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東南部國家保加利亞，有一部幾乎家喻戶曉的電影是這樣描寫的：在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時期，山里的牧羊人家庭深夜熟睡時，闖進了一群土耳其士兵。

他們強奸并殺害了牧羊人的妻子，把農(nóng)舍洗劫一空。懷著深仇大恨，牧羊人把幸存的女兒當作男孩培養(yǎng)，讓她長大后成為一名冷血殺手。

死在她手里的土耳其人不計其數(shù)，直到有一天，她發(fā)現(xiàn)自己愛上了一個土耳其人。目睹女兒身上的女性欲望覺醒，牧羊人毫不留情地把女兒和她的情人砍死在腳下。

這部名為《山羊角》的電影，被列為“保加利亞電影史十佳之一”，同時也深刻地刻畫出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黑山這些東南歐山國的一個共同現(xiàn)象——躲在山里讓人聞風喪膽的強盜山賊。這些特殊的山民組織，希臘語稱之為“Klephts”。

希臘以北一直穿越到歐洲的山脈，在歷史上一直不是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在古希臘傳說中，冥界入口就在保加利亞與希臘接壤的一座山的山洞里。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位于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干山區(qū)幾乎難以穿越，一個主要原因便是匪患連年。高度軍事化的民間傳統(tǒng)、不斷碎片化的民族國家和由氏族把控的政治勢力，成為了世人認識“巴爾干火藥桶”的重要特征。在今天，“巴爾干”似乎是一個負面標簽，也是歐洲一體化整合過程中一道難以跨越的坎。

作為“三姓家奴”的山賊

在影片《山羊角》的敘事里，男性化的牧羊人女兒仿佛是一個懷有家仇國恨的俠盜，頗有幾分“羅賓漢”的味道。然而在現(xiàn)實中，歐洲東南部地區(qū)的山賊，大部分并不具備這種“俠盜”情操——生存第一要義，便是誰有錢就謀害誰。

出沒于巴爾干山區(qū)的山賊，絕對是心狠手辣的歹徒。當盯上一個目標時，他們打劫的手段往往非常殘忍。

19世紀英國作家威廉·姆爾記錄了一樁發(fā)生在希臘北部山區(qū)的慘案：一個放債人獨自走在山路上，遭到了山賊的伏擊。他試圖躲開歹徒的射擊，往開闊的田野跑去，卻被歹徒追上。他越反抗，歹徒對他的襲擊越兇狠，最終放債人慘死在山賊的刀下，連頭顱都被砍成肉醬。

也有人說，這種把落入自己手里的受害者身體殘忍破壞的傳統(tǒng)，一直潛移默化到現(xiàn)代。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戰(zhàn)爭時期，波黑深山里躲藏的各族軍閥俘獲到敵人時，對對方的身體也毫不客氣。

塞族、穆族和克族相互割下對方的頭顱和生殖器，甚至在足球場上把戰(zhàn)俘的頭顱當作足球一樣踢打。巴爾干歷史學家安德烈·葛羅里馬托斯認為，這種流傳自山賊傳統(tǒng)的凌辱敵人尸體行為，不僅是一種恫嚇，也是一種泄憤式的自娛自樂。

通常，在一個山賊團伙里，由一個老大率領(lǐng)著幾個小嘍啰，在組織的最外圍是一些鄰近村落招募的小青年，規(guī)模從兩個人到幾十人都有。這些山賊幾乎從不在要道上出現(xiàn)，而是分三兩人在小道里埋伏。

他們每經(jīng)過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團伙成員在最后用樹枝抹去腳印，生火做飯產(chǎn)生的灰燼也要徹底弄干凈。實際上，欺凌和洗劫附近村莊和修道院是他們最主要的謀生手段，農(nóng)民經(jīng)常慘遭這些山賊的毒手。不過，他們會對修道院的神父們手下留情，因為他們需要這些神父給他們做臨終“懺悔”儀式。

在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歐洲東南角的時期，這些山地武裝力量成了各方爭取的對象。在山地武裝組織中，阿爾巴尼亞人特別受矚目。這些阿爾巴尼亞山賊的標準裝備是，同時佩戴匕首、長槍和短槍，穿著長長的毛襪子。

阿爾巴尼亞族武裝組織備受各方勢力使用，既成為奧斯曼帝國重要的打手，同時也是在西方列強支持下，希臘獨立運動的重要武裝力量。

奧斯曼蘇丹的御林軍有不少高級將領(lǐng)是阿爾巴尼亞裔人；戰(zhàn)功彪炳的奧斯曼猛將里，阿爾巴尼亞人甚至比土耳其人還要多。在今天屬于羅馬尼亞的土地上，歷任奧斯曼行省總督中，阿爾巴尼亞族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到了19世紀，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干的掌控力開始衰退，這里的山區(qū)治安變得更加險惡。盡管奧斯曼帝國規(guī)定非穆斯林民族不得持有武器，但是大山大嶺里，這些規(guī)定形同虛設(shè)。晝伏夜出而且非常善于山地伏擊的巴爾干山賊，幾乎不受奧斯曼勢力的管轄。

熟讀《水滸傳》的讀者肯定知道，不少衙差是被逼上梁山的。同樣，許多奧斯曼帝國的基層武裝力量到了19世紀幾乎沒有足夠的收入，搖身一變成為山賊，在附近村莊奸淫擄掠，也是他們維持生存的一種方式。

在這個時候，阿爾巴尼亞地區(qū)幾乎全民武裝，槍械成為了每個家庭的必備物資。直到如今，獨立后的阿爾巴尼亞依然是崇尚平民武裝的國家，人均持槍率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

跨國滲透的山賊網(wǎng)絡(luò)

幾乎每天，希臘總統(tǒng)府門前及希臘議會廣場上守衛(wèi)無名烈士墓的哨兵，因為其獨特的服裝，會引來世界各地游客駐足留影。

即使是夏天最炎熱的季節(jié)，哨兵們都要穿上一整套毛襪，戴著禮帽，穿著好像裙子一樣的長袍，扛著長槍，用極其緩慢的腳步換崗。為了保持士兵站姿儀容的肅穆，一個身穿現(xiàn)代軍裝的軍官還要不時為身穿傳統(tǒng)服飾的同伴們擦去不斷冒出的汗水。

在世界各地游客看來，這些無疑是現(xiàn)代雅典最值得打卡的景點。然而，這些傳統(tǒng)服裝并非希臘服飾，而是阿爾巴尼亞山區(qū)武裝組織的服裝。在希臘獨立戰(zhàn)爭時期，不少阿爾巴尼亞武裝力量加入戰(zhàn)斗隊列，成了希臘從奧斯曼帝國獨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15世紀后，出于現(xiàn)實目的，不少阿爾巴尼亞人從山區(qū)遷徙到外地，有相當一部分去了意大利，并且皈依了天主教；那些堅持東正教信仰的阿爾巴尼亞人，則大量進入屬于希臘的地方。而奧斯曼帝國也鼓勵阿爾巴尼亞人遷徙，這樣一來，各個被統(tǒng)治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也就下降了。

在希臘境內(nèi)的阿爾巴尼亞人會說流利的希臘語，外觀上也跟希臘人幾乎毫無區(qū)別。隨著歐洲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理念在巴爾干知識階層普及，巴爾干各民族的文化精英們試圖把這些山地武裝動員起來。

以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為首的西歐親希臘主義者，對古希臘文明懷著崇高的敬意。他們試圖喚起這片地區(qū)的人民對古希臘的向往，從而激發(fā)他們的戰(zhàn)斗力。

然而，拜倫的這種浪漫懷舊思維在現(xiàn)實中不斷鬧笑話。在希臘獨立戰(zhàn)爭時期，一個希臘民族主義者找上了當時最有名的山賊頭目尼可扎拉斯，試圖把這位山賊頭子比作古希臘英雄阿基里斯。

這名民族主義者試圖用古希臘的英雄形象激起山賊的民族自豪感，卻沒想到一下子惹怒了尼可扎拉斯。“誰是阿基里斯？你在亂說什么廢話？阿基里斯的長槍比我的長槍殺的人多嗎？”原來，這名山賊頭目連阿基里斯是誰都不知道。

比起古希臘英雄，希臘境內(nèi)乃至整個巴爾干地區(qū)的山地武裝力量，更加羨慕阿爾巴尼亞的武裝傳統(tǒng)。甚至有許多不是阿爾巴尼亞族的山賊，為了讓金主相信自己的戰(zhàn)斗力，也穿上阿爾巴尼亞的服裝，好讓人們覺得他們也是驍勇善戰(zhàn)的山地戰(zhàn)士。真假阿爾巴尼亞人混在一起，讓世人難以分辨。

污名難除：去“巴爾干化”

1870年6月，一群英國駐希臘領(lǐng)館的職員到雅典近郊游玩，被附近山賊劫持，最終因為支付贖金太遲而被逐一砍殺。西方輿論嘩然，《泰晤士報》社論終于宣泄出西方人對浪漫式“古希臘”的幻滅：“古希臘愛好者們被古典文化留下來的光芒完全蒙蔽了雙眼。”

從崇拜和仰慕古希臘，西方輿論一下子轉(zhuǎn)變?yōu)閷ΜF(xiàn)代希臘的極端鄙視。從此，“巴爾干國家”成為了東南歐新生國家的負面標簽。除了希臘之外，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波黑、北馬其頓、黑山、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也經(jīng)常被稱作“巴爾干國家”。

實際上，17世紀之前的歐洲歷史文獻里，幾乎沒有“巴爾干”一詞。在中世紀，旅行者的筆記里往往用“希臘地區(qū)”“奧斯曼地區(qū)”“拜占庭地區(qū)”“東羅馬”“南部斯拉夫地區(qū)”來形容這片土地。

到了18世紀，一些到奧斯曼帝國境內(nèi)東南歐各個行省經(jīng)商的人，在旅游日記里寫下了“巴爾干”這個詞。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巴爾干”指的是現(xiàn)在位于保加利亞境內(nèi)中部的一座山，這是土耳其人用來形容山的詞匯。

隨著時間的演化，這個指代保加利亞境內(nèi)山脈的名詞，變成了涵蓋整個地區(qū)的統(tǒng)稱。1879年，德國地理學家菲利克斯·卡尼茲第一次正式使用“巴爾干半島”來形容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疆土。

保加利亞當代歷史學家瑪利亞·托多洛娃一直嘗試挑戰(zhàn)“巴爾干”的詞匯含義。她認為，“巴爾干”遠遠超出了作為一座山的名稱，成為了對整個東南歐地區(qū)的概括，這樣并不嚴謹。

除此之外，她指出西方經(jīng)常用“巴爾干化”（balkanization）來指代發(fā)生在這一地區(qū)不好的現(xiàn)象：不斷撕裂的族群，為了一小塊地盤而發(fā)生的血腥沖突，占領(lǐng)了一小塊地盤就要獨立成國的小國寡民意識……一些西方報刊甚至用“巴爾干化”來形容脫歐后的英國政治面貌。

“巴爾干”被賦予了太多負面的含義，對于這些國家和民族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包袱。“東南歐”也許是一個地緣政治學界試圖擺脫“巴爾干”標簽的新嘗試，然而長達上千年的割據(jù)和殘殺，讓這種去標簽化的努力變得極為艱難。

作者 | 本刊記者 何任遠

特約編輯 | 姜雯 jw@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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