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政治問題都是文明的靜態(tài)局限與動態(tài)進步的互動關系與結果。文明局限，是我們每個人思考一切哲學問題的不自覺的前提，只有徹底自覺消滅這個前提，人類才不會再受政治問題困擾。我一貫只在哲學角度闡釋政治問題。

哲學中所謂的悖論，都是靜態(tài)思維下的邏輯缺陷，在動態(tài)思維中，沒有無解的哲學問題，只有何時參透的時間問題，因此人類歷史才會持續(xù)有圣人產生。

《道德經》說“圣人出，有大偽”，我看這個大偽就是政治，而階級和法律等都是政治的衍生物。政治也可稱政治文明，從這個角度看，圣人與大偽的政治文明一起出現(xiàn)于人類文明，一方面代表文明有因此而進步之意，另一方面本著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則，說明圣人有政治的對立面兒之意——圣人代表文明進步的積極性，政治代表文明進步的消極性，圣人天生有消滅政治的歷史使命。

經歷了無數(shù)的歷史時代，圣人頻出至今，人類文明是在一直提高，可惜政治卻并未因圣人們的不懈努力而最終消失，為什么呢？

我認為，這與文明先天局限導致的人類早期哲學偏于唯心有莫大關系，因為唯心哲學相對于唯物哲學的思維模式更顯靜態(tài)，而終極化解政治問題需要在全人類普及更具洞察力的動態(tài)思維。

動態(tài)思維與靜態(tài)思維說的是唯物哲學與唯心哲學之間辯證法上的區(qū)別，因為唯物哲學略勝一籌，所以明確的唯物哲學圣人的出現(xiàn)相對要晚很多，決定了人類必須在唯心哲學主導的世界里反復無望地等待圣人的出現(xiàn)。

老子預見到了人類文明的這種尷尬發(fā)展趨勢，卻給不出明確的答案，于是無望地隱居去了。好在在歸隱之前，他還是把他最擅長的偏向于唯心的樸素辯證法留傳了下來，從而為中華文明的長生久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華文明崇尚圣人，整個早期中華文明史便是在圣人的輝映下鋪展開的，雖然缺乏信史支撐，但我不認可現(xiàn)代考古學所謂的以今鑒古的本末倒置式科學嚴謹性，我只看相關文化，哪怕是傳說，對中華民族性格形成的實際作用，至今不變，便是信史。

人類文明載體中，圣人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哲學史。可惜受西方文明主導世界文化造成的扭曲讓中國文化自信倍受打擊，結果讓我們的哲學史也隨著西方哲學一樣，從第一次哲學高峰期開始寫起，從而因忽略了一大段遠古文明發(fā)展精華而讓學習哲學的人對哲學是什么產生了嚴重的誤解，哲學起源顯得像空中樓閣一樣，讓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人類第一次哲學高峰以前，都有政治高峰，西方有梭倫立法，中國有周公禮治天下，都對后世哲學發(fā)展至關重要。周公在中國文化中占有的地位相應遠大于梭倫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西方政治帶給人的只有傷痛，從來缺乏中國人恒久不變的明君治國之期待。

況且周公之賢德與名望相對于遠古圣賢，仍顯小巫見大巫，所以研究真善美的中國哲學絕不應從戰(zhàn)爭焦土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算起，更不應該從孔子與老子均懷念不已的周公治禮開始，而應該從盤古開天的神話時代開始演繹我們至今不忘的天人合一理念。

斷章取義的哲學史研究，只有利于有不良居心的統(tǒng)治階級愚民之用，必須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