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關于正義戰(zhàn)爭必勝的學說。儒家根據戰(zhàn)爭性質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觀點，認為以至仁伐至不仁，仁義之師所向無敵?！吨芤住煹谄摺吩f：“師貞，丈人，吉無咎。”貞，通正，即是說舉兵打仗合乎正義，又有德高望重的人臨陣指揮，就能順利取勝而無禍咎?！蹲髠鳌べ夜四辍罚骸皫熤睘閴?，曲為老?！闭J為軍隊為正義而戰(zhàn)，就理直氣壯；為不義而戰(zhàn)，就理屈氣衰。在此基礎上，孔子曾提出“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的命題，孟子則進一步提出了仁者無敵說。

孟子曾評價說：“春秋無義戰(zhàn)?！?《孟子·盡心下》)認為春秋時代沒有正義戰(zhàn)爭。孟子在當時是以是否行仁，是否是仁義之師作為判斷是否屬于正義戰(zhàn)爭的標準。若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同上)，就屬于正義戰(zhàn)爭，反之，則不是。所以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同上)。孟子認為，只有道德高尚，才能“尊賢使能”，“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而“無敵于天下”。他說：“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上)》若行仁，就會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市場儲藏貨物，又不使貨物積壓；關卡只稽查而不征稅；實行井田，只助耕公田，也不再征稅；對百姓居住的地方不增加額外雇役錢和地稅。能夠在這五個方面實行仁政，鄰近的百姓就會像對待爹娘一樣愛慕他。如果做到這些，就會天下無敵。孟子又說：“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槌龆趨恰＝褚残鴰煷髧鴲u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褚灿麩o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zhí)熱而不以濯也?！?《孟子·離婁上》)政治清明的時候，道德不高的人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不太賢能的人為非常賢能的人所役使；政治黑暗的時候，力量小的為力量大的所役使，弱的為強的所役使。這兩種情況都是由天決定的。順從天則生存，違背天則滅亡。但是，天意并沒有一定，例如商代的子孫何止十萬，結果都為周朝的臣下。所以孔子說：仁德的力量，是不能拿人多人少來計算的，君主如果愛好仁，天下就不會有敵手。如今一些諸侯想要天下沒有敵手，卻又不行仁政，這就好比苦熱的人不肯洗澡一樣。由此而言，是否無敵于天下，關鍵在于是否施行仁政。在回答梁惠王如何向齊、秦、楚三國報仇雪恨的問題時，孟子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欲，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君主如果實行仁政，減免刑罰，減輕賦稅，深耕細作，講求孝道，待人忠誠，并運用這些道德來教育百姓，就是制造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實盔甲、銳利刀槍的秦楚軍隊。這是因為秦、楚不施仁政，使百姓陷在痛苦的深淵之中。在這種形勢下，去討伐他們，又有誰和你抵抗呢?所以說仁者無敵這個道理，是不能懷疑的。施行仁政，行仁義之師，就會得到百姓的擁護。據此，孟子又提出“民悅則取之”的思想。當齊宣王就是否占領燕國問題請教孟子時，孟子對答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盛，亦運而已矣。”以歷史上周武王滅商和周文王不滅商為例子，又結合以齊國這樣的大國進攻燕國這樣的大國，燕國百姓用竹籃盛著飲食，用瓦壺盛著酒漿來歡迎齊國軍隊的事實，說明攻伐戰(zhàn)取是否可行，就看是否行仁政，是否是仁義之師。孟子的仁者無敵思想，雖然過分地強調仁、仁政在戰(zhàn)爭中的作用，但其中確實含有戰(zhàn)爭的力量扎根于群眾百姓之中的光輝思想。

荀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仁者必有勇”和孟子“仁者無敵”的思想。在《荀子·王制》中，深入分析了王者、霸者、強者對待征伐的不同態(tài)度、措施和效果，不僅肯定王者以仁義服天下的原則，而且認為單靠武力爭天下，必然事與愿違。他說：“知強道者不務強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闭J為真正懂得致強之道的，決不單純使用強力。大抵都以統(tǒng)一天下為自己的長期目標，注意保全自己的力量，積累自己的德行。只要保全力量、積累德行，諸侯就不能使他的國家衰弱。因此，王者與霸者不同之處就在于能“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即仁德和義行高于天下。他說：“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zhàn)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比实赂哂谔煜?，天下就沒有不親近他的；義行高于天下，天下就沒有不崇尚他的；聲威高于天下，就沒有敢和他為敵的。用無人敢敵的聲勢，來輔助使人心悅誠服的仁義，不用戰(zhàn)斗就可以取勝；不用進攻就可獲取，不必勞師動眾，就可以使天下歸順。這才是真正懂得成就王業(yè)的道理的人。在《荀子·儒效》中，荀子又通過周公佐武王伐紂的戰(zhàn)事，說明以仁誅暴，以義誅不義，出師必捷，攻之必克，無須顧慮什么“兵忌”，也無須多余的“戒懼”。不僅如此，荀子還進一步提出了仁人治國的三條原則和實行王道的四條標準。仁人治國的三條原則是：①“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斯文理”，即修養(yǎng)自己的心性意志，端正自己的行為，推崇禮義，盡本分守信用，措施極有法度。突出強調了禮治的作用。②“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用力”，即開辟田地，充實府庫，使器械便于使用，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全軍將士合力同心，也就是要求務農強兵。③“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荀子·富國》)，即要求正確處理小國與大國、弱國與強國之間交往的原則，并抱著一種慎重的態(tài)度去對待它們。實行王道的四條標準，即荀子所說：“故其法制，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zhàn)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荀子·王霸》)如果法是治平之法，臣是賢良之臣，民是樸實之民，俗是敦厚之俗，四者齊備了，這就叫做“上一”，即完全施行了仁政。這樣，就可以不必戰(zhàn)斗而取得勝利，不必進攻而獲得士地，軍隊不受勞苦而天下歸服。荀子還指出，商湯憑著亳都，周武王憑著鎬京，都可以統(tǒng)一天下，就是因為達到了上述四條標準。相反，夏桀、商紂雖曾擁有占據天下的極大威勢，終于還是國滅身亡，就是因為完全喪失了上述四項仁政內容。荀子從治國和失國、王道和霸道的關系，全面而系統(tǒng)地闡述了儒家關于仁者無敵的思想。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關于戰(zhàn)爭性質的問題，有一個逐步認識和發(fā)展的過程。早在春秋時期已開始使用“有道”與“無道”、“曲”和“直”等概念來區(qū)分戰(zhàn)爭的性質。戰(zhàn)國時期，“義兵”、“義戰(zhàn)”、“不義之戰(zhàn)”等概念已經在諸子文論中廣泛使用。例如吳起曾提出了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五種性質的戰(zhàn)爭，《文子·道德》中則又區(qū)分為義兵、應兵、忿兵、貪兵和驕兵五種性質的戰(zhàn)爭。在此基礎上，墨子曾提出以“義”作為劃分戰(zhàn)爭性質的標準(見《墨子·天志下》)。而儒家則進一步發(fā)展了上述思想，明確提出以仁義或仁政作為區(qū)分正義戰(zhàn)爭和非正義戰(zhàn)爭的標準，并成為整個古代社會分析戰(zhàn)爭性質的基礎。正是由于有了區(qū)分戰(zhàn)爭性質的標準，這就為進行正義戰(zhàn)爭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儒家的仁者無敵說恰是在這一方面體現(xiàn)出其巨大的理論價值，為后來的思想家所繼承和發(fā)揚，理論上為進行正義戰(zhàn)爭鳴鑼開道。例如，《司馬法·仁本》提出：“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zhàn)止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鹖冠子·近佚》則提出“兵者，禮義忠信也”，認為正確的用兵之道應該體現(xiàn)禮義忠信，把兵道和人道統(tǒng)一了起來。曹操在《孫子序》中進一步提出“用干戈以濟世”的思想。唐代李筌著《太白陰經》一書，強調“振兵”，號召研究軍事，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謂：“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國有富強，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彼未钣M則針對對仁義和詐力的兩種片面性理解，明確地從理論上提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未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李覯集》卷十七《強兵策第一》)的思想。這些思想和觀點都帶有以正義戰(zhàn)爭制止非正義戰(zhàn)爭的含義，對維護國家統(tǒng)一，抵御外來侵略，都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