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對傳統(tǒng)詩詞的影響及其他

說到佛教文化，就離不開佛經。沒有佛經就談不上佛教文化，即使是禪宗所說的“達摩西來無一字，全憑悟上下功夫?！币彩且欣碚摶A的，沒有理論還悟什么？釋迦牟尼佛的《金剛經》就是禪宗的基本經典，我國的禪宗六祖慧能的《六祖壇經》也是禪宗的經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教授就要求大學生讀《六祖壇經》，可見佛教的經典無論它在理論上、思想上和看問題的方法上，都值得我們去學習研究的。今天主要說佛教文化對我國傳統(tǒng)詩詞影響。

我國早期古典詩歌的演變

中國的詩詞，到底在什么時期誕生的？有文字記載，大約在周就有了，一開始都是以韻文的形式出現(xiàn)。儒家集大成者孔子收集和整理的《詩經》三百言，它的定型，基本以四言為主。內容是收集了春秋以前流傳在民間的詩歌，他把詩歌分成了“風.雅.頌?！本烤鼓囊徊糠质鞘裁茨甏?，他老人家沒有具體分。只不過那時的文字表達形式和我們現(xiàn)代人文字表達形式是有不同的。及至《楚辭》，那是戰(zhàn)國時期屈原抒發(fā)自己的情感，則采用三言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漢賦散韻相間專事鋪陳，是詩歌的變異，而兩漢樂府詩又是從四言詩向雜言、五言詩的轉型。四言詩和五言詩交相輝映，東漢樂府《孔雀東南飛》是五言詩，而三國時曹操的《龜雖壽》則是四言詩，他的兒子曹植的《七步詩》卻是五言詩，他的另一個兒子曹丕的《燕歌行》又是七言詩。曹氏父子三人的不同形式的詩歌，就是建安時期詩詞轉形的縮影。東漢至公元四世紀的大分裂時代，五言詩逐漸取代四言詩，直到公元六世紀隋統(tǒng)一中國，發(fā)展為七言詩，新的詩歌范例隱約確立。

佛教對我國傳統(tǒng)詩詞發(fā)展的影響

縱觀這段古典詩歌史，可以發(fā)現(xiàn)，《楚辭》之后，東漢永平年間佛教初入中國之前，中國古典詩歌在內容和語言兩方面都遭遇到瓶頸，是佛教東漸才使得這一僵局被打破。為什么這樣說？因為佛教的傳入，對中國本土文化來說，遭遇到了外來文化的第一次大沖擊。佛典漢譯，方塊漢字陷入表達上的窘境：梵文經典由多音節(jié)的語言書寫，中國語言以單音節(jié)的字符為主；梵文的很多名詞、觀念及事物，用漢字的詞匯來表達已經顯得捉襟見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譯體的字詞產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覺悟等，為漢文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單音節(jié)的漢字來翻譯多音節(jié)的梵文，即用兩個字來拼出第三個字的音，自然引發(fā)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現(xiàn)象，觸及了漢字的音韻問題。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單音節(jié)漢字造成的同音字，只適于書面的表達，無法去誦讀，這樣必然借聲調的抑揚頓挫加以區(qū)分。受梵語的啟發(fā)，沈約 （441~513年），字休文，漢族，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學家、文學家。為中國的漢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聲，他據(jù)此創(chuàng)立了音韻嚴格的“永明體”，規(guī)定了四聲八病，強調詩歌的音韻美，為唐詩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詩和絕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就中國古典詩歌而言，盛唐詩歌所達到的高度，是中國古典詩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進的結果。

新詩發(fā)展的困惑

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詩詞作為最高級的文體，它自然有自己的文體邊界，也就是形式上的邊界，主要包括節(jié)奏、韻律和語言。新詩當然是開放的，但新詩應該有確定其自身的形式上的規(guī)范——當然不意味著建立一種白話文的新格律詩。我始終認為“習慣法”的分行排列，決不應該是新詩唯一的指認。音樂性、節(jié)奏和語言是一個詩人畢生面對的挑戰(zhàn)，也是對詩人全面素質的考驗。作為母語創(chuàng)造的旗手和語言頂尖品質的書寫者，無視漢語的地域性和獨特性，割裂方塊漢字的語言傳統(tǒng)，是詩歌走向其反面的必然末路。

而唐宋以后，古典詩詞在怎樣創(chuàng)新上又面臨難題。鴉片戰(zhàn)爭使得中國文化遭遇了第二次異質文明即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巨大挑戰(zhàn)，至今余波未絕。五四新文學運動，白話文以革命的名義取得了對文言文的全面勝利，新詩（白話詩）也以決裂的方式，切斷了千年古典詩詞的血脈。百年新詩，雖有不短的里程，但相比于中國古典詩詞的悠遠，卻是稚嫩的少年。新詩從內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形式，都是中國古典詩詞的反動。應該說，百年新詩的藝術實踐尚未跨越實驗階段，新詩的文體與語言也遠未成型。新詩秉持的五四新文化精神，或者民主、自由、科學的精神，以及它對現(xiàn)代性的追尋與認知，只解決了它的時代性和價值觀的問題。但由于新詩脫胎于西方的自由體詩，誕生之日就中斷了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關聯(lián)，所以它不是中國古典詩歌的自然演進，也不是漢語自身演變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它對西方詩歌的激進的移植和對翻譯體語言的全面模仿，從而使新詩在藝術表達形式上，在對詩歌文體邊界的把握上，它的“形”和“音”，它所呈現(xiàn)詩歌本身的節(jié)奏和韻律，尚未獲得國人的普遍認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xiàn)的朦朧詩，雖然嘩眾取寵，但更不為詩人所青睞，成為曇花一現(xiàn)的匆匆過客。

也說詩僧貫休的詩骨及其他

元代辛文房曾撰《唐才子傳》，稱贊貫休“一條直氣，海內無雙。” 貫休（832年－912年），字德隱，俗姓姜氏，蘭溪人，是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的和尚，精通詩畫，尤其聞名于繪畫羅漢。貫休以81高齡圓寂于前蜀。與齊己、皎然并稱為“唐三高僧”，后人編纂《唐三高僧詩集》。他有《禪月集》25卷,補遺1卷。《全唐詩》輯錄其詩為12卷。翻閱《唐才子傳》這本薄薄的傳記，我們不禁感慨，所謂“一條直氣”其實貫穿了唐王朝的全部歷史、全部文明，縱然在貫休“罷改”的晚唐五代，此氣概猶未衰竭。

貫休的《獻錢尚父》不可不提。貫休七歲出家，日誦《法華經》，過目不忘，時人嘆其機神穎秀，以為奇才。乾寧初年，為避黃巢之亂，貫休寓居越地。他以詩五章投吳越王錢镠以求晉見，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錢镠見貫休賀詩，自然十分得意，但仍感意猶未足。因為這時錢镠的“胃口”已經很大，已不以統(tǒng)轄14州與得封“萬戶侯”為滿足。他想進一步擴大地盤，力圖成為雄踞一方的霸主。于是乎錢镠便傳令貫休，要他將“十四州”改為“四十州”，改后才許相見。貫休對錢镠傲慢待客的態(tài)度極其反感，又不滿于錢镠日益膨脹的政治野心，便憤然宣言：州難添，詩亦難改。孤云野鶴，何天不可飛？應聲吟道：“不羨榮華不懼威，添州改字總難依。閑云野鶴無常住，何處江天不可飛？”拂袖而去，不知所終。

一劍霜寒多少州？今天，這個問題或許不再重要。重要且耐人尋味的是，一個和尚，為何有此膽識而不屈服于權貴？一句佳吟，又以怎樣的文脈，穿越千載而流傳至今？

網(wǎng)上得知，中華書局新近出版了《唐詩排行榜》引發(fā)了諸多紛爭。書中，作者將唐詩按照現(xiàn)代統(tǒng)計學方法，通過歷代選本數(shù)據(jù)、評點數(shù)據(jù)、論文引用數(shù)據(jù)等，經過處理之后得出綜合分值排名。

按照這種統(tǒng)計，排行榜前10名分別是崔顥《黃鶴樓》、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渙《涼州詞》、王之渙《登鸛雀樓》、杜甫《登岳陽樓》、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孟浩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蜀道難》。

且不說唐詩究竟能否排行、文學成就究竟能否量化，單說在這浮躁之風盛行的今天，人們還能對一個純文學話題給予如此關注甚至爭論,便令人欣慰。寬裕富足的經濟環(huán)境、寬曠自由的社會背景、寬容恢宏的文化視野、寬柔豁達的政治胸懷、寬松開闊的學理思路，造就了貫休的“一條直氣”，造就了整個社會對于詩人的尊重，造就了數(shù)萬首詩歌的繁榮景象，也造就了唐朝汪洋恣肆的治、德、學。

洪邁（1123——1202），南宋饒州鄱陽（今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人，字景盧，號容齋，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學家。《容齋隨筆》是他的著作的史料筆記，被歷史學家公認為史學必讀之書。他在其中一則筆記中寫道：“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焙檫~歷數(shù)唐朝詩人的“精品力作”——白居易《長恨歌》之諷諫諸章，元稹《連昌宮詞》之針砭諭見，杜甫“三吏”、“三別”之潑辣僭越，李商隱《華清宮》、《馬嵬》、《驪山》之鋒芒畢露，感慨“唐詩無避諱”。在寬裕、寬曠、寬容、寬柔、寬松的創(chuàng)作條件中，由于沒有禁忌、沒有避隱，詩人“一條直氣”、“直辭詠寄”，唐朝的詩歌藝術呈現(xiàn)開放的景象、開拓的態(tài)勢，王勃、宋之問、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百家爭鳴；邊塞詩、田園詩、愛情詩、詠史詩、諷諫詩、宮廷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構筑了唐朝輝煌的文化景觀。

回看洪邁所處的時代，史家感慨盡管趙宋王朝給文化人的經濟待遇優(yōu)于李唐王朝，但沒有給文化無禁忌、無避隱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宋代詩詞也就沒有唐詩那種渾厚與凝重、發(fā)展與繁榮。所以，洪邁在筆記結尾嘆息：“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回到我的話題，一劍霜寒多少州？答案未必無解。小自詩歌、大至文化，其發(fā)展是有著經濟、社會、政治與文明背景和規(guī)律的?，F(xiàn)代統(tǒng)計學方法，可以統(tǒng)計選本數(shù)據(jù)、評點數(shù)據(jù)、論文引用數(shù)據(jù)，卻不能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背后的跌宕與起承；文化生產，可以排行、排名、排座次，卻不能量計文明的更迭與轉捩。

唐朝短短289年，堪稱中國文化的輝煌年代，僅《全唐詩》就搜獲詩歌近五萬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遺留下來的詩篇數(shù)目多出兩三倍以上；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有五六十個，大大超過戰(zhàn)國到南北朝著名詩人的總和。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數(shù)度呼吁讀史者、治世者“鑒之”、“鑒之”，為其“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治學”，難怪社會學家韋伯感嘆，“作為中國文化版圖的真正奠基者，唐王朝彪炳千古。

《晉城佛教》2011年第4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