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黃檗禪師與黃檗禪

黃檗號希運，福建福清人（今福建福州），生卒年不詳 ，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侄” 。幼年在江西黃檗山寺出家，及長，身長七尺，額頭隆起如圓珠，“倜儻不羈，人莫輕測” “音辭朗潤，志意沖?！?。受戒后，便行腳四方，先上天臺，后達上都（今陜西西安）。期間適逢一個僧人，并與之相談甚歡，如同舊故，于是便偕往前行。但是在途中遇見澗水暴漲，遂二人分薄緣慳，希運獨自到達京師。在京師的希運以化緣乞食為生，又遇見一老嫗，經老嫗點化，問答之間，其“玄門頓而蕩豁”，老嫗啟發(fā)希運去江西參謁馬祖道一禪師，而黃檗“至南昌道一已逝，瞻禮祖塔時，遇百丈懷海，乃參之” 。從此，他就投入懷海禪師門下，開始于“觸類是道，任心為修”的南岳禪宗一系的參悟。

南岳禪宗的禪學思想是對《壇經》“性本清凈”的契會，也是對其自然主義的“直心是道”的發(fā)揮。因此，馬祖道一禪師認為“所作所為，皆是佛性；貪嗔煩惱，并是佛性；揚眉動晴，笑欠聲咳；或動搖等，皆是佛事” 。而傳到百丈懷海禪師處，百丈主張農禪并舉，“常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并捐，源流齊泯” ，并制訂了在我國禪宗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禪宗業(yè)林制度的規(guī)范。黃檗在與百丈禪師的首次相遇時便有“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后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后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后不得辜負吾” 之類的對禪。或許初次的相遇禪話，百丈對黃檗還不甚了解，卻又覺得其非等閑之輩，因而百丈對這位今后具有杰出成就的弟子留有余地，也寄予了厚望。后來黃檗在懷海門下也證實了這一點。如“百丈一日問師：什么處去來？曰：大熊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么？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眾曰：大熊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這師徒之間答問的禪趣，讓日后的黃檗有反復宣稱“大唐國內無禪師”的傲語，而黃檗這種自持甚高、傲岸獨立、雄視天下禪僧的品格，同樣也體現其具有一種特殊的禪學天賦。所以在百丈禪師認為“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還稱贊黃檗“甚有超師之見” 。

黃檗原本是想到江西參謁馬祖道一禪師，不料卻在馬祖弟子百丈禪師處深切領會洪州禪宗的思想精髓。馬祖門下的八十四善知識，只有二三人真正得馬祖正法眼。所以在黃檗看來，其不僅僅要繼承洪州禪宗，并還要掀起波濤，將洪州禪推向新的高度，甚至決意超越洪州。其對百丈言之“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后喪我兒孫” ，而得百丈印可（精通本宗法門的證明）。后來，黃檗回到江西黃檗山，開始授徒傳法，一時間“四方學徒，望山而趣，睹相而悟，往來海眾常千余人” 。

唐會昌二年（842年），正值唐武宗李炎欲實施全國滅佛活動之際。黃檗禪師被當時任鐘陵（今江西進賢縣）廉鎮(zhèn)的裴休迎請至鐘陵龍興寺擔任主持，從此二人形成了亦師亦友的密切關系，也因為裴休的幫助，黃檗躲過了歷史上那次的“會昌法難”。裴休（約791—864年）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居士，雖出身官宦世家，卻家世崇奉佛教，且其本人能文善書、為人溫藉、行止雍閑，對佛教義理研究也頗有心得。唐文宗太和年間（827—836年）裴休就官至監(jiān)察御史、中書舍人等職，期間與華嚴宗等學僧交往甚密，從受禪法。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出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的裴休對黃檗素聞名望，并蒙崇敬禮遇之心。但是此時并非裴休與黃檗交往過密時期。一直到裴休移鎮(zhèn)宛陵（今安徽宣城）期間，二人才朝夕參扣，旦夕問道。

唐大中二年（848年）裴休出任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唐代的宣城人文薈萃、聞名遐邇，佛教文化亦相當發(fā)達，其中宣城景德寺始建于西晉二年（305年），后再唐初更為大云寺，唐開元年間又取名開元寺。裴休在宣城主政期間，將黃檗請迎到開元寺主持，這時崇敬佛法的裴休有皈依黃檗禪師的心愿，對黃檗執(zhí)禮甚恭，并將其居己駐所，每日相互參禪問道。裴休還贈詩黃檗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千徒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愿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表示要終生奉黃檗為師，深刻領會佛法精義，而黃檗則回詩贈答“心如大海無邊際，廣植凈蓮養(yǎng)身心；自有一雙無事手，為作世間慈悲人” 。黃檗的回復毫無顧忌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胸，表達了自己身負弘法重任，不會迎合附會世俗權貴的決心和毅力。由此也可以看出黃檗自視甚高，自律甚嚴，居大法筵而當仁不讓，真正具有宗師大德的威儀。

其實裴休的禪宗思想在唐會昌前后有所變化，會昌年以前裴休推崇宗密的菏澤宗，并且其言之自己與宗密的關系是“于法為昆仲，于義為交友，于思為善知識，于教為內外護” ，把自己確立為宗密禪思想的主要追隨者和扶持人。但是會昌滅佛事件中，裴休在江西從政，出于對佛教的干預和保護，又與江西禪系的高僧建立了良好的關系，所以當宣宗釋武宗之禁后，佛教重新得到了當朝統(tǒng)治者的重視。以后，裴休官于江淮，因而著重復興江西禪系，在黃檗禪教思想上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此外，黃檗與唐宣宗李忱則表現為宗師大德與寺中沙彌的關系，在佛的世界里，宣宗對黃檗是有崇敬心理的。而黃檗被延請到宣城主持開元寺，與裴休日夕問道，則奠定了以后黃檗禪的基礎。

黃檗在宣城與裴休的論禪問道，后被裴休集為《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及《宛陵錄》兩書，是當今學界研究黃檗希運及早期臨濟宗禪思的最可靠和最重要史料。從裴休所輯的二書中可以看出：

（一）黃檗禪師的禪法特點為融實相與心性是互為一體的，在“空”萬法的同時突出了眾生清凈的“本心”，并強調在“心即佛”的基礎上發(fā)揮了念念無心、無欲無求、無得無著就是解脫的思想。

（二）在《傳心法要》中，黃檗一方面強調了“萬法皆空”，另一方面又留下了“不空”的清凈心。清凈的本心是不可修，無可求的，因此，黃檗以“無心”為綱，反復強調“無念”、“無求”以證佛果。

（三）黃檗的禪學思想以及禪法是對慧能禪的繼承，但值得一提的是黃檗所強調的生佛不二雖也是以“心”為中介，卻更加突出了眾生本來是佛和對重視“人”的思想傾向，因此，黃檗的禪學在由慧能禪到馬祖禪的發(fā)展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對后來臨濟禪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大中四年（850年）裴休奉召回京，而裴休在宣城任職兩年間也正是黃檗禪師在我國禪宗發(fā)展上最具碩果的兩年，不僅其開示、法語、謁頌被裴休輯為傳世禪宗大典得以流傳法間，其還在涇縣寶勝寺擔任過主持，進一步促進了禪宗法要在皖南地區(qū)的傳播和影響，更為后來弟子義玄與臨濟宗的興起做了鋪墊。

二、黃檗及其弟子義玄與臨濟宗

在黃檗的眾多弟子中，除了裴休以居士身份在禪宗法要上頗具成就外，另一位弟子臨濟義玄禪師則在后世我國禪宗史上影響最大，亦成就最高。義玄，曹州南華（今山東菏澤）人，約出生唐貞觀三年（787年），幼時立志出家，壯游四方，遍參名宿，不憚勞苦，虔誠向道，其秉性倔強，與黃檗頗有類似之處。在參學黃檗之前，其拜謁過當世的溈山靈佑、大愚守芝兩位禪宗大師，約二十歲時，行走到安徽，時值黃檗正在此講示，義玄參學并投奔黃檗門下。其實義玄“初在黃檗會中，行業(yè)純一”，眾僧認為其性行純正，“雖是后生，與眾有異”。所以三年后僧眾首座睦州道明禪師見其機緣成熟，便說：“汝（義玄）何不去問堂頭和尚（黃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義玄方按照睦州禪師的指示去向黃檗問禪悟道。但是黃檗在接引學人時常以掌打、棒喝為方便，并以常人難解的語言或動作來表達自己的心地或啟發(fā)后生自悟禪機。同樣其向黃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聲未絕，檗便打”，反反復復，義玄三度發(fā)問，亦三度被痛棒。最終使得義玄得道，亦在此時開創(chuàng)了臨濟宗法門。

從臨濟法門的禪學思想上來看，其受黃檗禪的影響極大，義玄晚年向其弟子講述其證悟經驗時言之：“道流！出家兒且要學道，只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心留心數十年，亦曾于經論尋討后，方知是濟世葉藥表顯之說。遂乃一時拋卻，即訪道參禪，后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分明，始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逼渲?，義玄所云之“大善知識”即所指為其開悟師黃檗，并在黃檗七次開示與開悟之后，自覺以“建立黃檗宗旨”為己任。然實際上，義玄在創(chuàng)立臨濟禪學的思想上，對黃檗禪學既豐富地吸收又有直接地揚棄，只是在黃檗禪學思想成果上的“全體作用”，將黃檗禪學向更高的境界進行拓展。具體則表現為：

一、心體論上的“心清凈”說

“心清凈”是真佛，“心光明”是真法，處處無礙凈光是真道。 義玄臨濟禪學顯著的特點是在識論成佛解脫的本位論上，很少談及“如來藏”，佛性等概念，但卻又承認“如來藏”的存在性，并名之為“心清凈”，這或許是一種概念的轉換方式，事實上這種“心”就代表著佛學思想里面的“空”與“無”，而真佛、真法、真道的三者合一即為空、無。義玄的這種思想即源于黃檗以“本源清凈心”替代“如來藏”所導引的禪學思想表達的平實化和生活化路向。黃檗也曾多次在《傳心法要》及《宛陵錄》中提到“本源清凈心”的概念，還將其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加以闡釋，建立了自己的“空如來藏”學說理論根基，正是這種潛運默移，義玄才能由黃檗的“本源清凈心”轉化成“心清凈”說，借以弘揚光大，構成了臨濟禪弘傳的思想基礎，將禪宗進一步中國化。

二、禪悟論上的“四照用”說

所謂“四照用”，指的是義玄“有時先照后用，有時先用后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 。此種禪悟學說基本的出發(fā)點是治“我執(zhí)”及“法執(zhí)”的修禪方式?！拔覉?zhí)”是說人們在認識活動中偏執(zhí)的主觀偏見，“法執(zhí)”是說人們在認識活動中對客觀世界及其規(guī)律因偏執(zhí)而造成的幻覺。因此，在佛教認為，“我執(zhí)”與“法執(zhí)”皆是人修定佛法成佛的兩大重要業(yè)障，禪宗修定亦同樣如此。所以在我執(zhí)又法執(zhí)，有我執(zhí)無法執(zhí)，有法執(zhí)而無我執(zhí)或既無我執(zhí)又無我執(zhí)的四種病癡“四照用”正是對治的重要手段。而義玄的禪悟論和黃檗般若直觀的禪悟論卻有著直接的關聯，并且在黃檗峻峭機的基礎上對禪宗有了新的推進。

三、傳釋論上的“棒喝交施”

 “棒喝交施”的禪學傳釋方式對義玄而言深得體悟并一脈相承，黃檗以“棒喝示機”的接引弟子方式亦聞名禪界，并成為與其他宗派相別的重要門庭施設。而在臨濟宗法門上義玄以“門庭峻峭，孤硬難入” 而著稱，棒喝的參學方式在義玄的發(fā)展上還成為臨濟宗的一種代稱。對義玄而言，棒是開示弟子為其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點醒僧徒自身心性、奪人奪境的手段。至于“喝”卻成為臨濟義玄宗風的一個代表，方式和作用各不相一，前提必須是弟子自身的開悟。值得指出的是，棒打是前提，喝問是促進，二者綜合運用，才能尋求真正的禪學見解，從文化層面上來解說即為“中和”之精神與“中道”之原則的使然。

四、自由論上的“無位真人”

義玄在自由論上的禪學思想是反復強調僧徒要有強烈的自信，要有真正的見解，要在思想里注入一種超越時間、超越生死、與道合一的真我。進一步的意思即為修禪者不應注重形體的存在與困苦，而要覺悟道超越時空、不生不滅的解脫，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其實這種禪宗主體精神上的提倡，即源于黃檗的“自由人”、“自在人’的思想。修禪的目的就是讓參學者“沖破了小我的軀殼，解放自己，把自己從無知喝貪戀的作繭自縛中解放出來” ，還原自己的本來面目，找到生命的源泉本質，做一個無恃、自行、無形、無相的根本真我，這才是所謂的“無位真人”。這是一種絕無所依、消融一切差別的絕對精神自由解脫境界，同樣也是主體親證、體悟本體后所獲得的獨特個體經驗與感受，能達到此種境界，“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界差別不能回換” 。

盡管上述所言之臨濟禪與黃檗禪之間的相承相繼之處乃為二者的師承關系，亦可見黃檗禪學對義玄禪宗思想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臨濟義玄在我國禪宗史上的貢獻獨特、影響重大。相反，臨濟禪宗的發(fā)展與鼎盛，恰恰證明了黃檗禪學的內在生命力和永恒的價值。然而，歷史并不是只讓黃檗的禪學思想為臨濟禪宗的發(fā)展做了一個鋪墊和抬高作用。雖然黃檗的禪學思想對后來很多南宗門派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發(fā)，但明朝另一位禪師的出現則讓黃檗正宗走向了復興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