牵o接著說：“大渝，來吃口炒雞蛋。”我準會“噌”地一下滑過去，吃口雞蛋，然后又“噌”地扭頭滑走，學步車的駕駛技術(shù)絕對一流。

抗戰(zhàn)剛剛勝利，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父親考取了租借法案的一個資助進修項目，便啟程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去了。兩個月后，母親只身帶著四個孩子離開了重慶。

我離開重慶的時候剛剛兩歲，對那塊土地自然不會留下任何記憶，只是帶走了一嘴四川口音和喜歡吃辣的四川人的愛好。東返上海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用四川口音“小哥哥、小哥哥”地稱呼我的二哥。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兄弟姐妹六人開始全部直呼其名了。我那一嘴四川口音也和以后的上?？谝?、天津口音一樣，由于八歲后在北京的定居，全部蕩然無存，而改成了標準的普通話，按臺灣同胞的說法是“國語”，否則，我將不會在中國中央電視臺初創(chuàng)時獲選做電視播音員了。

隨父母四處漂泊的幼年經(jīng)歷對我日后成為一個專業(yè)的中文播音員有著很好的影響。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由于普通話只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chǔ)，并不等于北京話，所以，如果地道的“京片子”做了普通話播音員而對北京話和普通話的發(fā)音差異又不甚自覺的話，播音中往往會帶著一股土味。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年的四大著名播音員中，夏青是東北人，林田是福建人，潘捷是江蘇人，齊越也不是北京人。

我對四川懷有好感。一般來說，人們懷念一個地方，往往是和那里的親友或在那里的生活經(jīng)歷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是，我當年離開重慶的時候連能夠朦朦朧朧記點事的能力都沒有，何以有資格奢談懷念什么人和事？我知道，我對四川有好感最原始的理由就是出于對川味小吃的喜愛。

“文革”前，電視臺播出部一群薪資菲薄又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我、趙忠祥、曾文濟、李振立，在一天的播出結(jié)束后，只要囊中尚不羞澀，最喜歡的去處就是北京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小吃店了。

“文革”中，在河南淮陽“五·七”干校，每當躺在床上“精神會餐”時，我渴望將來回到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盤肥而不膩的四川蒜泥白肉。

被我漂洋過海帶到美國來的一本《四川菜譜》，便是托干校的戰(zhàn)友、錄音科的葉邦偉去四川探親時給我捎回來的。

我兩歲離開重慶，三十多年后，才有機會和電視臺的同事于虹一起出差，重返四川。我看了樂山大佛、杜甫草堂，登了峨嵋山，還嘗了正宗的擔擔面、賴湯圓、川北涼粉、燈影牛肉和那麻、辣、燙的四川火鍋；最后，從成都趕到重慶上船，順長江而下，途經(jīng)三峽，抵達武漢。祖國壯麗的山川河流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固然令我贊嘆，但至今讓我重返重慶的最大誘惑仍是那美國沒有的正宗的川味小吃。

【未完待續(xù)，敬請關(guān)注下期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