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面，賀知章博采眾長，兼而有之，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下面對他們逐一比較，你就知道賀知章混得好并非偶然：

賀知章文采與情商兼?zhèn)洌砑犹鞎r地利人和

賀知章他年少時就以書文聞名，而且他還是武則天時期的狀元，這是李白與杜甫所望塵莫及的。他作為朝廷的御用文人，寫了不少應制詩，這只是他人在朝中，身不由己；

但他也不過分阿諛奉承，讓人感到肉麻，即使是應制詩，寫得清閑自然，如沐春風，這應是拍馬屁的最高境界。

除此之外，他的寫景狀物、直抒胸臆的絕句也是膾炙人口。比如，我們所熟知的《詠柳》和《回鄉(xiāng)偶書》，天然去雕飾，真情滿滿，朗朗上口。

所以，在詩歌上，賀知章與張若虛、張旭、包融并稱“吳中四士”。

與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但工作很努力而且玩起來也玩得也很嗨，在酒場上，他與李白、李適之等人并稱“飲中八仙”。

他曾與李白有過“金龜換酒”典故：有一次，賀知章請李白喝酒，但是身上沒錢買酒，竟毫不猶豫地解下佩在身上的顯示官品級別的金龜，換取酒菜。

這一方面看出他為人豁達豪爽，熱情好客；另一方面看出他對功名的看淡，所以晚年他自號“四明狂客”。

這才是做人、做官所需要的，執(zhí)著一事，并不執(zhí)迷于它。表面瘋狂，內(nèi)心謹慎，否則伴君如伴虎，安有不出事的道理。

你看他到了晚年，他不醉心官場，要告老還鄉(xiāng)，唐玄宗親自以御制詩贈之，皇太子率百官餞行，榮歸故里，這是對他一生的肯定。

這種榮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彰顯的是他做人做事做官的成功，與他的高情商分不開，也與當時開明的政治環(huán)境有關，要知道那時正處于“開元盛世”。

李白曠世奇才，但終非廟堂之器

李白向來就是個傳奇性人物，他少負盛名，早年醉心于官場，過著“朝扣富兒門，晚隨肥馬塵”，終究入不了那個官場的圈子，所以一度自暴自棄，心灰意冷。

但是一應詔馬上就原形畢露，“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小人得志似的輕狂，從這點來看他就不適合那個紛繁復雜、物欲橫流的官場。

在李白想入朝為官最為關鍵時候，他碰到了生命中的貴人也是今后的酒友賀知章，當他讀了李白寫的《蜀道難》后，贊嘆不已，稱李白是“謫仙”。

幾次酒場上下來，他最后把李白推薦給唐玄宗。而李白跟賀知章酒喝下來后，他看賀知章每天大碗喝酒、大碗喝肉，卻能混的風生水起的，他就篤定今后要像他這樣為官。

但李白畢竟學的是賀知章的“形”，這個“形”就是放浪形骸。他就像是官場上的“愣頭青”，這種狂放不羈的性格，使他四處樹敵，讓唐玄宗認為他終究非“廟堂之器”，最后只能賜金放還。

而從此后，人生閱歷豐富了，他雖官場失意，卻讓他詩歌水平達到巔峰的時候，《將進酒》、《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義作品不斷涌現(xiàn)，因而他被稱作是“詩仙”、“酒仙”，這才是我們現(xiàn)在所熟知的李白。

可以這樣說，李白的詩歌水平肯定要比賀知章高，但他的情商低得可憐，不是后來他不想當官，而是官場上已經(jīng)容不下他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也只是他無奈后的自我解嘲而已。

杜甫情才具備，只因生逢亂世

杜甫早年生活條件優(yōu)越，但曾多次應試不舉，后來多次舉薦不為重用，所以自然在朝中升官無望。

而且他是他們中最小的一位，身處大唐中晚期，已經(jīng)感受到了大唐的頹勢又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所以他把親身的經(jīng)歷寫在他的作品里。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不是空穴來風，他的兒子就是被活活餓死；《春望》《三吏》《三別》等作品力透紙背，飽含最深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是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被稱為“詩史”。

可能讓現(xiàn)在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與上述兩位詩人不同，由于杜甫的作品都是寫的下層百姓生活，當時他在世時，并不怎么出名，不像現(xiàn)在這樣如雷貫耳。

由于奸臣當?shù)?，根本沒有他出頭的日子，國破家亡，舉步維艱，流離失所，哪還能混出個名堂？

綜上所述，賀知章雖詩人名氣比同時代的李白和杜甫稍有遜色，但是他的文采、高情商與生在一個好的時代，這三個重要因素造就了他在當時的顯赫的地位，混得要比一般文人要好。就像現(xiàn)在說的那樣，拼的是綜合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