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大業(yè)、貞觀紀事（上）

|第六章 貞觀之治：李世民的顛峰時刻

|貞觀之辯與貞觀之變

很早很早以前......

“貞觀之治”的標志性的說法就作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標志性的符號與其如影隨形密不可分了。那是后人對一個特定時代的肯定，也是對一位一心想當好皇帝、也確實當好了皇帝的天子的肯定。

在此之前好像是只有漢初的“文景之治”可以和它相媲美。但即使是這樣，兩相比較，結(jié)論依然是貞觀“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strong>

還記得我們在上一章是如何評價大業(yè)天子楊廣的么？

用親身參與創(chuàng)造了貞觀之治盛景的名臣魏征的話說，被他們稱作隋煬帝楊廣的功業(yè)可是“威加八荒，過于秦漢遠矣”！

比較之后，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看清，大業(yè)和貞觀兩個時代的分水嶺究竟何在。

不管是對內(nèi)還是對外，前者靠的主要是一個耀武揚威威加八荒的“威”字，突出的是天子的皇權(quán)皇威。

而后者，憑借的主要是一個扎扎實實不事張揚的“治”字。

盡管與恨不能事事親力親為、總在大張旗鼓大干快上的大業(yè)天子相比，貞觀天子李世民幾乎可以說是無為而治，也盡管作為皇上，李世民總愛不失時機地自我表揚，但貞觀時期皇上納言求諫、君臣群策群力卻也是有目共睹。

貞觀之年確實是大治之年。

皇上政績卓著，百姓安居樂業(yè)，用貞觀天子李世民自己最愛用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比喻，當年該是這樣一幅君民相安其樂融融的景象——

應(yīng)該是一片波瀾不興平滑如鏡的水面。岸邊垂柳成行花飛蝶舞，有白羊吃草黃牛反芻；水面上，葉葉輕舟隨風而蕩互不相妨，有漁夫撒網(wǎng)官爺吃酒，還有公子吟詩仕女簪花……

應(yīng)當承認，這段文字其實是對東晉陶淵明先生《桃花源記》的拙劣模仿，身逢亂世，欲言難言，陶老先生只能以筆下烏托邦聊以自慰，但這又何嘗不是那個時代所有渴望正常生活的人們的共同理想？！

大業(yè)末年的情況實在是一次對剛剛結(jié)束的戰(zhàn)亂不止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克隆復(fù)制，貞觀年間人心思靜人心思安已是大勢所趨，想起陶淵明也是在所難免。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p>

這是曹操筆下三國時期百業(yè)凋零民不聊生的蒼生圖。

“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p>

“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干戈未靜，桑農(nóng)咸廢，凋敝之后，饑寒重切?！?/p>

這是見于《隋書》和《全唐文》的對隋末社會現(xiàn)狀的描繪。

由于唐高祖李淵在位期間，大唐王朝的主要任務(wù)還在于統(tǒng)一國家、“削平區(qū)宇”，即使到了貞觀初年，按《貞觀政要》的說法，依然是——

“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p>

這就是貞觀天子李世民即位改元后面臨的異常嚴峻的社會現(xiàn)狀。

何必再從前朝典籍里尋找蛛絲馬跡，單單就是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一般邏輯，筆者也敢斷定，盡管貞觀天子在大業(yè)天子死后頗為不屑地將其稱之為“隋煬帝”，但在內(nèi)心深處，對于那個剛剛灰飛煙滅的朝代，尤其是對那個將天子意志盡情揮灑到淋漓盡致無以復(fù)加地步的大業(yè)天子，貞觀天子私下里的感情要復(fù)雜的多得多。

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是什么拐彎抹角的親戚，而是因為他們都是代天牧民的天子。還是因為他們都雄心勃勃，都想成為獨領(lǐng)風騷的千古一帝。

“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布衣出身、以小小的泗水亭長起家的流民劉老三都能在當了皇上后如此意氣揚揚氣吞山河，何況楊廣和李世民都是天生貴胄，其起點與劉邦之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更何況不管是楊廣還是李世民，他們登上至高無上的皇位的手段都都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所以還有一個向天下人證明自己的資格與能力的問題。

楊廣用來證明自己的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方法我們已經(jīng)說過了。

史料記載確鑿無疑，當年秦始皇威風凜凜的巡幸場面曾經(jīng)讓劉邦、項羽艷羨不已，分別發(fā)出“大丈夫當如是乎”和“彼可取而代也”的感慨。

那么同樣的，一年四季總是奔波在外，其天子儀仗更是煌煌赫赫的大業(yè)天子的排場李世民也不可能沒有見過，也就不可能沒有想法與感慨。

尤其是大業(yè)天子治下那種國力強盛四夷賓服貢使來朝的場面，更是無法不讓年輕的李世民嘆為觀止。

他真正想做的，其實正是這樣的對民族國家有大貢獻大想法的大唐天子！

但他沒有這樣的條件。

隋末戰(zhàn)亂，不僅耗光了曾經(jīng)很充裕的各項國家儲備，同時狼煙四起，群雄割據(jù)，國家重又四分五裂。而父皇在位連頭帶尾只有短短的九年，這就逼使著他不得不謹慎從事，尤其在執(zhí)政之初的貞觀初年。

承認并且尊重現(xiàn)實，承認并且遵循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承認哪怕是貴為天子，一個人的能力也畢竟有限。鼓勵臣下直言進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就是貞觀天子高于大業(yè)天子的地方。

就是這點點滴滴的小小的不同，導(dǎo)致的卻是天壤之別判若云泥的差別。

貞觀天子就這樣成全了貞觀之治。

也將自己成全為青史留名的唐太宗。

早在改元貞觀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剛登基兩月的李世民就召集并親自主持了一場有關(guān)“自古理政得失”的討論，力圖找到一條實現(xiàn)“天下大治”的途徑。

那其實是一次討論國策、決定大唐向何處去的高層辯論。

所有的參與者都直言不諱，大家臉紅脖子粗地互相辯論乃至爭吵，氣氛可以說是相當激烈。

在李世民看來，這樣的爭吵實在是太正常不過啦——

“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蛴衅埍芩较?，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為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涞忍仨殰缢结吖?，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p>

見于《貞觀政要》的這段李世民語錄表明，貞觀天子的執(zhí)政風格已經(jīng)有些近現(xiàn)代歐洲國家決策之前充分討論的議會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現(xiàn)在的領(lǐng)導(dǎo)干部是不是也該學學呢？

由于大亂剛過，百廢待興百端待舉，以亂求治難度頗大，以至于皇上自己也發(fā)出了“今大亂之后，其難治乎？”的感嘆，參加廷議的大臣們更是七嘴八舌“人皆異論”。

皇上當時提出的論點是：“當今大亂之后，造次不可致理?！痹齑握?，急遽之謂也，也就是皇上以為大亂之后人心大壞，光以仁厚寬和的儒道行秩，只怕急忙間不好收拾。

魏征以為不然：亂后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饑餓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會吃飽一樣。

皇上依然是并不樂觀，以“善人為邦百年，然后勝殘去殺”為例，再次強調(diào)致理不易。

魏征侃侃而談：“此據(jù)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yīng)而響，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p>

魏征在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

當年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蔽赫魇窃趧窕噬弦欢ㄒ袕奶煜麓髞y達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頻頻點頭，顯然是已經(jīng)認可了的意思。

但時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經(jīng)據(jù)典，從夏商周三代一直說到秦漢，結(jié)論是：“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并指責魏征所說：“恐敗亂國家?！?/p>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張依然用嚴刑峻法的高壓政策，忽略了民間百姓人心欲靜人心欲安的現(xiàn)實。

面對指責，魏征再次援古引今，也從三皇五帝說起，論證“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反復(fù)說明大亂后達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強調(diào)指出社會其實就是在一亂一治亂中求治中得到發(fā)展的。

否則的話：“若言人言澆訛，不及純樸，至今因悉為鬼魅，寧可復(fù)得而教化耶？”

持反對意見的人這才啞口無言。

但類似的爭論并沒有就此平息。

如果說魏征、房玄齡等人是當時的少壯改革派的話，那么封德彝、蕭瑀等人就是當時的元老反對派。

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的職務(wù)的蕭瑀也依然堅持己見。盡管皇上鼓勵爭論，但大政方針不容徘徊，元老派最終還是淡出了政治舞臺。

《舊唐書》有一段話記載了蕭瑀后來的落寞之態(tài)——

“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征、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p>

千萬不要看輕了當時那場爭論，因為那事涉國策，實際上牽涉到如何正確地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把握歷史機遇的大問題。正是因為有了這場辯論，才確定了后來“撫民以靜”的與前隋大相徑庭的貞觀之變。

《貞觀政要》的編撰者正是為了強調(diào)這一點，才有了一段長長的感慨，其中幾句是這樣說的——

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于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觀魏公之論，誠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后，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于后，嗚呼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