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 “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完善建議征求意見問卷”在浙江各地掀起了熱議。

（問卷圖片由浙江某技術老師提供）

“這是一份‘挺有預設味’的高考改革調查表”，一位一線技術老師在看到這份調查問卷，尤其是看到第一個問題之后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他認為，調查問卷第一個問題的設置，是在引導一個結果——“技術不需要作為選考科目”。

“溫州的技術教師群，對‘技術是否值得選考’這個話題的討論，火熱的很！”浙江溫州某中學技術老師李森說，“此前就有‘技術要取消選考’的傳言，這份問卷引發(fā)了大家熱烈的討論，現在每隔幾分鐘，群里的消息就會刷屏。”。

不僅是溫州，包括杭州、金華在內的浙江各地技術教師群對于這個話題的討論都十分激烈。

據了解，溫州選考技術的學生人數，在7個選考科目的排名，從2016年的第4名，2017年的第2名，發(fā)展到2018年已經成為第1名。技術已經成為2018年溫州地區(qū)參加選考的學生選擇最多的一門科目。

技術學科包括信息技術和通用技術。李森告訴多知網，“全省大概有2500多名通用技術老師，信息技術老師的數量比通用技術老師的數量只多不少。“也就意味著，技術是否要列入選考科目的話題，牽動著全省5000多位一線技術老師的心弦。

這份問卷，就像一個引爆點，引爆了近一個月來浙江各地關于“取消技術選考科目”的傳言。

僅浙江“7選3”，其它新高考改革試點皆為“6選3” 

李森向多知網透露，今年3月初，浙江省教育廳曾組織專家組就新高考改革情況分別向校長和一線老師進行調研。

浙江擬取消技術作為新高考選科科目的傳言，正是起于這場調研。

至于取消原因，眾說紛紜，但主要是圍繞著幾個點展開。

首先，從技術科目本身來講，由于技術是高考中一門新的科目，因此，改革的探索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挑戰(zhàn)。

比如，在改革之初，技術面臨師資缺乏的問題。但李森表示，近幾年，隨著新高考改革的推進，學校不僅會對外招聘技術學科老師，還有一些其他學科的老師轉崗為技術老師，因此，技術學科的師資方面可能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

“當下技術科目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命題質量和考核方式的問題?！崩钌f。

技術老師們認為，技術學科主要是培養(yǎng)設計型人才，在其他國家的中學該課程普遍名稱是"設計"，需考核學生的設計能力和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卷面考核是比較合理的。

但非技術學科的老師普遍認為"技術"，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應該考核動手實踐能力，所以非技術學科的老師質疑技術用卷面考核的方式不合理。然而，如果不以書面的形式考核，以動手實踐形式考核便有可能產生不同評審員的考核標準不完全一致，進而導致高考不公平的現象。

其次，據了解，在對校長展開的調研中，很多校長認為，“7選3”走班選課的排列組合有35種組合，而“6選3”只有20種組合，排列組合相差眾多，“6選3”要比“7選3”在走班排課、師資管理、軟硬件配備等學校管理方面更加簡單。

尤其是一些重點中學，此前在傳統(tǒng)學科上的積淀當面對新高考時優(yōu)勢便有所縮小，對于大力度的改革接受度較低。盡管新高考改革在浙江已經試點了近5年的時間，但是學校管理層依然不放棄能夠將管理簡單化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在當前推行新高考改革的省份中，目前只有浙江一個省份將技術作為選考科目，其它省份效仿的是上海的“6選3”而非浙江的“7選3”。很多教育從業(yè)者認為，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浙江的“7選3”試點改革是不成功的。

此外，浙江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2018年11月高考英語對部分試題實施加權賦分引發(fā)的事件在整個社會都引起了關注，省教育廳黨委書記、委員郭華巍被免職，還被責令辭去省教育廳廳長職務，此次事件側面反映出新高考改革還在探索階段。

因此，技術老師們便認為，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可能要更加“緩和”進行，盡量減少一些會造成改革動蕩的因素，開始收回讓之前邁出的步伐，包括將技術納入高考的政策。

技術選考如取消，將給技術老師的職業(yè)生涯帶來重磅打擊 

傳言最開始散播時，各地的老師們對此并不以為意，因為近兩年國家政策的大趨勢對于技術是利好的。

直到4月16日，這份關于高考綜合改革的調查問卷的出現，讓老師們感覺到，此前的傳言似乎得到了印證。

因為，調查問卷的第一個問題便是“技術是否需要列入選考科目？請說明理由。”

李森告訴多知網，這份調查問卷是由浙江師范大學進行，直接發(fā)放給各高中的中層領導，每個學校12份，學校組織填寫調查問卷后直接遞交給省教育廳。李森所在的學校相對較開明，是由各學科帶頭人填寫問卷，但是有些學校的12份調查問卷直接由學校的管理層填寫提交，很多老師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有調查問卷這件事情。

由于不了解調查問卷的目的、調查結果可能不會直接對外，再加上當看到調查問卷在第一個題目就設置了關于“技術是否需要列入選考科目”的題目時，很多老師便立刻警覺，并和之前的傳言結合起來。

“有關部門想要取消技術選考科目。”成為了老師們前后聯系思考后的結論，在這樣預設的基礎上，很多技術老師被點燃。

老師們認為，技術在浙江已經納入選考科目了，現在再去討論是否需要將技術納入選考科目，有朝令夕改的嫌疑，會讓人產生對政策的懷疑。而且，很多技術老師都是放棄了其它崗位，轉崗成為技術老師，還為開展技術課程付出了很多努力。

“當年學校讓我轉崗來教技術，在網絡還不發(fā)達的年代，教室沒有網絡，沒有智能手機，沒有微信群，一個學校一個技術老師，有問題都要自己解決，一邊學一邊教，所有學生可能問的問題都要在頭一天備課時準備好，每天備課到半夜。”一位老師在群里回憶起當年接下技術這一科目時的情景。

“2009年小高考之前，面對已經學習一年技術的學生，我站在講臺上跟一個小丑一樣的講課，一周31節(jié)課，一邊上課一邊流眼淚，即使前一天晚上備課到兩點，第二天還是不能應付學生的各種問題，因為技術學科涉及的知識實在是太廣了，什么鋼絲鋸，什么沖擊鉆，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花了幾年時間理順了知識點，搞清了重難點，2015年接到通知，要學電子技術，自己網上買了教材教參提前學習，杭州、寧波、金華、溫州各地培訓學習，又學習了一年多。”

交流群里，很多老師都有類似的經歷，為了技術課程體系的搭建歷經辛苦。如果取消技術選考，對于一線技術老師之前的辛苦付出和之后的職業(yè)生涯都是一個重大打擊。

盡管過程可能有些曲折，在老師們眼中，整體趨勢是向著好的方向發(fā)展的。

從學生選考的情況看，近幾年，選考技術學科的人數迅猛增加，2018年溫州參加選考的高中生選考技術的人數在7個選考科目排名第一。再以浙江某高中數據為例，選考技術的人數從2017屆的10人，到2018屆的23人，發(fā)展到2019屆已經有247人，呈幾何式的增長態(tài)勢。

“新高考改革剛開始時，技術是學生高考沒有接觸過的新科目，學生對其選擇就比較謹慎，但是新高考改革已經進展了5年，學生們都慢慢熟悉、逐漸習慣了，而且家長們在小學初中也會讓孩子們接受創(chuàng)客教育來做一定的準備。技術選考人數的增加反映了學生、家長對于技術學科的認同。”浙江省一位技術老師劉坤說。

技術是否需要列入新高考選考科目？

“將技術作為新高考選考科目，對于國家培養(yǎng)人才，是比較有利的。”劉坤說。

信息技術新課程標準中，既有算法、數據結構、數據處理、信息安全等基礎性內容，也有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最新發(fā)展內容。

人工智能、大數據都是未來競爭的重點，我國近來對于信息技術、信息安全非常重視。現代人類必須要具備的三大素養(yǎng)是信息素養(yǎng)、人文素養(yǎng)和科學素養(yǎng)。從長遠來看，技術作為選考科目列入新高考，對于國家的人才培養(yǎng)是非常有意義的。

2019年政治協商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李曉明作出了《進一步加強基礎教育階段的信息素養(yǎng)培養(yǎng)》的提案。

該提案希望將信息技術納入高考選考科目，還提出，針對我國普通高中的教育現狀，將信息技術納入高考科目，能夠直接提升高中階段該課程的開設質量，提升他們的實際運用能力和操作能力，并且有利于與高等教育的銜接，這一點已經在浙江考生的大學教育階段和各類相關競賽過程中得到了驗證。

浙江技術老師劉坤提到：“一個已經畢業(yè)的學生，在看到我朋友圈轉發(fā)的文章后，還特地來告訴我，他在進入大學之后，由于高中選考技術學科，在信息技術、設計、制圖等課程方面，要比其他地區(qū)的學生擁有明顯優(yōu)勢。已經畢業(yè)學生的反饋也表明，技術學科對于學生是很有用的。”

此外，2019年3月14 日，教育部發(fā)布《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網絡安全工作要點》，提出今年將啟動對2萬名中小學生信息素養(yǎng)測評，推動在中小學階段設置人工智能相關課程，逐步推廣編程教育，還將編制《中國智能教育發(fā)展方案》。

2019年重慶市教委下發(fā)《關于加強中小學編程教育的通知》，要求小學3-6年級累計不少于36課時，初中階段累計不少于36課時，各中小學至少配備1名編程教育專職教師。

與此同時，政策利好和資本市場的助推下，近兩年，編程培訓的市場也在快速發(fā)展，少兒編程教育已經逐漸成為了剛需性產品。

整個大環(huán)境的發(fā)展，都需要學生擁有較強的信息素養(yǎng)。

“浙江省將在今年秋季使用修訂后的全國普通高中教材，而且有關專家和老師也在就如何對技術學科更好的進行考核努力。在這個時機還去討論技術是否需要列入選考科目，是對一線技術老師積極性的打擊。”作為一線技術老師，李森有感而發(fā)。

（文中李森、劉坤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