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語“洛陽紙貴”,出自《晉書·文苑·左思傳》:“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洛陽紙貴”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西晉泰康年間,洛陽才子左思,用了整整十年,寫了一部文學巨著《三都賦》。人們爭相傳抄,因為抄寫的人太多,京城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導致全城紙價大幅度上漲。 左思像 人們?yōu)槭裁匆喼??紙張價格又為什么會上漲?這一切,都得從古人看書那些事說起。 沒有印刷術,沒有新華書店和網(wǎng)上書店的時代,讀書人學習所用的書籍,并不那么容易獲得。想看書,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接觸不到的書籍在我國的夏、商、周時期,書籍被當作國寶對待。據(jù)《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周成王分封諸侯,分給魯公的器物中,有“典策”,即周王室所藏書籍。 周成王將書籍和其他三種寶物“夏后之璜” “繁弱” “彝器”并列,可見書籍的珍貴。 正是因為看重書籍,春秋以前,書籍由少數(shù)統(tǒng)治階級所有,主要掌握在“史”手里,“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的流通被嚴格限制,形成官書壟斷,普通百姓根本無法接觸到書籍。 春秋以后,隨著“士”階層的出現(xiàn),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于是書籍就擴大到了這一群體。 私學的興起,也讓民間的書籍逐漸多起來。戰(zhàn)國時期,莊子曾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戰(zhàn)國策》也記載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nèi)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后來,蘇秦發(fā)跡了,與家里幾十篋藏書不無關系。 到了秦代,秦始皇想要通過“挾書律”和焚書坑儒,來達到控制民眾思想的目的。禁書法令規(guī)定,私人不能收藏、生產(chǎn)書籍,這就導致書籍只能由政府機構編撰和管理,文化資源被牢牢掌控在統(tǒng)治者手中。 那時的書籍,一般由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竹簡書沉重且不便攜帶,帛書成本又高昂,于是出現(xiàn)了“口耳相傳”的流通方式,即前人將書的內(nèi)容背誦下來,再傳授給后人。 出土漢簡 漢惠帝四年(前191),取消了禁書令,允許民間私人藏書,書籍可以自由流通了。出版機構除官修外,還出現(xiàn)了私修。官修和私修書籍,統(tǒng)稱“寫本”。 但書籍還是被掌握在少數(shù)特權階層手中,仍然無法直達普通百姓。兩漢時期,出現(xiàn)了不少藏書家,如西漢河間獻王劉德的藏書就“與漢朝等”。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命天下計書”,設立了專門的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 經(jīng)過廣泛征集,政府藏書日漸增多。到漢成帝年間,征書的同時,并令大臣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書籍。劉向的《七略》分圖書為六大類,三十八種,是我國第一部圖書分類法。 西漢楊雄在《法言·吾子》中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最早提出了“書肆”這一名詞,說明漢代的書店已現(xiàn)雛形。 隨著儒家經(jīng)典書籍需求量的激增,加上考試等選官制度對書籍的需求,逐漸出現(xiàn)了讀書人相互交易手抄書復本的大型圖書市場。 據(jù)《藝文類聚》記載:“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qū),為會市,但列槐樹數(shù)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jīng)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議論樹下,侃侃閹閻?!?/p> 長安太學設有交易市場,剛開始只是太學生在此交換經(jīng)書,以后有人專抄書出售,書籍成為了一種商品。 《后漢書·王充傳》又寫道:“家貧無書,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囊中羞澀的士子,只能蹭書看,然后背下來。王充逛書肆的故事,說明書籍可以在洛陽店內(nèi)售賣,而且種類繁多。 東漢歷代皇帝“篤好文雅”,書肆不僅在文化經(jīng)濟發(fā)達的大城市,中、小城市也有。 “東漢市上專有書肆,如劉梁在寧陽縣(山東寧陽縣)市上賣書為業(yè)?!痹谛】h城寧陽,也有人專售書籍。但是擁有一本書,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消費不起的書籍雖然東漢末年,蔡倫改進了造紙術,可是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這項高科技根本消費不起。 所以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對唐以前的書價總結了一個“貴”字,說:“唐以前,凡書籍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p> 想讀書,可以先買一本,藉由傳抄,使書中的知識得到傳播。這種需求自然催生了專職的抄書職業(yè):傭書。 東漢名士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筆于洛陽市肆傭書”,在長期的繕字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然而,抄寫量越大,參與人數(shù)越多,出錯概率越大。東漢蔡邕就發(fā)現(xiàn):“經(jīng)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貽誤后學?!庇谑撬陟淦剿哪辍白嗲笳?jīng)文字”,此后“后儒晚學,咸取正焉”。朝廷請人??苯?jīng)籍,選定版本,刻在石頭上,供人觀摩學習,稱為“熹平石經(jīng)”。 熹平石經(jīng) 學子們帶來紙墨,請好拓工制作拓片,帶回去慢慢研習。這種復制方法,即拓印。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之風大盛,佛教也傳入中國,出現(xiàn)了儒家之外其他方面的書籍。 雖然這個時期,官府和民間都有藏書,但書籍制作主要依靠傭書人來抄寫,成本很高,普通人想要獲得非常困難。 在隋代,一批以販書為業(yè)的書商陸續(xù)活躍起來??婆e制度的興起,推動了書籍在民間的流通。 隋代兩帝,都喜好在民間書肆搜集各類書籍異本,《舊唐志》稱“煬帝好學,喜聚異書”,并創(chuàng)制了許多藏書設備。 到唐代初年,歐陽詢主編了《藝文類聚》,該書保存了中國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這是唐代的第一部類書。 此時市場上開始出現(xiàn)經(jīng)營書畫買賣的書儈,據(jù)李綽《尚書故實》記載:“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于品目?!?/p> 唐太宗時,派人“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nèi)庫”,“三管所少書,有進納者,全給千錢”,每一卷的價格一千文,這也是第一次由官方規(guī)定統(tǒng)一價格。 唐代的書肆分布更加廣泛,其中以西京長安、東都洛陽和益州成都最為興盛。如敦煌藏經(jīng)洞的《上都東市大刁家太郎》雕印歷日,就是在長安東市印售的。 另據(jù)《柳氏家訓》記載,成都書肆中的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 書肆不僅存在于繁華都市,邊遠的襄陽也有,皮日休就曾寫道:“乃將耒與耜,并換槧與鉛。閱彼圖籍肆,致之千百篇?!笨梢娫谒幍南尻?,也有一定規(guī)模的書肆。 唐代中后期,隨著造紙術的普及,書價開始下降。 唐開成三年(838),日本慈覺大師圓仁在揚州書肆購買了一部刻本《關中疏》,凡四卷,450文,每卷約合一百文,價格跌至唐初的十分之一。書價雖已便宜不少,窮人還是買不起。 視若珍寶的書籍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術被普遍應用,使得書籍“多且易致”,從而實現(xiàn)了書價平民化,堪稱“書價革命”。它開辟了書籍生產(chǎn)與消費的大眾化歷史,給書籍市場帶來了可觀的利潤。 雕版印刷 書籍出版也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統(tǒng),統(tǒng)稱為“版本”。書坊、書肆、書林、書堂、書籍鋪、經(jīng)籍鋪等書籍發(fā)行售賣場所,遍布全國各地。 據(jù)說,北宋司馬光藏書萬卷,每天都要閱讀,但是他的書使用了很多年,還是跟新的一樣。只因他視書為神,看書時不僅要凈手、沐浴,還要把書桌擦干凈,再鋪上一塊布,然后端坐著看。書讀完后,馬上放回原處。 關于書的價格,北宋時,冊均價為100文,到南宋時,由于物價飛漲,大約300文到600文可以買到一冊。不同作者的文章價格也分出等級,像歐陽修、蘇軾這類著名作家,其書稿的價格就處于最高檔,市面上也難以獲得。 南宋陸游也是一位藏書家,他從蜀地離任時,竟然變賣了全部家產(chǎn)用來購買書籍。 陸游還喜歡讀書寫詩,《冬夜讀書》詩:“挑燈夜讀書,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薄逗棺x書》詩:“韋編屢絕鐵硯穿,口誦手鈔那計年。不是愛書即欲死,任從人笑作書癲?!笨梢娖渥x書成癖。 明代初期,“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之后明成祖也認為“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書籍生產(chǎn)規(guī)模不斷增大,以賣書為業(yè)的坊肆遍布全國,在南京等地還形成了書籍的集散中心。 早期的藏書家,為了收集白居易的詩,將他的作品一點一點地抄回來,結成集子。大家很羨慕,都想去看一看,可是藏書家們并不愿意公開,因為怕人家借了不肯還。蘇軾的作品,在明成化年以前,同樣難以獲得。 明代的刻工工價十分低廉,嘉靖年間,每頁約500字的刻酬,在白銀1錢5分。所以明代書價平均每冊2.5兩白銀,相當便宜。 例外的是宋本,由于年代久遠,流傳稀少,宋版書的價格暴漲。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江蘇的王世貞竟然以一座莊園,換取了宋版的《漢書》和《后漢書》。 明末清初的大藏書家毛晉,為了求宋版書,開始按頁以黃金作價收購,開創(chuàng)了按頁論價的先河。 明代藏書家中,還有很多嗜書如命的例子:學者胡應麟,會典掉妻子的首飾、自己的衣服去換書;浙江的王文祿,書樓失火,他只呼:“請只救書,其他不管!”胡震亨家中藏書萬卷,為了守著這些愛書,拒絕了朝廷的任命。 只有江蘇的楊循吉,晚年將10萬余卷藏書,分散給愛書的好友,他認為:“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付不肖子,持去將鬻錢?!?/p> 身價不菲的書中王者清代書業(yè)比之明代有了更大發(fā)展。工藝水平提高,刻書機構繁多。 孔尚任在《桃花扇·逮社》中寫道:“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蔡益所。你看十三經(jīng),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p> 清初順治年間,京城實行“滿漢分城居住”。在外城西部的琉璃廠,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逐漸發(fā)展成為京城最大的書市。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中記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云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簽,千門聯(lián)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可見當年盛況。 當時每冊書的價錢,可折米約 17 斤。宋版書價與明末相近,均冊2.5兩銀。而據(jù)《汲古閣秘本珍藏書目》載,康熙時最貴的書價是《六書故》,1部30兩。 在嘉慶年間,冊均價下降為0.24 兩。20、30兩可以買一部元版書。 由于嗜宋風氣愈濃,宋版書價每冊已高達6.5兩銀。如嘉慶九年(1804),黃丕烈購宋版《鑒戒錄》時題跋云:“索白鏹30金,易蕃銀33元,書葉57頁,以葉論錢,每頁4錢6分”,書價以頁論,宋版書價格成為書中王者。 到了清代后期,社會上廣為流行的圖書,由官書局出版。冊均價繼續(xù)下降,為185文,每冊書價可折米6斤。 宋版書價則繼續(xù)大漲,光緒時震鈞記載:“宋刊本,記頁求值,每頁三五錢?!泵績约s合銀15兩以上,身價猛增。 清代藏書家還看上了舊抄本。如光緒五年(1879),陸興元以番銀五枚購舊抄本《空山子詩》一卷。 那些經(jīng)由名人抄寫的書籍,身價更是翻倍。明吳文定手抄《尊前集》,到康熙二十年(1681),炒到了3000金。黃丕烈購蘇東坡書《法華經(jīng)》7卷時,也用了500兩銀。 縱觀各朝各代,整體上看,書價呈下降趨勢。但是對于普通民眾來說,書價總是偏高的。到清代末期,隨著西方近代印刷技術的傳入,書籍才真正實現(xiàn)量產(chǎn),成本大幅降低。自此,書籍不再是奢侈品,而成為普通消費品,人人都能擁有了。 古人不惜重金購書獲取知識的執(zhí)著精神,也一直激勵著后世讀書人。 雕版印刷書籍(圖源網(wǎng)絡) 參考資料: 1.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岳麓書社,1997年版 2.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版 3. 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4. 王允雷,金開誠:《中國文化知識讀本:中國書籍發(fā)展簡史》,吉林文史出版社,吉林出版集5. 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 6. 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版 7. 方厚樞:《中國出版簡史》,《出版工作》,1981年08期 8. 袁逸:《唐宋元書籍價格考》,《編輯之友》,1993年02期 9. 謝彥卯:《中國古代書價研究》,《圖書與情報》,2003年0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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