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城北30 里的萬山群中，有一條主脈，蒼勁蜿蜒東來，像一條蒼龍翹首在熊家灘附近，這龍頭就是遠近聞名的圣境山。在明朝就在這龍頭上修建了寺觀，供奉祖師爺，是湖北道教三大名山之一（武當、圣境、木蘭）。圣境山海拔500米，氣勢磅礴，山上蒼松古柏參天，清泉自頂下泄溝壑，環(huán)境清幽，人們攀登而上，如升九天圣境，故名。在圣境山脈東側，有條約十里長的峽谷。在峽谷盡頭，有一山包伸出，將峽谷又分成南北兩條小谷，形同八字，就在八字頭前，有座只有四五戶人家的山村，叫“八字門”。村前清溪繚繞，周山古木參天。1940年，每當晨風拂面，松濤與清泉競響，百鳥與軍號爭鳴，紅旗招展，抗日歌聲震蕩山谷。這就是當年令日寇喪膽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司令部駐此的情景。李先念、陳少敏等許多領導同志在這里留下的戰(zhàn)斗足跡，國際友人史沫特萊的光臨，都為這座山村增秀添色。約在1939 年底，我軍在馬家沖突圍后，李司令員和陳大姐到了八字門。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在京山八字門正式建軍。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員，陳少敏同志任邊區(qū)黨委代書記，朱理治同志任縱隊政治委員，劉少卿同志任參謀長，任質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縱隊下同五個團隊和三個總隊。我就在這時初次參加革命，當時只有17歲。原因是：自1938年8月29 日京山城被日機炸后，我隨養(yǎng)父李清軒（曾在蔣章驥縣政府任文書）逃回他的老家——熊灘附近李家套村。不久，為了生計，就到熊灘租了家門面，我母以開茶館和賣早點為生。我養(yǎng)父原在縣政府的上司叫林鎮(zhèn)南，據(jù)說是南洋華僑，南京金陵大學畢業(yè)（在校就加入了共產黨）。此時，他在縱隊下屬第三團隊政治部任科長兼青訓班教師。他常到熊灘趕集，每去必至我家歇息，聽說青訓班可以學習，我向林要求上學。母親因我是獨子，對我控制甚嚴，經養(yǎng)父勸說：“讓他去學習文化有什么不好？”于是林領我到了青訓班，介紹給班主任李鵬。這個青訓班設在水漾泉灣前路邊的李家祠堂（原是私塾學校），屋不大，可容三四十個學生。當時參加學習的還有先去的聶國治（城關人，已故），后去的有查傳琳（女，現(xiàn)住城關，老師）。學習一兩月后，就因工作需要，將我和聶調到駐在水漾泉灣內的五團隊政治部任民運股員。當時團長蔡松榮（現(xiàn)名蔡斯列），政治部主任陳一震（后期又調換吳若山），當時政治部的同事還有應城的韓家仁、蔡小梅（女）等。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搞群運。通過宣傳抗日，動員參軍，幫助農民搶收播種，以此來深入發(fā)動群眾。我們駐地離縱隊司令部八字門很近（約一公里），我們政治部全體同志常去八字門大灣聽李司令員和陳少敏同志作國內外的形勢報告（他們也常來）。所談內容廣泛，如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我們所處的環(huán)境，今后如何在這復雜、嚴酷的斗爭中爭取發(fā)展壯大等等。當時李司令員給我的印象是：年約30 歲出頭，中等偏高的身材，顯得魁偉，面白稍帶紅潤，秀眉大眼，神態(tài)慈祥而露嚴肅。講話莊重而兼有詼諧，既能引經據(jù)典，又有通俗“比喻”，能引起肅穆聽眾突發(fā)哄場大笑。聽一次報告，使我增長不少知識，也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陳少敏同志當時年約三四十歲，中等身材，短發(fā)，面黃而略現(xiàn)浮腫，著灰布軍服，腰扎皮帶插小手槍，下肢纏布“裹腿”更顯威武雄壯。有一全副武裝的警衛(wèi)員（約十六七歲）緊跟前后寸步不離。她講北方話，所講內容，主要是對黨內外干部的政洽思想學習問題，講話很有條理，邏輯性強，令人信服，聲音不大，但也顯得很有精神，、當時我發(fā)現(xiàn)她有嚴重的胃?。河写沃v到中途，突發(fā)胃痛，當即蹲下，警衛(wèi)員等立即將她送往醫(yī)院。據(jù)我所知李司令員和陳大姐當時都住在八字門大灣縱隊司令部和附近胡家灣的民房。他們還時常到我們水漾泉團治部和縱隊司令部右后峽谷村中的被服廠，以及左后鮑家沖白果樹灣的醫(yī)院等單位視察。在八字門使我至今難忘的第一件事就是史沫特萊女士光臨八字門。約在1940 年1月底2 月頭某日，在我團駐地水漾泉村前路上，自熊灘方向抬來了兩頂“布轎”（兩人抬、有圍布和轎簾），由一個班的武裝護送到八字門司令部。當時只聽說是國際友人來訪，也不知名。第二天早我聽說安排在八字門后胡家灣（惡霸胡楚俊家）。還說有安娥同來，這下引起了我的興趣。因安娥是《漁光曲》的作者?！稘O光曲》是《漁家女》影片的主題歌，在全國很流行。史沫特萊到八字門后，進行了一系列的參觀和座談會，都是由李司令員和陳大姐、任質斌、陶鑄等領導同志先后接待陪同。約在第二天，就在我們駐地水漾泉村前路邊的李家祠堂婦抗隊開歡迎座談會，這下轟動了全村農民和我們團政治部幾個娃娃。跑到祠堂前，已人圍18 層，祠堂本來不大，只能容納五六十人。門口設有衛(wèi)兵，不準擱入。當時不要說山村農民，就連我們也很少見到“洋人”！特別是“洋姑娘”（農民稱呼），還有安娥，都想先睹為快，我們幾個娃娃賴在大門口看熱鬧。會場正中上邊情擺著約三張舊方桌，兩端插有青松翠柏和山花野草，把會場點綴得別具風稚，沿桌擱著土碗茶壺。史淶特萊和安娥坐上首，會議開始后，由蘇菲同志代表服務隊致了歡迎詞，由安娥翻譯，史沫特萊也作了簡短的即席答詞，接著舉行座談，由各婦女代表發(fā)言，史沫特萊仔細聽著，不時插話、提問和贊揚，會議進入高潮時，有人提出請安娥唱她創(chuàng)作的《漁光曲》，她也欣然應命唱了起來：“魚兒飄在?？?，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里曬魚網(wǎng)……”接著服務隊員也唱了幾首婦女抗戰(zhàn)歌曲。有《丈夫去當兵》、《軍民要合作》、《送錦衣》等歌。還有人要求史沫特萊女士唱“洋歌”。我記憶她好像唱了法國的《馬賽曲》。最后由服務隊員代表根據(jù)地婦女向客人贈送禮品而收場。我們帶著愉快滿足、終身難忘的記憶，先離開了會場。史沫特萊女士在八字門的調查采訪約三四天，參觀訪問的重點是醫(yī)院。她對醫(yī)院設備的簡陋、醫(yī)療器械和藥物的奇缺，表示了極大的關注。據(jù)我所知，在她離去不久，即到隨縣鄉(xiāng)下天主堂找一個愛爾蘭神父募捐，送來了一批西藥和器械，解決了一些燃眉之急。后來聽說她到武漢、重慶募捐又送來了一批西藥器材。除此她還用筆桿揭露了國民黨到處造謠誣蔑我軍的不實之辭，報道了豫鄂邊區(qū)軍民對敵斗爭的真相。總之，史沫特萊女士來訪，對我八字門軍民精神上和物資上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她在八字門留下的足跡，也給這個革命抗日根據(jù)地，在當時及以后都增色不少。使我至今難忘的第二件事是李司令員關心傷病員，常到醫(yī)院去視察。我的頂頭上司林鎮(zhèn)南初談一女友在醫(yī)院工作，他常帶我作伴到醫(yī)院去。有一次李司令員也去了。恰逢一個男醫(yī)生給一個戰(zhàn)士背心生的惡瘡（俗稱“背花”）動手術，當時無手術室，就在大廳進行，李司令員和我們在場旁觀，這個醫(yī)生將紗布揭開，找見膿根叢生像蜂窩，面積有碗口大小，醫(yī)生用鑷子將膿根一個一個拔出，這個戰(zhàn)士見首長在場，咬牙忍痛的神態(tài)令人同感難受。李司令員在旁鼓勵說：“好樣的！你有關公刮骨療毒的英雄氣概！”醫(yī)生接著拿出一小瓶奇藥水，倒在整個“背花”上，立見藥到之處即起泡沫，后來整個潰爛面積上，像熱鍋煮粥一樣亂鼓泡沫，并有輕微響聲，但見這戰(zhàn)士反而感到輕松！當時李司令員問：“這是什么藥？”醫(yī)生回答：“雙氧水”。聽說是史沫特萊送來的。這個戰(zhàn)士的“背花”不久就痊愈了。自1939 年底到1940年秋，八字門是少有轉移但無戰(zhàn)斗。因此我們的學習、工作都比較順利。我常陪同林鎮(zhèn)南同志趕集到熊灘家中，因我是當?shù)厝?，常聽到從群眾中特別是淪陷區(qū)傳來的李司令員和陳大姐的許多傳說，他們成了帶有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李司令，像諸葛亮能未卜先知，不但能以少勝多，還能唱空城計。像天兵天將消滅了日寇后，又無影無蹤……”“陳大姐，她騎的白馬能日行千里，夜跑八百！她騎在馬上，能雙手打槍百發(fā)百中。她今天是位雍容華貴的夫人進應城刺探敵情，明天回到山中又成了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她腳大體壯，能徒手打倒三四個敵人后安全脫險！”（敵占區(qū)稱她為'陳大腳’）這大概是因李先念和陳少敏兩同志自1939 年來到京山后所指揮的幾次出奇致勝的戰(zhàn)斗造成的影響。如：1939 年10 月13 日新街戰(zhàn)斗、12 月5 日在馬家沖以少勝多的突圍轉移戰(zhàn)斗、1940 年10 月大掃蕩提前轉移敵人撲空等等。敵占區(qū)日偽軍聽到新四軍、李司令、陳大姐（腳）就聞風喪膽，這些“傳奇”在當時也真還能起到威懾敵人的作用。約在1940 年10 月大掃蕩前的9 月，李司令員就命令部隊轉移，經熊家灘到達大丁家沖休息時，我母親趕到了丁家沖，向政治部吳若山主任拼死要求要我回家（因我是兩姓獨子），否則她就跟部隊一起走！在此情況下，吳主任勸我暫留地方，日后歸隊。他寫一紙條令林鎮(zhèn)南同志將我就近交給縣委書記劉慈愷（駐小丁家沖），劉書記對我說，目前情況緊迫，叫我跟隨父母回京山家中，以后有任務就派劉學芬（當時她是張書生的愛人，城關人）找我。約在1941 年春我隨父母暫回城關。光陰似箭，半個多世紀一轉眼就過去了。但是，當年在八字門的經歷和見聞使我終身不忘。圣境山與豫鄂邊區(qū)挺進縱隊與李先念、陳大姐，與千千萬萬的抗日先烈一起英名永存，光耀千秋，八字門作為革命根據(jù)地，使勝境山中又添一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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