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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舉之戰(zhàn)是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由吳王闔閭率領的3萬吳國軍隊深入楚國，在柏舉（今湖北省麻城市境內(nèi)，一說湖北漢川北）擊敗楚軍20萬主力、繼而占領楚都的遠程進攻戰(zhàn)。在柏舉之戰(zhàn)，吳國大軍雖然只有3萬人，卻是孫武一手訓練的精銳之師，而且還有伍子胥、夫概等優(yōu)秀的將領進行指揮。在戰(zhàn)爭中，吳軍靈活機動，因敵用兵，以迂回奔襲、后退疲敵、尋機決戰(zhàn)、深遠追擊的戰(zhàn)法而取勝。 對此，在不少歷史學者看來，柏舉之戰(zhàn)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以少勝多、快速取勝的成功戰(zhàn)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柏舉之戰(zhàn)中，雖然楚國被吳國打敗，都城也被攻占，可謂快要滅國了，但是，在這場戰(zhàn)役的后期，秦國選擇出兵救援楚國，再加上楚國各地的殘余勢力，從而擊退吳軍，成功復國。那么，問題來了，楚國被吳國打敗，快要滅國的時候，秦國為何要幫助楚國復國？ 首先，在柏舉之戰(zhàn)中，秦國之所以出手相救楚國，直接原因就是申包胥感動了秦哀公。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記載：“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發(fā)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 公元前505年，吳國大軍攻陷楚國都城，楚國已經(jīng)到了快要滅國的時候。對此，楚國大夫申包胥千里迢迢來到秦國求救，但是，秦哀公一開始不愿意理睬。對此，申包胥在秦國宮門外賴著不走，日日夜夜痛哭，竟哭了七天七夜。正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申包胥的誠心打動了秦哀公，后者表示：“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于是為之賦《無衣》，發(fā)兵救楚，擊敗了吳軍，吳王闔閭收兵回國，楚昭王得以復國。 當然，秦哀公之所以出兵，顯然不會不止楚國大夫申包胥感動了他這一個原因。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一個諸侯國愿意為另一個諸侯國出兵，往往和姻親關系存在一定的關系。比如秦晉之好時，秦穆公就出兵幫助公子重耳即位，是為晉文公。同樣的道理，在春秋后期，秦國也和楚國形成了姻親關系。從親緣關系上來看，楚國當時在位的君主——楚昭王，他的母親孟嬴是秦景公的女兒，而秦哀公則是秦景公之子。不過，也有說法認為楚昭王的母親孟嬴是秦哀公的女兒。 但是，不管怎樣，這都意味著秦楚兩國存在姻親關系。在春秋時期，姻親關系的存在，為秦國出兵提供了非常合理的借口。彼時，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戰(zhàn)爭，往往是講究“出師有名”的，比如齊桓公、晉文公等春秋五霸對外用兵，往往就打著“尊王攘夷” 的旗號，以此讓自己的出兵名正言順。當然，到了戰(zhàn)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zhàn)爭，基本上就不太講究這些了。 由此，對于秦哀公來說，幫助楚國的直接原因和理由都有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國與國之間的行為，在本質上都是以利益作為導向。對于秦國來說，之所以幫助楚國復國，根本原因還是晉楚爭霸的春秋格局存在密切的關系。眾所周知，在春秋時期，晉國和楚國爭霸中原，是主要的歷史事件。在晉國和楚國爭霸的時候，秦國一開始是支持晉國的，但是，秦穆公發(fā)現(xiàn)支持晉文公稱霸，并不利于秦國東進中原。 于是，自崤之戰(zhàn)后，秦國和晉國正式?jīng)Q裂，前者選擇聯(lián)合楚國，以此抗衡強大的晉國。當然，對于晉國來說，也不是沒有盟友，在春秋后期，為了牽制楚國，晉國選擇扶持楚國東邊的吳國（晉國和吳國都是姬姓諸侯國），這也是吳國能夠在春秋末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左傳·定公四年》中記載：“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wèi)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春，柏舉之戰(zhàn)正式爆發(fā)的前夕，應蔡國之請，晉、齊、魯、宋、蔡、衛(wèi)、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18國諸侯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縣東）會盟，共謀伐楚。由此，非常明顯的是，在柏舉之戰(zhàn)前，中原地區(qū)的眾多諸侯國在晉國的組織下進行了會盟，目的就是商討進攻楚國。雖然最后主要是由吳國來實施的話，但是，如果需要的話，晉國等大國顯然也會派兵協(xié)助的。因此，一旦任由吳國消滅楚國的話，那么，接下來，和楚國形成結為姻親的秦國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進攻目標。 作為中原霸主，晉國完全可以再組織一場針對秦國的會盟，在此之前，公元前578年，晉厲公親率主力及齊、魯、宋、衛(wèi)、鄭、曹、邾、滕聯(lián)軍攻秦，深入關中，在麻隧之戰(zhàn)中重創(chuàng)秦國。因此，等到楚國被吳國徹底消滅的時候，秦國無疑就自身難保了。基于此，在唇亡齒寒的關系下，秦國不能坐視楚國滅國，從地圖上可以發(fā)現(xiàn)，吳國一旦占領楚國全境，就會和晉國形成南北包夾秦國的態(tài)勢，后者的戰(zhàn)略空間將被嚴重壓縮。真到那個時候，秦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所以，公元前505年，柏舉之戰(zhàn)的后期，在秦哀公的命令下，秦國的子蒲、子虎率領戰(zhàn)車五百輛救援楚國，最終幫助楚昭王成功復國。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有：“(吳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這里所說的“西破強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發(fā)的著名的吳楚柏舉之戰(zhàn)。 吳國是春秋晚期勃興于南方地區(qū)的一個國家，它在發(fā)展過程中，與南方地區(qū)的強國楚國產(chǎn)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長期付諸武力，兵戎相見。從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來 之戰(zhàn)”起，兩國之間在短短的60余年時間里，曾先后發(fā)生過十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其中吳 軍全勝六次，楚軍全勝一次，互有勝負三次?？偟内厔菔?，吳國逐漸由弱變強，開始占 據(jù)戰(zhàn)略上的主動地位。它終于導致了吳楚兩國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柏舉之戰(zhàn)”。 吳王闔閭是一位英明有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勵精圖治，發(fā)展生產(chǎn)，改良吏治， 整軍經(jīng)武：“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并大膽起用伍子胥、孫武、伯嚭等外來杰出軍政人才，積極從事爭霸大業(yè)。這時，西方的強楚，就成了吳國勝利前進道路 上的最大障礙。換句話說，也就是只有在過去積小勝的基礎上，從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 國，闔閭才能實現(xiàn)自己成為中原霸主的夢想。吳楚戰(zhàn)略決戰(zhàn)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國當時的現(xiàn)狀，為闔閭夢想得以實現(xiàn)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契機。 進入春秋以來，楚同晉國長期征戰(zhàn)，爭霸中原，搞得民疲財竭，國力中衰。同時楚國內(nèi)部政治黑暗，軍事無能，民眾怨憤，君臣離心，也給敵國創(chuàng)造了可乘之機。所以說，當時的楚國雖然貌似龐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實早已是外強中干，是經(jīng)不得風雨飄搖的， 吳楚柏舉之戰(zhàn)前夕，楚國實際上已經(jīng)處于戰(zhàn)略上的被動地位了。 當然，從整體實力上來說，楚對吳還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所以當公元前512年闔閭第 一次提出大舉攻楚的戰(zhàn)略計劃時，睿智的孫武即以“民勞，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勸阻。不過吳國君臣并未消極地守株待兔，他們的厲害，就在于他們從不消極等待敵方出現(xiàn)破綻，而是積極運用謀略，主動創(chuàng)造條件，完成敵我優(yōu)劣對比的轉換。為此，它首先伐滅楚國的羽翼——徐和鐘吾這兩個小國，為進而伐楚掃清道路。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誤楚”的高明戰(zhàn)略方針。具體做法是，將吳軍分為三 支，輪番出擊，騷擾楚軍，麻痹敵手。這一措施實行了六年有余，吳軍先后襲擊楚國的夷(今安徽渦陽附近)、潛(今安徽霍山東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軍疲于奔命，斗志沮喪。同時，吳軍這種稍嘗輒止、不作決戰(zhàn)的做法，也給楚軍造成錯覺， 誤以為吳軍的行動僅僅是“騷擾”而已，而忽視了吳軍這些“佯動”背后所包藏的“禍 心”，放松了應有的警惕，到頭來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給楚國致命一擊的時機終于來到了。這年秋天，楚國大軍圍攻蔡國， 蔡在危急中向吳國求救。另外，唐國國君也因憤恨于楚國的不斷侵凌勒索，而主動與吳國通好，要求助吳抗楚。唐、蔡兩國雖是蕞爾小國，但位居楚國的北部側背，戰(zhàn)略地位相當重要。吳國通過和它們結盟，遂可以實施其避開楚國正面，進行戰(zhàn)略迂回、大舉突襲，直搗腹心的作戰(zhàn)計劃。 同年冬天，吳王闔閭親率其弟夫概和謀臣武將伍子胥、伯嚭、孫武等，傾全國3萬水陸之師，乘楚軍連年作戰(zhàn)極度疲憊，東北部防御空虛薄弱之隙，進行戰(zhàn)略奇襲，吳軍溯淮水浩蕩西進。進抵淮汭(今安徽鳳臺附近，一說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陸，以 3500精銳士卒為前鋒，在蔡、唐軍配合導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過楚國北部大隧、 直轅、冥阨三關險隘(在今河南信陽南)，挺進到漢水東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zhàn)略效果。這堪稱實踐孫武“以迂為直”原則的杰出典范。 楚軍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倉猝應戰(zhàn)。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軍趕至漢水西岸進行防御。兩軍隔著漢水互相對峙。 楚軍中左司馬沈尹戍是一位頭腦冷靜的優(yōu)秀軍事指揮家。他針對吳軍作戰(zhàn)的特點， 向統(tǒng)帥囊瓦提出如下建議：由囊瓦率楚軍主力沿漢水西岸阻擊吳軍的進攻，正面牽制吳軍。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縣境)，征集那里的楚軍，迂回到吳軍的側后， 毀壞吳軍舟楫，阻塞三關，切斷吳軍的歸路。爾后與囊瓦所率的主力實施前后夾擊，一舉消滅吳軍。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議，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卻又聽從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撥慫恿，出于貪立戰(zhàn)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戰(zhàn)計劃，采取冒進速戰(zhàn)的方針，不待沈尹戍軍完成迂回包抄行動，即擅自單獨渡過漢水向吳軍進攻。 吳軍見楚軍主動出擊，大喜過望，遂采取后退疲敵、尋機決戰(zhàn)的方針，主動由漢水東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計，尾隨吳軍而來，自小別(在今湖北漢川東南)至大別(今湖北境大別山脈)間，連續(xù)與吳軍交戰(zhàn)，但結果總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氣低落、軍隊疲憊。 孫武見楚軍已陷入完全被動的困境，于是當機立斷，決定同楚軍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十一月十九日，吳軍在柏舉(今湖北漢川縣北，一說湖北麻城)列陣迎戰(zhàn)楚軍。闔閭弟夫概聽從了孫武的分析，認為囊瓦素來不得人心，楚軍無死戰(zhàn)之志。因此主張吳軍立即主動發(fā)起攻擊。并指出，只要吳軍一進攻，楚軍就必然潰逃，屆時再以主力投入戰(zhàn)斗，必能大獲全勝。但闔閭出于謹慎而否決了夫概的意見。夫概不愿放棄這一勝敵的良機，便率領自己的五千部屬奮勇進攻囊瓦的軍隊。楚軍一觸即潰，陣勢大亂。闔閭見夫概部突擊成功，乃乘機以主力投入交戰(zhàn)，擴張戰(zhàn)果，大勝楚軍。囊瓦失魂落魄，棄軍逃奔鄭國，史皇戰(zhàn)死沙場。 楚軍主力在柏舉決戰(zhàn)遭重創(chuàng)后狼狽向西潰逃。吳軍及時實施戰(zhàn)略追擊，尾隨不舍。 終于在柏舉西南的清發(fā)水(今湖北安陸西的涢水)追及楚軍。吳軍“因敵制勝”，用“半濟擊”的戰(zhàn)法，再度給渡河逃命中的楚軍以沉重的打擊。吳軍繼續(xù)追擊，至雍澨 (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鍋造飯的楚囊瓦軍殘部，大破之。并與由息(今河南息 縣西南)回救的楚軍沈尹戍部遭遇。經(jīng)過反復激烈的拼殺，楚軍又被戰(zhàn)敗，主將沈尹戍 傷重身亡。至此，楚軍全線崩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吳軍面前。吳軍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五戰(zhàn)五勝，于十一月二十九，一舉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慘慘，惶惶如喪家之犬逃往隨國(今湖北隨州)。柏舉之戰(zhàn)遂以吳軍的輝煌勝利而告終結。 至于吳軍入郢后上下忘乎所以，縱暴郢都，內(nèi)訌迭起，在秦楚聯(lián)軍的反擊下，軍事、 政治均陷于被動，最后被迫退回吳國，那已是后事了。用孫武自己的話來說，這便是“夫戰(zhàn)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 柏舉之戰(zhàn)是春秋晚期一次規(guī)模宏大、戰(zhàn)法靈活、影響深遠的大戰(zhàn)。吳軍靈活機動， 因敵用兵，以迂回奔襲、后退疲敵、尋機決戰(zhàn)、深遠追擊的戰(zhàn)法，一舉戰(zhàn)勝多年的敵手楚國，給長期稱雄的楚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從而有力地改變了春秋晚期的整個戰(zhàn)略格局，為吳國的進一步崛起，進而爭霸中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吳軍的取勝，首先是修明政治、發(fā)展生產(chǎn)、充實軍備的結果。其次也是善于“伐 交”，爭取晉國的支援和唐、蔡兩國的協(xié)助的產(chǎn)物。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 于其作戰(zhàn)指導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誤楚的正確策略，使楚軍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 備；二是正確選擇有利的進攻方向，“以迂為直”，乘隙蹈虛，實施遠距離的戰(zhàn)略襲擊， 使楚軍在十分被動情況下倉猝應戰(zhàn)；三是把握有利的決戰(zhàn)時機，先發(fā)制人，一舉擊敗楚 軍的主力；四是適時進行戰(zhàn)略追擊，不給楚軍以重整旗鼓、進行反擊的任何機會，最終 順利地奪取戰(zhàn)爭的勝利。 楚軍的失敗，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內(nèi)部動亂、將帥不和、四面樹敵、自陷孤立。從軍事上看，則在于其疏于戒備，遭致奇襲；在于其主將貪鄙無能， 臨戰(zhàn)乏術；在于其輕率決戰(zhàn)，一敗即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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