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jīng)》中講道：“潛龍在淵?！边@句話的意思是說君子要待時而動，不可四處張望，要懂得保存自己的實力。曾國藩早年在京為官，對《易經(jīng)》頗有研究，他將“潛龍在淵”四個字奉為人生哲學，凡事都不標榜，不出頭，不輕舉妄動。

一、抗旨不遵，見死不救

在曾國藩回鄉(xiāng)創(chuàng)辦湘軍之初，只拉起一支萬余人的隊伍，他部下的一員大將江忠源知道之后，未加考慮，便將這一情況向咸豐皇帝說明，此時被太平天國搞得焦頭爛額的咸豐皇帝哪里管得了這支部隊的戰(zhàn)斗力如何，能否對付得了太平軍，在他眼里，這萬余人就是萬把刀，因此他立即下旨，命令曾國藩率領部隊去增援湖北，解救被太平天國西征軍圍困的武漢。

此時的曾國藩當然知道，自己的這支部隊，是他起家的資本，面對太平天國數(shù)倍于己的兵力，現(xiàn)在趕去增援無異于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其實在咸豐皇帝下旨之前，他的老師，時任湖廣總督的吳文镕便向他發(fā)來了求救的文書。再者，曾國藩的部將王鑫發(fā)誓要為謝邦翰等人報仇，一再請求曾國藩準許他帶兵增援。

一邊是自己的老師被困重圍，一邊是自己的部將再三請命，又有皇帝親自下達的諭旨，按照常理，曾國藩于情于理都應該出兵增援，但是，曾國藩毅然決然地復信拒絕出兵，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被太平軍擊敗，自殺身亡。雖然吳文镕被迫自殺身亡，但是吳文镕并沒有記恨自己的這個見死不救學生，反而十分欣賞自己學生的大局眼光，以及高明的辦事手法，并在給曾國藩的回信中稱贊東南大局，全靠曾國藩一人。頗給人一種大義凜然的風范。

這是曾國藩的第一次抗旨，結局是自己的恩師吳文镕被迫自殺，在常人看來，這確實難以理解，不過對于曾國藩，這只是潛龍在淵的第一次嘗試而已。

曾國藩的第二次抗旨，發(fā)生在同年的十二月，這一次看起來對他更為重要，因為這次需要他解救的，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將，江忠源！然而，曾國藩再次上演之前的那一幕，他僅僅派去了一千新練兵勇去救援，明眼人一眼便看得出，這只不過是曾國藩應付朝廷指令的手段罷了，一千兵勇去了也是杯水車薪，對于結局沒有什么作用。最終，江忠源也如同之前的吳文镕一樣，兵敗自殺。看起來，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惋惜的結局。

圖為湘軍名將江忠源

但其實，曾國藩又何嘗不想去解救自己的老師和自己的部將，吳文镕作為自己的老師，又身為湖廣總督，顯然是曾國藩的后盾，在政治困境中能夠替曾國藩撐腰，而江忠源作為跟隨自己最早的部將，職務高，又富有實戰(zhàn)經(jīng)驗，是曾國藩手中的一把利刃，兩者對曾國藩來講都是依仗，但面對救援就要自身落入虎口的局面，曾國藩很決絕，堅持己見。

第三次抗旨則發(fā)生在第二年的二月份，當時的太平軍攻破了清軍的黃州大營，朝廷再次下旨令曾國藩援兵武漢。這次的曾國藩仍是按舊例評判雙方的實力差距，他認為，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又擅長水上作戰(zhàn)，而水師正是湘軍的短板，因此，曾國藩拍板，不出兵！咸豐皇帝回復曾國藩的奏章大意則是：“看你的奏章，仿佛各省的軍務都由你一個人承擔似的，你難道有這個才能？平日你愛自夸，總以為天下沒人能超過你，事情到來時，真能擔大任倒好，如果猥瑣可不是讓天下人笑話？”

面對咸豐帝半激將，半命令的回復，曾國藩仍然是按兵不動，堅決不出兵增援武漢。

但是數(shù)次抗旨不遵，曾國藩總要上書陳明緣由，他凜然說道：“我不出兵絕對不是怕死，你一定讓我出兵，只是毫無作用，我是文人不懂武事，出兵必敗，但又不想讓天下人看我的笑話，因此焦慮不安，懇請皇上能夠理解我的苦衷，等到有能力抗擊太平軍時，我一定殫精竭慮！”

面對曾國藩的這一番說辭，咸豐皇帝被曾國藩的真誠所感動，便原諒了曾國藩抗旨不遵的行為。

略覽曾國藩的這幾次抗旨不遵，其真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保存他賴以起家的湘軍。因此，為了這一個目的，他可以不顧自己老師和部下的生命，數(shù)次違背皇上的旨意，做出這些常人看來不忠不孝的事情。雖然這種做法使他損失了一些政治人力資源，但他最終保存了自己的這支部隊，并使得湘軍不斷發(fā)展，很好的詮釋了什么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睂τ谠鴩@類的人來說，部隊就是他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他在政治場中博弈的籌碼，他必須時刻保證這些籌碼的安全。

晚清名臣曾國藩

在很多情況下，人人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而放棄自己辛辛苦苦發(fā)展的成果，還自我安慰道，沒有辦法，現(xiàn)實就是這么殘酷，我除了放棄沒得選擇?？蓪嶋H上，這也僅僅是人們安慰自己的一個借口罷了，因為在很多時候，除了強行奪取你的成果，否則，絕大多數(shù)境況下的損失都是人自己去造成的。就像是曾國藩當初面臨的形勢，倘若他沒有堅持己見貿然出兵，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湘軍，早已經(jīng)全軍覆沒數(shù)次了。然而，不僅沒有全軍覆沒，湘軍反而在曾國藩的領導下實力不斷增強。

就像戰(zhàn)國時期的楊朱說的那樣“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痹鴩闶呛芎玫膶嵺`者，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情況下，絕對不能夠輕易消耗自己的“家底”。這也是曾國藩令人欽佩之處，即，保存實力，以圖大用。

二、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作為沒有實權的一個團練大臣，初期的曾國藩飽受綠營軍的氣。綠營軍依仗自己是清王朝的常備部隊，常常對湘軍吹毛求疵，處處針對，對于綠營軍的一些做法，曾國藩感到十分不滿，可他又深知自己當時的實力，不能夠輕易將自己的不滿發(fā)作出來，可我惹不起你。躲總躲得起吧，因此，曾國藩決定，移兵衡州。

不過，作為一代風云人物的曾國藩，移兵衡州絕不僅僅只是躲避綠營軍的騷擾，他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曾國藩認為，衡州地處偏遠，不像長沙一般遍地他人耳目，不易開展練兵活動，在衡州，朝廷對曾國藩的控制定會大大減輕。但是，凡事有利便有弊，遠離朝廷的控制，是曾國藩所希望的，可也是朝廷所不能輕易接受的，因此曾國藩必須尋找一個合適的理由使朝廷信任。

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他想到了一個絕佳的理由：“為江忠源招募軍隊！”當時的江忠源率領楚軍，征戰(zhàn)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屢立奇功，是朝廷所依仗的人才，因此，為江忠源招募軍隊這個理由對曾國藩來說，絕對是一妙計。

就這樣，曾國藩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通過自己的各種關系，籌建了一支較為完善的湘軍，人數(shù)也比長沙時期多了一倍有余。而據(jù)后來的形式，曾國藩移兵衡州這一步棋，實在巧妙。

三、創(chuàng)辦淮軍，曾國藩一分為二

在眾多財經(jīng)類知識中，有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小技巧，即把一筐雞蛋放在兩個籃子里面，即使一個籃子的雞蛋打碎了，還有另一個籃子的雞蛋。這邊是風險分攤原理。而為保存自己的實力，曾國藩正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了自己的部署。

曾國藩在創(chuàng)建軍隊之初，就奉行“兩處發(fā)力”的方針，既要發(fā)展湘軍，又要完善淮軍。當初曾國藩創(chuàng)辦淮軍，主要是為了解決戰(zhàn)線過長湘軍兵力不足的毛病。而后期李鴻章招募淮軍，也遵照了曾國藩的意圖。不過在李鴻章招募淮軍之前，湘軍里面就已經(jīng)有了三營淮軍的“雛形”。

其一，是馬從震的“震”字營，是曾國藩于1860年于宿松招募的。不久被曾國藩劃歸左宗棠調用；其二，則是張遇春的“春”字營，是李鴻章的舊部；其三，是李濟元的“濟”字營，原是太平軍的舊部，于咸豐八年投降曾國藩，被曾國藩編為“濟”字營。而這些也是李鴻章日后淮軍的基礎。

圖為淮軍正在訓練

縱觀這一時期不難發(fā)現(xiàn)，曾國藩創(chuàng)建淮軍的目的有三：

第一，要用淮軍吸引住朝廷的注意力，清王朝作為滿洲貴族的天下，卻因種種原因存在聽命曾國藩的湘軍，并且這一軍隊日益發(fā)展，總有一天會功高震主，倒不如先下手為強，另外創(chuàng)建一支軍隊，吸引朝廷某些人的注意，將自身的風險分散；

第二，也是曾國藩出于對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考慮，畢竟天下姓愛新覺羅而不是姓曾，即使他曾國藩的功勞再大，收復失地再多，他也是要臣屬于皇帝，“狡兔死，良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個道理，熟讀史書的曾國藩不會不清楚，等到太平天國這個危機消除，他手下的湘軍必然要被裁撤，而自己常年的征戰(zhàn)以及耀眼的戰(zhàn)功，也使得他樹下了不少政敵，但是，如果創(chuàng)建了一支淮軍這樣的軍隊，既能應對朝廷裁軍，又能保障自己的地位。

第三，則是前面提到的現(xiàn)實問題，當時的湘軍確實面臨著兵源不足的難題。

這便是曾國藩超乎常人的地方，可謂是一箭雙雕一舉兩得，通過創(chuàng)建淮軍這個行為，一個曾國藩便化為了兩個曾國藩。

四、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另辟蹊徑保存實力

太平天國的北伐行動，給清廷統(tǒng)治者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陰影，開始擔心江山不穩(wěn)，因此將戰(zhàn)略真心放在了抵御太平軍北進上。

1858年，曾國藩率部到達離安慶二十里的高橋，準備進攻安慶和桐城。正在這時，曾國藩接到了江南大營被攻破，要求他率兵援救的命令。而曾國藩也以兵力不足為由回絕了朝廷的旨意。同年四月，朝廷又令曾國藩去救援蘇州和常州，并認為安慶早已是囊中之物，而蘇州常州等地經(jīng)濟發(fā)達，是國家賦稅的主要征收地，因此保障蘇州是當前要務。

然而，曾國藩的戰(zhàn)略意識卻與朝廷截然相反，曾國藩認為，江南大營的根基是蘇州和常州，而他的湘軍根基則是兩湖，倘若湘軍離開兩湖地區(qū)去東援，則湘軍失去了根本，缺乏依托，相應的，太平軍倘若在東線取得勝利，必然會揮師西進，進犯兩湖地區(qū)，這時候湘軍再借地利，便很容易戰(zhàn)勝太平軍。

圖為安慶戰(zhàn)役的示意圖

這種重大的軍事行動，作戰(zhàn)思想必須要統(tǒng)一，但現(xiàn)在曾國藩卻與清廷產生了戰(zhàn)略分歧，導致戰(zhàn)爭進度拖延。前面也介紹，曾國藩有抗旨的“癖好”，但他卻也清楚，不能一次次地跟朝廷對著干，總不能把桀驁不馴的標簽往自己身上貼。于是乎，他又開始了他的兩面手段。

第一，曾國藩多次上書朝廷，耐心解釋其中的利弊，試圖改變清廷的戰(zhàn)略認識，同時又做出看似讓步的行為，將大營由宿松移到皖南地區(qū)，并奏報東援計劃；第二，仍把戰(zhàn)略重心放在安慶，但卻沒有將其擺在明面上。

后來的局面也沒有出乎曾國藩的意料，攻打安慶，太平軍并未攻打蘇州和常州。這一次，曾國藩雖然再次抗旨不遵，但他卻給朝廷呈上了一份勝利的結果，讓朝廷得以充分地信任他。

類似這樣的的重大戰(zhàn)役，曾國藩清楚，自身內部的分歧是最大的天敵，因此他沒有像之前那樣選擇與朝廷硬頂，而是相互說服，盡管只是表面的統(tǒng)一。而這一作風也頗有孔子的中庸之道，既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又遷就了對方的意思，緩和了雙方的沖突，為取得最終的勝利奠定了內部基礎。

歸根結底，曾國藩的一番努力，也是為了保全湘軍本身，單從當時的兵力來看，湘軍對太平軍來說，兵力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出兵東援必定損失慘重，然而曾國藩大局在胸，充分分析了敵我情形對比，制訂了詳細的作戰(zhàn)計劃，取得了又一次的勝利。因此，曾國藩雖然抗旨了，但他卻向朝廷交上了一份比按原計劃成果更大的戰(zhàn)報，使得朝廷心服口服，自然無法追究他抗命的責任。

從這件事看來，一旦有勝算的把握或者值得一搏的計劃時，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計劃來行事，而不是拘泥于上司的模板。

作為中國近代史傳奇般的人物，曾國藩能夠在晚清政壇叱咤風云多年，其根本就是手中有這么一支效忠于他的湘軍，而這一團練組織的發(fā)展壯大，便于上述介紹的曾國藩“潛龍在淵”的手段密不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