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政壇頗具爭議的人物，不僅在當時，一些知名人物對他厭惡至極，甚至在以后，都有人將北宋的滅亡歸在他的頭上。

而說起三蘇父子和王安石之間的激烈文斗，堪稱宋朝文人相爭的典型事例。

這一場文斗首先是蘇洵和王安石的交鋒。剛到京師之時，蘇洵在歐陽修的引薦下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書，認為“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時“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而財政拮據(jù)是“費出之無節(jié)”造成的。

此文一出，名震京師，唯獨王安石不以為然。因為王安石早在《上仁宗皇帝書》時，就曾指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財無道耳”。兩個人的政見完全不同，自此形同路人。

有一次，歐陽修在家里請人吃飯，蘇洵和王安石都曾受到過歐陽修的舉薦，所以也應(yīng)邀赴宴。沒想到這兩個人在吃飯時竟然無視對方的存在，全程零交流。

等到宴會結(jié)束，人都走光了，蘇洵問歐陽修：“剛才囚首喪面者何人？”歐陽修說：“那是王安石啊，你不聞他的大名嗎？”蘇洵說：“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異時必亂天下，明主亦為其誑惑。歐公為何與他交友？”

不僅蘇洵和王安石針鋒相對，等到蘇軾和蘇轍考中進士后，也卷入其中，讓矛盾進一步升級。

蘇軾在制科考試時，曾獻上策論二十五篇，其中就有很多與王安石不同的觀點。王安石就曾對人說，蘇軾的制策“全類戰(zhàn)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

特別是蘇轍，年輕氣盛，策論時一頓狂噴，得罪了一大圈人，差點被治罪，幸虧仁宗皇帝脾氣好，任他為商州軍事推官。而王安石作為知制浩，甚至不肯為他撰詞，弄得蘇轍意興索然，干脆不去了。

等到仁宗皇帝逝世，英宗皇帝繼位，王安石的聲譽日隆，眼看著就要被委以重任，蘇洵深為不安。

公元1063年的冬天，王安石母親逝世，京城里士大夫紛紛往吊，這也是人之常情。唯獨蘇洵沒去，不僅沒去，還私下里寫了一篇文章《辨奸論》，將王安石罵了個狗血琳頭：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fù)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客觀來說，這篇文章確實寫得有些過分，連蘇軾和蘇轍都看不下去，勸告父親玩笑不要開太大了。

為何蘇軾和蘇轍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如此微妙的變化嗎？我想這與他們個人思想的轉(zhuǎn)變有關(guān)。

王安石在調(diào)任京師之前，曾在地方為官十數(shù)年，可謂對宋朝的弊政知之甚詳，故而提出的變法主張即使不是完美的，也是頗有見地的。

蘇洵則不然，他從未負責過具體的行政事務(wù)，不知民情，針對國家形勢的判斷自然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地方。

而此時的蘇軾已在地方任職兩年，深入了解民情，他自己就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議?？梢哉f，蘇軾已經(jīng)從一個保守派變?yōu)闇睾偷母母锱?，蘇轍在他的影響下也持相同政見。

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現(xiàn)，使得王安石和三蘇之間的矛盾加劇，等到王安石執(zhí)政時，就極力壓制蘇軾和蘇轍。

其實呢，蘇軾并不是一個保守派，只是由于不贊成激進做法，又因為成見太深，導(dǎo)致他們始終處于一種莫名其妙的對抗狀態(tài)，直到王安石晚年兩人才冰釋前嫌。

當然，這都是后話，蘇軾和王安石之間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呢。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說蘇洵的人品有多么壞，一切只源于政見不同，和世俗意義上的利益之爭還是有很大區(qū)別的。

至于說那篇文章嘛，也是典型的文人習氣，想當年駱賓王罵武則天那才叫一個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