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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澄自述 逸澄，1971年生于古城隴西。先后求學于天水師院美術系、西北師大敦煌藝術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杜滋齡工作室。
中國人物畫中的“山水情結”
作為生成于博大文化與深厚歷史積淀沃土的中國畫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思想的載體。它從審美心理、價值取向以及創(chuàng)作追求、創(chuàng)作狀態(tài)，乃至技法等各個方面都受此崇尚自然的“山水情結”之深刻影響，認為畫是“發(fā)之與天然，非由述作”（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要畫家用：“自然”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與創(chuàng)作方法來作畫。同時常用比興之法，以畫中山水為中介而“緣物寄情”、“神與物游”，照應情神。眼中春風秋云，悟之于心中，訴之于筆端，繪之于紙面，已非風云，而是神思了。正如宗白華所言：“山川大地是宇宙詩心的影現(xiàn)，畫家的心靈活躍，本身就是宇宙的創(chuàng)化 ”。 這一“山水情結”彌散在本身描繪山川草木、花鳥魚蟲，具有自然之性的山水畫和花鳥畫中，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山水、花鳥畫在發(fā)展上相應隊伍壯大、技法完整、內涵豐富、體系成熟的重要原因。而對于大受儒學以尊崇社會道德精神為根本、積極入世思想影響的中國人物畫，更易于擔負“成教化，助人倫”，“與六籍同功，四時并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重要社會使命，被張彥遠稱為”有圖之鴻寶，理亂之紀綱”。從表象看，似乎與山水氣象、草木造化無緣，但實際上，中國人物畫真正的藝術生命力，發(fā)之于對客觀自然的依存，活之于自然客體的脈絡，因而創(chuàng)作就不可避免地要系之于“山水情結”。 首先，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觀念上。中國人物畫也講“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只不過面對的“造化”客體是具體的天地自然中的人罷了，用人物畫專用語來講，要求表現(xiàn)人物“傳神”，須“以形寫神”，“形”便是自然造化，為了使“造化”與“心源”諧和地凝于畫面，便須以一種“山水心態(tài)”，即自然和諧心態(tài)的創(chuàng)作觀進行人物畫創(chuàng)作；也是以“自然天成”山水畫的“意境”來品評人物畫里的“境”與“韻”，這種對意境與氣韻的追求，就使中國人物畫和西方的人物畫在審美價值取向上迥然不同了。如馬振聲畫作《聊齋》，將人渾化于天、月、樹、狐之中，觀者見之如感莊周夢蝶，人焉、狐焉、天地焉，亦真亦幻，融溶一體，作者正是通過營造幽遠的境，而烘托出“意中人”。這種“心物相映”、“情景交融”的創(chuàng)作取向，是與傳統(tǒng)文化中的“藝術生態(tài)觀”、“自然觀”一脈相承的，是暗藏于人物畫中的“山水情結”。 其次，表現(xiàn)在畫面布陣入境的寓意上。歷代人物畫家，多喜表現(xiàn)如陶淵明、謝靈運、王維、蘇東坡等樂山樂水之文人雅士；或是表現(xiàn)與山水自然相生相融、古樸原始、少染市塵的少數(shù)民族；或是秀雅倩美、清新自然的仕女；畫面內容多使人物盤恒、結廬于秀山麗水之間，或嘯傲、坐臥于竹林山溪之畔，或漫行、吟詠于古木蒼巖之側；取意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獨坐幽篁里，短嘯復長歌”或“松月生夜涼”或“獨釣寒江雪”。常常借山川草木之態(tài)之境，來襯映畫中人物之志之思之情，使二者和諧統(tǒng)一。作者總是將自己的“山水情結”借人與自然結合，用筆墨去形容定格那種感悟里的理想境界。古往今來，這樣的題材之所以贏得文人雅士以至尋常百姓的喜聞樂見，也正是暗合了人與自然不可分隔的原本之故。書畫往往最直接地體現(xiàn)于中國居室文化漫長的發(fā)展變遷中，人的一種牢固的特殊情結，尤其是在人類經(jīng)濟社會空前高質量發(fā)育，物質需求有很大可能得到滿足的環(huán)境條件下，人們開始又感受到強烈的現(xiàn)代氣息帶來的無窮壓抑，于是，情牽高天厚土，夢系青山綠水。而經(jīng)過一天的奔波勞作，總想在家的小天地里得到身心的放松。在有限的空間里，每每面對一幅諸如“小橋流水”、“田園煙雨” 、“牧童短笛”、“重山輕舟”一類的掛畫，就會把心緒換位引向無限的時空。由此所系、繪畫無疑是一種具有長久生命的藝術，而所需要的是這一藝術尤其是中國人物畫藝術的創(chuàng)造者們，不僅自己要能夠置身畫中，重要的是把對你藝術的面者能夠引入畫中，生發(fā)和你一樣的情結。 其三，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理念運用上。歷代畫家常借山水的形態(tài)來表現(xiàn)人物性格和氣質。比如任伯年的《女媧煉石》，將神話中的人物整體形態(tài)與衣紋巧妙結合，勾勒、皴擦成一巨石，既表現(xiàn)畫中人物高古之氣，同時突出女媧煉石補天的精神內涵，使作品有強烈的感染力；在現(xiàn)代作品中，王迎春與楊力舟創(chuàng)作的《太行鐵壁》將人物與山石融為一體，即表現(xiàn)太行山的鮮明特征，更借助太行風骨渲染特定歷史背景下老區(qū)軍民頑強、無畏、艱苦卓絕、眾志成城的斗爭精神，二者構成了一座偉大民族的歷史豐碑。一幅畫作，讓人體會到歌頌主題的精神品格；聆聽到畫中催人奮進的呼喊；領略到畫外滾滾涌動的民族氣概，這就是畫家創(chuàng)作理念的體現(xiàn)。 其四，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筆墨技法的駕馭上。一方面，畫家在對自然山川形神的感悟中，豐富、充實筆墨的表現(xiàn)力，升華筆墨的精神內涵。如用筆用墨中講究的渾化無跡，洇蘊天然；講究的枯潤、濃淡、聚散、急緩、輕重、大小等對比與統(tǒng)一；講究的筆墨形式中陰陽、向背、柔圓流美、造勢、諧和等因素。在藝術品評中，常借用自然云水風物之態(tài)勢來形容、詮釋筆墨特點，如人評吳道子、曹不興的人物為“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用筆用墨效果用“潤含春雨”、“干裂秋風”評價；傳統(tǒng)人物畫中的“十八描”，便有“行云流水描”、“蘭葉描”、“折蘆描”、“枯柴描”等稱謂。一方面，在人物畫表現(xiàn)中將山水畫中的勾勒、皴擦、點染、積墨等筆墨技巧信手拈來，為我所用。這一點在現(xiàn)代人物畫中更為突出，如傅抱石之高士、麗人、破筆散鋒寫就，溶人物于風雨樹木之中；而李可染筆下的牧童，戰(zhàn)筆勾畫，與樹與牛渾然天成，天趣自溢；而石魯、李伯安、陳鈺銘、趙奇等當代人物畫家更是取山水意境、參山水技法，借山水筆墨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個性。因而，人物畫家除了精熟人形、品味人心、洞察人性之外，還需使自己的心靈游逸于山水造化之間，領悟山水精神，通融自然之韻，使作品的“自然性”、“山水性’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有更加趨于和諧自然的態(tài)勢。 當然，應清醒地看到，一些人物畫家對“上水情結”的刻意追求，使人物畫家走入失卻自身特點，充滿習氣的誤區(qū)：重率意揮灑，忽視造型、傳神；求筆情墨趣，而筆不應物，貌合神離；少生活積累，內容空泛概念；熟慣套路小品，缺乏真情實感。這些都失卻了人物畫創(chuàng)作題材的社會性、內容的傳神性、造型的藝術性。正因如此，人物畫家需以人為本，參悟自然，豐富營養(yǎng)，錘煉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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