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崇禎皇帝在位一十七年，在這期間內閣大臣換了五十多位，首輔都換了十幾位，足見君臣之間極度不協(xié)調，崇禎在李自成的農民軍打進北京時曾哀嘆“臣皆亡國之臣”。

崇禎在位這么多年，難道就沒有一位臣子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崇禎十一年就任禮部尚書兼任東閣大學士的楊嗣昌就是一位，他們君臣相得的程度在整個崇禎執(zhí)政期間都是罕有的。

楊嗣昌是前三邊總督楊鶴的兒子，有進士功名，曾在陜西擔任剿匪任務的楊鶴在崇禎四年因招撫流賊失敗獲死罪。

為救父楊嗣昌幾次上書崇禎要求以身替父服罪，因而獲得了注重孝道的崇禎的認同，很難得的勾除了楊鶴的死罪，并且從此之后，刻意觀察提拔楊嗣昌，使之一路晉升，直至入閣。

楊嗣昌最為人知道的幾件事大致是首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戰(zhàn)略方針，并為了執(zhí)行這一戰(zhàn)略方針于崇禎十一年的清軍入侵期間陷害主戰(zhàn)派大臣盧象升，致使盧象升因孤立無援戰(zhàn)死。

另一位明末名臣孫傳庭也因為和楊嗣昌的意見相左而被關押。崇禎一朝楊嗣昌獲得的待遇可以說是諸大臣之中的唯一，崇禎為何如此信任楊嗣昌？

首先，楊嗣昌無黨。

楊嗣昌在父親楊鶴獲罪期間替父受死的態(tài)度讓崇禎極為贊賞，因此開始關注楊嗣昌。

崇禎一朝除初期外，特別看重和有意重用的臣子有一個特點，他不能是東林黨，內閣大臣更是堅決拒絕東林黨人擔任，原因大概就是東林黨在官場和民間的勢力過于龐大，已經威脅到皇權。

崇禎對此很不安心，有意壓制不讓東林黨掌握住更大的權力，而且在崇禎執(zhí)政的頭幾年，東林黨人讓他很是失望，袁崇煥就不用說了，“己巳之變”的發(fā)生讓崇禎對其恨之入骨，不惜用凌遲的手段對待他。

而后崇禎四年的大凌河之戰(zhàn)明軍大敗，負主要責任的前線指揮官孫承宗更是東林巨頭。

兩位東林黨推舉的掌軍人才都沒有給崇禎帶來他所希望的勝利，反而讓崇禎不斷的擔驚受怕，結果就是初期很愿意使用東林黨人的崇禎在這以后對他們敬而遠之。

楊嗣昌為人純孝，又不是東林黨人，因此，有了讓崇禎重點培養(yǎng)和提拔的基礎。

其次，楊嗣昌的確有才。

他在邊關任職時就勇于任事，多有合理合用的理政建議上書給崇禎，入朝任職后，多次和崇禎奏對，其對內對外的治理意見也都符合崇禎的心意，崇禎難得遇上這么一個合胃口的臣子，當然要大加提拔，《明史》中記載：

時中原饑，群盜蜂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疏陳邊事，多所規(guī)畫。帝異其才......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為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

重點是楊嗣昌屬于實干派，他的建議大多言之有物，不是空談。

比如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清戰(zhàn)略和“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對流寇的圍剿方法等，其實是有相當可行性的，基本上是針對明朝當時實際面臨的困局而有的放矢。

再者，楊嗣昌愿意為崇禎背鍋。

崇禎這個皇帝有個缺點，他認為皇帝不應該為臣子背鍋，有錯臣子來認，有功歸于皇帝，這就導致了沒有幾個臣子愿意和他交心，這也是他在位十七年間不斷更換內閣大臣的由來。

做事就沒有絕對的成功與否，領導又不愿意適當庇護，時間一長，就沒有人愿意提建議，都是得過且過了。

而楊嗣昌卻因為感激崇禎當年放他父親楊鶴一馬的恩德，愿意為崇禎效死，在全天下都沒有人敢提出和清朝議和的情況下，他從實際出發(fā)，不懼流言，主動為崇禎排憂解難，提出先和清朝媾和的建議，并且表示“人不肯擔其責而臣擔之”。

有這樣的態(tài)度當然讓深恨群臣不能為之辦實事的崇禎欣賞。

有以上幾條，在崇禎眼里，楊嗣昌就是無私為國，有才可以救國的擎天之臣。

楊嗣昌主持的剿匪進展緩慢，崇禎拒絕給他定罪，楊嗣昌因見解不一陷害盧象升致死，因指揮失誤致使?jié)鲜?，親王被殺，崇禎依舊不給他定罪。

楊嗣昌舉薦的熊文燦放縱張獻忠降而復叛，崇禎也僅僅只是派他出去負責剿滅張獻忠，還為楊嗣昌作詩鼓勵：

鹽梅今暫作干城，

上將威嚴細柳營。

一掃寇氛從此靖，

還期教養(yǎng)遂民生。

崇禎一輩子就沒給幾個臣子寫過詩，除了秦良玉就是楊嗣昌，可見對其信賴到什么程度。

楊嗣昌在圍剿張獻忠的軍事行動中失利，導致襄陽陷落，封地在襄陽的襄王被殺，楊嗣昌本人憂懼而亡。

他死后，崇禎還極其傷心，在群臣要求追究楊嗣昌失陷親王的責任時多次為他辯解，楊嗣昌很難得的成為死后被崇禎惦念的大臣，《明史》中記載：

乃昭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賊功進太子少傅，既死，論臨、藍平盜功，進太子太傅。廷臣猶追論不已，帝終念之。

要知道，當初孫承宗、盧象升為國戰(zhàn)死的時候崇禎是連汗毛都沒有賞賜過一根，孫承宗僅僅是傳旨撫恤，連追封都沒有，盧象升更是死后尸身三個月都沒有安葬。

后來明朝唯一的希望孫傳庭戰(zhàn)死，崇禎甚至懷疑是假死，拒絕撫恤?？v觀崇禎一朝，唯有楊嗣昌死后能得到崇禎幫助辯解的待遇。

楊嗣昌在后世的名聲褒貶不一，因為崇禎十一年盧象升戰(zhàn)死的緣故，很多人視楊嗣昌為奸。

其實楊嗣昌“攘外必先安內”的戰(zhàn)略未必錯誤，當時的明朝也的確消耗不起兩面作戰(zhàn)。

楊嗣昌錯在崇禎十一年清軍已經大舉入關的情況下還堅持議和，正確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先把清軍打出去后再談。

即使要議和也不能是在敵人入侵的狀態(tài)下，否則和談的性質就變成了求和，當初明英宗被敵人抓到北京城下時明朝都沒有接受要挾，何況在清軍搶劫時？

楊嗣昌在戰(zhàn)略上的見解大多其實是正確的，就是在執(zhí)行上脫離了實際。

比如為了執(zhí)行“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剿匪戰(zhàn)術在全國加征農稅就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次的加征讓明末的農民起義軍徹底發(fā)展壯大。

楊嗣昌的初衷沒錯，剿匪需要錢就收稅，可他是士紳階層，始終無法跳出這個框框找真正有錢的階層收稅，階層限制了他的眼光和手段。

不過總的來說，楊嗣昌算得上是明朝的忠臣，是崇禎皇帝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