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關系與客觀歸責

大曲好喝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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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概要】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對行為人刑事歸責的關鍵基礎。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牽連了客觀方面的行為要素和結果要素，因此對因果關系的認定同時涉及對關聯(lián)要素的檢驗以及要素之間的聯(lián)動，而非單純的個體問題?？陀^歸責理論正是判斷整個客觀構成要件合致的方法論。

客觀歸責理論的有益功能?？陀^歸責理論是根據(jù)刑法上實行行為和因果關系的原理構建的認定犯罪客觀構成要件符合性的方法體系，特別適用于過失犯、不真正不作為犯這類犯罪條文里沒有明確實行行為具體表現(xiàn)形式、因果關系疑難、復雜的犯罪客觀構成的認定

客觀歸責理論的判斷方法。簡言之，當行為創(chuàng)設了或者加大了法所不容許的法益遭受侵害的風險，該風險也在具體事件發(fā)展過程中導致?lián)p害法益的結果產生，而且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涵括了該結果，那么這個結果就是行為人的“作品”，可以客觀地歸屬給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據(jù)此，按照判斷上的邏輯順序，客觀歸責理論可具體經(jīng)過以下三個遞進步驟的檢驗。

第一步，先檢驗行為，即行為必須創(chuàng)設或加大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雖然客觀歸責理論是對整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認定，但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本就以存在刑法上適格的行為為前提，認定一個在刑法上沒有意義的行為與法益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問題并無刑法意義，也額外做了不必要的工作，所以，客觀歸責理論的第一步是剔除掉刑法不關注的、不具備實行行為實質特征的行為。對于行為的檢驗，客觀歸責理論形成了以下成熟的下位歸責：①容許的危險規(guī)則。即行為雖然制造了危險，但如果該行為危險是被允許的，則排除對行為的客觀歸責。如交通領域即便遵守交通規(guī)則也會出現(xiàn)的風險。②降低危險規(guī)則。雖然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不容辯駁”的因果關系，但如果該行為實際上降低了法益既存的風險，也不能就結果對行為進行客觀歸責。包括兩種情形，一是狹義的降低法益既存的風險程度；二是延遲法益風險的實現(xiàn)。③偶然風險規(guī)則。即當行為沒有以可證實的或在法律上有重要意義的方式增加法益危險時，排除對行為的客觀歸責。諸如勸別人坐飛機希望別人死于事故，唆使他人下雨天出去跑步希望別人被雷劈死之類，屬于生活中的偶發(fā)風險，不是刑法中實行行為應然具有的類型性風險，所以行為自始不適格。

第二步，檢驗風險關聯(lián)，即因果關系，要求行為必須實現(xiàn)了自身所蘊含的法所反對的風險。如果行為雖然制造了風險，卻未實現(xiàn)風險，或所實現(xiàn)的風險并非其制造的風險，仍不能將此結果歸責于行為。對于風險實現(xiàn)關聯(lián)的判斷，也形成了一些下位判斷規(guī)則。但必須說明的是，運用這些下位規(guī)則檢驗因果關系的前提條件是，要保障行為與結果之間首先就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的條件關系。①異常的因果歷程排除客觀歸責。構成要件行為與構成要件結果之間的關聯(lián)是常態(tài)的、類型性的，才可以斷定風險已經(jīng)實現(xiàn)。如果結果是通過反常的因果歷程發(fā)生，即以超出人們日常生活經(jīng)驗、令人無法預見的方式發(fā)生，在刑法上就不能認定結果的發(fā)生是行為人所制造的風險的實現(xiàn)。判斷因果歷程在刑法上是否是常態(tài)關聯(lián)、有否發(fā)生偏異，可借鑒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實體檢驗內容，即綜合考慮以下三方面的要素：其一，先前的實行行為導致結果的發(fā)生的概率高低。概率高者，容易肯定因果關系存在，反之，則傾向于否定因果關系；其二，介入因素異常性大小介入因素越異常，越容易否定先前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其三，介入因素對結果發(fā)生的影響力。介入行為導致結果發(fā)生的危險性越大，越容易肯定介入因素與結果的因果關系，反之，則傾向于肯定先前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②規(guī)范目的不相干排除客觀歸責，即規(guī)范的保護目的規(guī)則。行為人違背注意規(guī)范、創(chuàng)設了法所不允許的危險，法益損害結果也發(fā)生了，但法益危險并不在行為人所違反的注意規(guī)范的保護范圍之內，即超出了行為人所違背的注意規(guī)范的保護目的，那么，法益損害結果就不是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危險的實現(xiàn)，不能進行結果的客觀歸屬。規(guī)范的保護目的規(guī)則實際上并不是有實體內容的檢驗法則，是以排除法的方式檢驗結論是否恰當?shù)墓接靡源_保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類型性風險關聯(lián)。③回避可能性規(guī)則。構成要件結果必須具有可避免性，才能對行為進行客觀歸責。行為人雖然實施了違背注意義務的行為，但即使行為人遵守注意義務，結果仍然會發(fā)生，就表示法所賦予的義務是無效的義務，所以應判定為行為風險并未實現(xiàn)。實際上，如果結果沒有回避可能性，就意味著行為與結果之間連條件關系都沒有，自然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檢驗公式就是上述“合義務的擇一舉動”。客觀歸責理論的下位規(guī)則是開放的，只要能夠確保并用以檢驗構成要件行為與構成要件結果之間類型性風險關聯(lián)，下位規(guī)則可繼續(xù)發(fā)展，規(guī)則使判斷有序、結論可靠。還有一些下位規(guī)則尚存較大爭議，如升高危險規(guī)則，不再多述。

第三步，考慮風險分配，即對因果歸屬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再進行規(guī)范判斷，要求行為所實現(xiàn)的危險必須在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之內，否則，也可能排除客觀歸責。法律所不容許的風險行為和結果之間，除已經(jīng)具有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之外，結果還必須在避免風險的規(guī)范的保護范圍之內，或者必須是構成要件的保護效力所要管轄的對象該結果才可歸責于行為。已形成的下位規(guī)則有二：①被害人自陷風險可能排除客觀歸責。這是被害人信條學在刑事責任認定上的重要影響。根據(jù)被害人自我負責原理，當被害人充分意識到自我法益風險，并且自主決定積極地進入風險當中，那么法益損害結果就應當首先歸屬于被害人而不是行為人。被害人自陷風險包括兩種類型：其一，自我危險化的參與。被害人明知自己實施某種行為存在風險但仍然實施，此時，被害人自己才是風險的控制和支配者，其他人是參與的角色；其二，他人危險化的同意。被害人明知他人實施的某種行為存在風險但仍然參與，此時他人是風險的控制和支配者，被害人是參與人。兩種情形如果滿足被害人自陷風險的條件，都可能適用被害人自我答責。②第三人獨立負責領域規(guī)則。當有第三人自我負責地介入因果歷程、完全負責地制造出一個獨立產生結果的風險時，先前行為人就不必為結果負責，他人專屬的負責領域形成構成要件效力范圍的界限，由該第三人單獨負責。必須說明的是，我國理論界及司法實務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注重事實判斷，尚未發(fā)展到對進一步的風險分配之規(guī)范判斷的全面認同，所以第三步篩選在我國的適用尚有爭議。以下是客觀歸責方法論在判斷客觀構成要件符合性時的流程圖。

【經(jīng)典案例】

案例一：陳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6月27日23時許，被告人陳某駕駛懸掛鄂A/17734號牌（假號牌）的大貨車從佛山市南海區(qū)丹灶鎮(zhèn)往西樵鎮(zhèn)方向行駛，至樵丹路百西科技園路口時靠邊停車等人。期間張某駕駛粵YB9357號小型客車（車上搭載關某）同向行駛，追尾碰撞陳某駕駛的大貨車尾部，導致面包車損壞、關某受傷、張某當場死亡。事故發(fā)生后，陳某駕車逃逸2005年7月29日，陳某及其肇事貨車被公安機關緝獲。經(jīng)交警部門認定，被告人陳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張某酒后駕駛機動車，負事故的次要責任。

二、法律問題

1.行為事前是否實施了違背注意義務的行為無法查明，事故發(fā)生后逃逸，能否將事故結果歸屬給后面的逃逸行為？認定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前提條件是什么？

2.行政違法和刑事違法的區(qū)別？

三、法理分析

認定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前提是有據(jù)以判斷的“原因”存在，即必須首先保證行為人實施了給法益創(chuàng)設法所不允許的危險的行為。如果無法認定作為“原因”之行為存在，根本沒有必要進一步判斷因果關系的有無，這就是客觀歸責理論作為認定客觀構成要件的方法論所體現(xiàn)出的效率節(jié)約和思維經(jīng)濟。關于本案的處理，一審、二審法院給出了不同的處理意見。一審法院認為，陳某發(fā)生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肇事后逃逸，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判處陳某有期徒刑1年6個月。

二審法院認為，交通事故發(fā)生在前，陳某的逃逸行為發(fā)生在后，其逃逸行為并非引發(fā)本次事故的原因。至于陳某有無其他與本次事故發(fā)生有因果關系的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行為，如陳某是否在禁止停車路段停車，其停車是否阻礙其他車輛的正常通行，陳某的其他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行為應否對事故負全部或主要責任。以上問題一審法院并沒有查明，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應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如果陳某有在禁止停車的路段停放車輛從而妨礙其他車輛正常通行的違規(guī)行為，結合本案事實，也只應負同等責任以下的事故責任。原判認定的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適用法律錯誤，裁定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

筆者認為，二審法院的裁判理由值得肯定由于沒有充分證據(jù)證明被告人陳某在事故發(fā)生之前路邊停車的行為對其他車輛的安全通行制造了法所不允許的危險，而逃逸行為是發(fā)生在事故之后，亦不可能成為對先前事故結果創(chuàng)設危險的行為，因此，本案并無該當客觀構成要件的、給被害法益創(chuàng)設法禁止危險的行為存在，而行為是因果之起源定罪之根本，所以，根本不必進入客觀歸罪理論的第二步——對真正因果關系即風險實現(xiàn)關聯(lián)的檢驗，可直接得出無罪的結論。另外，應注意行政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的區(qū)分，切忌將行政責任直接等同于刑法上的犯罪行為。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92條規(guī)定，發(fā)生交通事故后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一審法院可能據(jù)此認定被告人陳某也應承擔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但刑法和行政法的立法目的不同。行政法的立法目的是更好地實施行政管理，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認定主要的考慮是如何建立、維護秩序；而刑法的立法目的是懲罰犯罪、保護法益，對犯罪行為的認定必須遵循刑法本身的條件構成及認定方法，不能將違反行政法的行為直接作為刑法上入罪的理由及依據(jù)。本案中，雖然根據(jù)《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陳某可能負全責，但這屬于行政責任，對于陳某是否構成犯罪，必須另外再經(jīng)過刑法上的獨立檢驗，即可應用刑法上客觀歸責理論的檢驗方法。

四、參考意見

判斷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前提是認定行為人實施了給法益創(chuàng)設法所不允許的危險的行為，如果不能認定行為人實施了刑法上具有類型性風險的適格的行為，可以直接得出無罪結論，沒有必要再判斷接下來的風險實現(xiàn)即因果關系問題，這不僅是客觀主義立場的要求，而且體現(xiàn)了法律判斷的經(jīng)濟性。

案例二：張某搶劫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7月26日21時許，被告人張某攜帶尖刀到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qū)紅旗街湖西路附近，伺機搶劫。張某看見被害人趙某背挎包獨自行走，即尾隨趙某至紅旗街東一胡同311號樓下，趁趙某翻找鑰匙開門之機，持刀上前搶趙某的挎包。因趙某呼救、反抗，張某持刀連刺趙某的前胸、腹部、背部等處十余刀，搶得趙某的挎包一個后逃離現(xiàn)場挎包內裝現(xiàn)金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1400余元、三星T108型手機1部及商場購物卡3張、銀行卡、身份證等物品。趙某被聞訊趕來的家人及鄰居送往吉林省人民醫(yī)院搶救次日12時許，趙某因左髂總靜脈破裂致失血性休克，經(jīng)搶救無效而死亡

長春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于2007年7月27日接受委托，同年9月5日出具的公（長）鑒（法醫(yī)）字［2007］127號尸體鑒定書記載：

（1）尸體檢驗，趙某頸部1處創(chuàng)口，胸部2處創(chuàng)口，腹部2處創(chuàng)口，背部2處創(chuàng)口，四肢8處創(chuàng)口，共計15處創(chuàng)口；另在左腋下及后背部、左胸壁及背部、腹部正中有3處手術縫合創(chuàng)口。解剖見左胸腔血樣液體200毫升，左肺下葉見6厘米長縫合創(chuàng)口，腹腔血染，積血300毫升，后腹膜大面積血腫，范圍為15×20厘米，左髂總動脈在近分支處縫合，創(chuàng)口長0.6厘米，左髂總靜脈分支處見長1.8厘米創(chuàng)口，未見縫合，靜脈管腔內見凝血栓子。

（2）分析說明：①尸表檢見身體多處創(chuàng)口，各創(chuàng)口創(chuàng)緣整齊，創(chuàng)壁光滑，創(chuàng)腔內無組織間橋，符合銳器致傷特征；②根據(jù)案情介紹，2007年7月26日晚，死者被人扎傷后送醫(yī)院搶救，于次日中午死亡；③根據(jù)病歷記載，腹主動脈損傷，左上肺下極貫穿傷，術中給予腹主動脈修補和左肺貫穿傷修補以及左胸背部、左上、下肢創(chuàng)口清創(chuàng)縫合；④尸表檢查見多處創(chuàng)口（已縫合），解剖見肺破裂（已縫合），左髂主動脈破裂（已縫合），左髂總靜脈破裂口（呈開放狀），管腔內見凝血栓子；⑤病理組織學檢查見髂動、靜脈管壁內出血，符合生前損傷改變，肺臟、腎臟呈失血性休克改變，結合死者面色蒼白，球瞼結膜蒼白以及各內臟呈貧血改變等貧血貌特征象，符合失血性休克致死特征；⑥搶救記錄記載，病人出血較為兇猛，血壓降速較快，綜合分析死者系生前被他人扎傷左髂總靜脈破裂致失血性休克導致死亡。

（3）結論：趙某系左髂總靜脈破裂致失血性休克導致死亡。

長春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趙某之夫韓某訴吉林省人民醫(yī)院醫(yī)療事故賠償糾紛案后，通過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委托長春市醫(yī)學會進行醫(yī)療事故技術鑒定。2009年3月18日，長春市醫(yī)學會作出長春醫(yī)鑒［2009］17號醫(y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鑒定內容為：

（1）爭議焦點：患方認為趙某致死原因是腹部一靜脈未縫合，導致大量出血死亡；醫(yī)方（吉林省人民醫(yī)院）認為患者死亡原因為外傷大出血（2）分析意見：①趙某為重度開放性腹外傷、胸外傷、失血性休克，急診行腹、胸部手術，符合治療原則。②在腹部探查中發(fā)現(xiàn)左髂總動脈破裂，縫合后查無活動性出血，此時病人血壓仍不能升至正常：因病人合并開放性血氣胸，急請胸外科參與搶救，故腹腔下引流管一枚后關腹，經(jīng)腹、胸聯(lián)合搶救后，病情好轉，血壓穩(wěn)定。③術后12小時，腹腔引流管突然大量出血，病人短時間內死亡，無再次剖腹探查機會。④經(jīng)尸檢證實，左髂總靜脈破裂未縫合，考慮由于靜脈內血栓形成、后腹膜血腫壓迫、失血性休克等，導致術中未能及時發(fā)現(xiàn)左髂總靜脈破裂。⑤術后1小時內未見引流管有活動性出血，后由于血管壓力變化，致血栓脫落，引起再次大出血死亡⑥根據(jù)《醫(y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33條第1、2項的規(guī)定“在緊急情況下為搶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緊急醫(yī)學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在醫(yī)療活動中由于患者病情異?；蛘呋颊唧w質特殊而發(fā)生的醫(yī)療意外的”，不屬醫(yī)療事故。

（3）結論：本例不構成醫(yī)療事故。

二、法律問題

1.醫(yī)院搶救中的過錯行為能否中斷先前暴力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場合如何判斷因果關系？

2.因果關系有無程度的問題，對量刑能否產生影響？

三、法理分析

（一）關于醫(yī)院診療行為的過錯能否中斷先前搶劫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針對該問題，司法意見比較一致。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方法強行劫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搶劫罪。張某在搶劫過程中連刺趙某十余刀，致趙某死亡，犯罪性質惡劣，手段極其殘忍，后果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極大，判決被告人張某犯搶劫罪，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張某上訴提出，被害人趙某死因不明一審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從輕處罰。其辯護人提出，趙某死因不明，救治醫(yī)院未發(fā)現(xiàn)趙某左髂總靜脈破裂，造成趙某左髂總靜脈未縫合致失血性休克，雖不構成醫(yī)療事故，但不排除存在醫(yī)療過錯或醫(yī)療過失，不能排除救治措施與趙某死亡之間有因果關系。二審法院經(jīng)審理認為，被害人趙某雖是在搶救后死亡，但經(jīng)鑒定不屬于醫(yī)療事故，趙某的死亡系張某搶劫行為的直接結果，張某及其辯護人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后，裁定核準二審判決。

作為刑事審判參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針對該問題作了詳細分析。在論證醫(yī)院的介入行為不能中斷因果關系時，主要是從以下兩個角度切入。

第一，刑法關于結果加重犯的罪狀描述中的“致”必須達到招引、引來、招致的程度。換言之，必須是主要原因。在搶劫罪中，致人死亡是搶劫這個基本犯罪所引起的加重結果，關于致人死亡與搶劫犯罪之間的因果關系，客觀上就要求搶劫犯罪必須具有引起加重結果發(fā)生的內在危險；主觀上要求行為人對死亡結果至少具有過失，也可以是故意。本案中，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持刀捅刺被害人身體的手段劫取被害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搶劫的基本犯罪。被害人在被害前身體無異常情況，被害后左髂總靜脈、動脈等部位出現(xiàn)銳器創(chuàng)口，均屬被告人搶劫行為所致，搶劫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成立“致”的關系，搶劫行為是被害人死亡的先行行為，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被告人應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第二，如果在因果關系的發(fā)展過程中，介入了另一原因，如介入了第三者的行為、被害人自身的行為或特殊的自然事件等其他因素，那么，先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否中斷，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①先前行為對結果發(fā)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作用大，則先前行為與結果有因果關系，反之則無。②介入因素的異常性大小。過于異常，則先前行為與結果無因果關系，反之則有。③介入因素本身對結果發(fā)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作用大，則先前行為與結果無因果關系，反之則有。本案中，根據(jù)鑒定意見，被害人趙某系左髂總靜脈破裂致失血性休克導致死亡，從該結論可以看出，被害人的死因是左髂總靜脈破裂，而左髂總靜脈破裂是由被告人所捅刺。從本案尸體鑒定意見看，被害人頸部、胸腹部等要害部位均有刺創(chuàng)，損傷部位共有十余處，肺、左髂總動脈、左髂總靜脈均被被告人用刀刺破，根據(jù)《人體重傷鑒定標準》（已失效）已構成多處重傷，說明被害人已被嚴重刺傷，危及生命。因此，在本案的因果關系中，被告人實施的行為本身就具有足以造成危害結果產生的效力，至少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醫(yī)院救治中的失誤，并沒有使搶劫行為的效果緩和或超越替代了搶劫行為而引起結果發(fā)生。在被告人行為引起被害人死亡結果發(fā)生的可能性較大，而醫(yī)院搶救行為對結果發(fā)生的影響力并非主要的情況下，醫(yī)院的搶救行為并不能中斷被告人的搶劫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上述分析已經(jīng)比較充分，筆者提出以下幾點。

第一，客觀歸責理論只是認定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的方法論，并不存在與其他因果關系學說必然對立的問題。例如，我國很多學者都支持相當因果關系說。但事實上，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優(yōu)勢完全可以運用到客觀歸責理論當中。詳言之，客觀歸責理論的第二步是判斷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風險實現(xiàn)關聯(lián)，即純粹的因果關系問題。在判斷這種風險實現(xiàn)關聯(lián)是否存在重大偏異從而應否客觀歸責時，就可以運用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具體檢驗規(guī)則。上述刑事審判參考中的分析就是運用了相當因果關系說，進而否定醫(yī)院的介入行為能夠中斷先前暴力搶劫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補充的是，如果在暴力行為與被害人人身法益損害之間介入醫(yī)院的過錯診療行為，介入因素能否中斷因果關系，不能一概而論。筆者認為，由于被害人人身法益遭受損害后，就醫(yī)行為是非常通常的，所以，只要先前的暴力行為包含致?lián)p法益的一般性風險，而醫(yī)院的診療行為又未出現(xiàn)重大過錯，一般情況下，就不能中斷先前行為與最終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換言之，基于人身法益受損后就醫(yī)行為的通常性，醫(yī)院的一般性診療過錯在判斷先前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上應當被消化掉?？梢哉f，在相當因果關系說的三個考量標準中，介入因素異常與否非常關鍵。但是，如果先前的暴力行為不含有致死的一般性風險，醫(yī)院的診療行為出現(xiàn)重大過錯致患者死亡，則屬于異常情況，此時介人因素中斷因果關系。

第二，雖然客觀歸責理論在第二步下位規(guī)則的判斷中可借用相當因果關系說的檢驗規(guī)則，但相較之下，作為認定整個客觀構成要件符合性的方法論，客觀歸責理論更容易從相對宏觀的視角準確鎖定問題點。例如，上述刑事審判參考的第一點依據(jù)，即要成立結果加重犯，基本犯罪行為必須有引起加重結果的內在危險，要達到主要原因的程度，筆者以為，這實際上是客觀歸責理論第一步對“行為”的限定。第二點根據(jù)即運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分析本案中醫(yī)院的診療行為不能中斷因果關系，才是對客觀歸責理論第二步純粹的因果關系的認定?？梢?，客觀歸責理論在認定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上有重要的程序價值。

（二）關于醫(yī)院診療行為的過錯，能否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

雖然各方一致認為，本案中醫(yī)院非重大的過失行為不能中斷先前暴力搶劫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對于醫(yī)院的過失診療行為能否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爭議頗大。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的持刀刺擊行為是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決定性因素。雖然醫(yī)院在搶救時沒有發(fā)現(xiàn)、也未縫合被害人左髂總靜脈創(chuàng)口，存在失誤，但醫(yī)療機構的這種失誤非明顯失誤，不足以斷絕捅刺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也就不能影響到對被告人的量刑。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被害人畢竟沒有當場死亡，而是經(jīng)過了醫(yī)院的搶救，醫(yī)院在救治過程中未能及時發(fā)現(xiàn)被害人左髂總靜脈破裂，沒有及時予以縫合，最終導致被害人因失血過多而死亡。雖然這一傷口是被告人直接造成的，醫(yī)院的搶救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并無因果關系，但如果醫(yī)院在救治被害人過程中沒有失誤或者說水平再高一些，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被害人的傷口并予以縫合，或許被害人就不會死亡。因此，雖然被告人作案手段殘忍，但傾向于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最高院在刑事審判參考的判解中似乎采取折中態(tài)度。主張一般情況下，在被告人的行為引起危害結果發(fā)生的可能性大、而介入因素對危害結果發(fā)生的影響力較小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從輕或減輕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但又提出，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沒有節(jié)制，手段特別殘忍，主觀惡性極大。盡管醫(yī)院在搶救過程中存在失誤之處，但這種失誤并非明顯失誤，且可能存在于一切搶救過程中，因而不能中斷被告人的搶劫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不足以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

筆者認為，即便是多因一果的場合，對因果關系的有無也必須以個體為視角進行判斷，以確定個人的刑事責任。換言之，個人刑事責任的有無及程度不應受他人行為與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有無及程度的影響，這是刑法上個人責任原則的要求。用量刑補救因果關系問題的思路并不可取。

四、參考意見

如果暴力行為本身具有致死的一般性危險，醫(yī)院診療過程中非明顯的過錯行為不能中斷先前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場合，可借鑒相當因果關系說的檢驗規(guī)則，即綜合衡量先前行為的危險性、介入因素的異常性和介入行為本身的危險性以確定介入行為能否中斷先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中，介入因素異常與否非常關鍵。根據(jù)個人責任原則，對刑事責任的認定，應當以個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風險關聯(lián)為視角，不應受他人因果關系問題的左右。

案例三：穆某過失致人死亡案

一、基本案情

1999年9月6日10時許，被告人穆某駕駛其蘇GM2789號金蛙農用三輪車，載客自灌南縣盂興莊駛往縣城新安鎮(zhèn)。車行至蘇306線灌南縣碩湖鄉(xiāng)喬莊村境內路段時，穆某見前方有灌南縣交通局工作人員正在檢查過往車輛。因自己的農用車有關費用欠繳，穆某擔心被查到受罰，遂駕車左拐，駛離306線，并在喬莊村3組李某家住宅附近停車讓乘客下車。因車頂碰觸村民李某從李某家所接電線接頭的裸露處，車身帶電。先下車的幾名乘客，因分別跳下車，未發(fā)生意外，也未發(fā)現(xiàn)車身導電。后下車的乘客張某由于在下車時手抓掛在車尾的自行車車梁而觸電身亡。張某觸電后，同車乘客用木棍將三輪車所接觸的電線擊斷。

現(xiàn)場勘驗表明，被告人穆某的蘇CM2789號金蛙農用三輪車出廠技術規(guī)格外型尺寸為長368cm、寬140cm、高147cm。穆某在車頂上焊接有角鐵行李架，致使該車實際外形尺寸為高235cm。按有關交通管理法規(guī)規(guī)定，該種車型最大高度應為200cm。李某套接李某家電表套戶零線、火線距地面垂直高度分別為253cm、228cm，且該線接頭處裸露。按有關電力法規(guī)規(guī)定，安全用電套戶線對地距離最小高度應為250cm以上，故李某所接的火線對地距離不符合安全標準。

二、法律問題

1.違反交通安全法上的限高規(guī)定私自架高車身，碰觸他人違反電力法規(guī)私自架低并且有裸露處的套接火線致人死亡，如何判斷法益損害結果的歸屬？

2.規(guī)范保護目的規(guī)則在判斷因果關系上如何適用？

三、法理分析

本案中，關于被告人穆某私自在車頂焊接角鐵行李架致車身違規(guī)超高的行為，與被害人張某觸電死亡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已有意見如下

刑事審判參考中的判解提及，只有當行為人的危害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起直接的決定性作用時，危害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受外部條件影響而產生危害結果，該外部條件又起到?jīng)Q定性作用（主要原因力），行為人一般不應對該外部條件引起的結果負刑事責任。本案中，被告人穆某雖然私自對車輛進行改裝，致使車輛高度違反了交通管理法規(guī)的規(guī)定，但這一行為本身并不能直接引起乘客張某死亡的后果，

即不是導致張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張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觸電，而引起觸電的直接原因一是李某所接照明線路高度不符合安全用電的套戶線路對地距離；二是其所接電線接頭處無絕緣措施，使電線接頭裸露處放電。穆某的三輪車角鐵行李架超高，恰巧又接觸在不符合安全高度的電線裸露處而帶電，正是這兩方面因素的偶合才致乘客張某觸電身亡的事故發(fā)生。因此，應當說穆某的違規(guī)行為與張某死亡的后果沒有必然的直接的內在聯(lián)系，故其行為與張某的死亡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如果案情是因穆某私自改裝車輛超高的行為造成交通事故，從而導致人員傷亡的，那么其改裝車輛的行為就與死亡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了。筆者并不贊同上述分析理由。上述判解提到被告人私自架高車身本身不能直接引起張某觸電身亡的結果，該結果發(fā)生的直接原因是李某套接火線低于安全對地距離以及電線接頭有裸露處。筆者以為，這種觀點過于強調刑法上因果關系的直接性。對于刑法上因果關系的判斷，直接關聯(lián)抑或有其他介入因素存在的間接關聯(lián)并非關鍵，關鍵在于結果是否是先前行為風險的實現(xiàn)。

勞東燕教授運用客觀歸責理論對本案的因果關系問題作出了入理分析。首先，被告實施了違規(guī)改裝車輛高度的行為創(chuàng)設了法所禁止的危險。因為這樣的改裝會增加車輛行駛的不安全系數(shù)，危及交通安全。其次，被告人創(chuàng)設的法不容許的危險并未在結果中實現(xiàn)。雖然被告人的違規(guī)行為與被害人觸電身亡存在事實上的條件關系，但如果接下來運用規(guī)范保護目的規(guī)則檢驗，二者并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聯(lián)。詳言之，交通管理法規(guī)對機動車輛限高是根據(jù)車輛類型來設定的，限制高度并不統(tǒng)一，有的車型限制高度就超過了200cm。所以，交通管理法規(guī)對車輛限高的規(guī)范保護目的，并不包含車輛碰觸懸掛物的危險，而是在交通領域，車輛高度超過限定的標準會大大增加車輛側翻或失衡進而引發(fā)交通事故的危險。因此，本案中，導致被害人死亡的風險與被告人違規(guī)行為所創(chuàng)設的風險在類型上并不同一，不能視為被告人行為風險的實現(xiàn)，進而不能將結果客觀歸責給被告人。

筆者想說明的是，規(guī)范保護目的規(guī)則之所以能成為檢驗構成要件行為與構成要件結果風險關聯(lián)的公式，是因為構成要件行為具有的法所不允許的風險并不是抽象的、包含任何結果的風險，而是導致特定構成要件結果發(fā)生的具體的、類型性風險，即構成要件行為所管轄的風險范圍是特定的、具體的，而規(guī)范保護目的規(guī)則首先要確定具體的規(guī)范目的，其實正是為了確定構成要件行為所管轄的風險范圍，如果發(fā)生的結果不在行為人該當?shù)臉嫵梢袨樗茌牭娘L險范圍之內，即便行為與結果具有條件關系，二者之間的風險關聯(lián)也只是偶發(fā)風險，并不是刑法上因果關系所要求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類型性風險關聯(lián)，對這種偶發(fā)風險當然應排除結果對行為的客觀歸責。以上就是規(guī)范保護目的檢驗公式的基本原理。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針對本案有觀點主張可通過否定主觀罪過出罪，但能通過因果關系解決的問題，就不應被推到犯罪構成的后續(xù)環(huán)節(jié)，這也是犯罪構成方法論的體系意義。

四、參考意見

如果行為人實施了制造法所不允許的危險的行為，又有他人違背注意義務制造危險的行為介入，最終導致法益侵害結果發(fā)生，在認定結果的發(fā)生是哪行為的危險的實現(xiàn)時，還可運用規(guī)范保護目的規(guī)則進行檢驗。即先確定個人實施的行為所違背的注意規(guī)范的保護目的，也就是確定各自管轄的風險范圍為何，然后看發(fā)生的結果在哪一行為規(guī)范所管轄的風險范圍之內，由此可確定結果與哪一行為之間存在類型性風險關聯(lián)，即可確定結果應歸屬給哪一行為。

案例四：田某過失致人死亡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6月，被告人田某與其妻康某為違法生育第三胎，而被本縣板栗樹鄉(xiāng)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帶至縣計劃生育技術指導站實施結扎手術。6月25日上午11時許，被告人田某為使其妻逃避結扎手術，而對計生工作人員謊稱其妻要到指導站住院部三樓廁所洗澡，騙取計生工作人員信任后，在廁所里，被告人田某先用手掰開木窗戶，然后用事先準備好的尼龍繩系在其妻胸前，企圖用繩子將其妻從廁所窗戶吊下去逃跑。但由于繩子在中途斷裂，致使康某從三樓摔下后當場死亡。

二、法律問題

1.為使妻子逃避結扎手術，用尼龍繩將妻子從廁所窗戶吊下，繩子中途斷裂妻子摔下并當場死亡，丈夫的行為與妻子的死亡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2.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純粹的事實判斷還是也應包含規(guī)范判斷？

3.被害人自我答責原理在犯罪構成中的體系位置及適用空間？

三、法理分析

本案中，被害人康某對其夫田某用尼龍繩系在自己胸前、而后將其從三樓窗戶往下吊的風險有正常的認知，為逃避計劃生育管制，仍然同意其夫對自己實施該行為，導致當場摔死，對于能否將妻子的死亡結果歸屬給丈夫的行為，有以下不同意見：

司法處理意見對該案的因果關系沒有任何懷疑。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田某為幫助其妻康某逃避計劃生育做結扎手術，用繩子將康某捆住從高樓吊下，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嚴重后果而沒有預見，致其妻死亡，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因被告人田某犯罪以后，認罪態(tài)度好，有悔罪表現(xiàn)，可從輕處罰，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度嗣穹ㄔ喊咐x》中的判解指出，本案被告人用繩子捆住其妻子將其從高處吊下，其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嚴重后果而沒有預見，致其妻子死亡，其主觀上存在過失，客觀上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但由于本案中被害人也存在一定的過錯，因此可以減輕被告人的責任。上述司法判解都未特殊地分析因果關系問題，對此都予以認可。

學界有觀點運用自我答責原理否定了該案的因果關系。該觀點主張，田某過失致人死亡案是一個典型的被害人危險接受的案例，在被害人危險接受的情況下，之所以可以排除行為人的不法，其根據(jù)在于被害人的自我答責原理。從本案的案情來看，客觀上，被害人康某具有處分自己身體健康或者生命法益的權利；主觀上，作為一個成年的、理智的人，被害人康某對于結繩從三樓滑下的危險是有完全認識的，而且完全不存在被告人田某欺騙、強制被害人康某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康某仍然決定冒險，結果發(fā)生了自己死亡的后果。雖然這一結果是被告人和被害人都不希望發(fā)生的，但并不能因此將該結果歸責于被告人，而是應當由被害人自我答責。因此，本案被告人田某應當是無罪的。

筆者認為，與客觀歸責理論的第二步相同，客觀歸責理論的第三步也是對因果關系的判斷；不同的是，第二步在因果關系的認定上關注行為與結果之間事實上的類型性風險實現(xiàn)關聯(lián)，而第三步是在行為與結果存在事實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從規(guī)范意義上以風險分配為價值取向，再次揀選刑法上的結果歸屬范圍。本案中，首先，被告人田某將尼龍繩系在其妻康某胸前、將其從三樓窗戶往下吊的行為，確實給被害人的身體安全創(chuàng)設了法所不容許的危險。其次，從事實層面檢驗，被告人田某從三樓向下吊被害人的行為不僅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具有條件關系，而且由于并無其他因素介入，該行為與結果之間也具有事實上的類型性風險關聯(lián)，因此，被告人田某實施的上述行為所具有的風險確實在結果中實現(xiàn)了。最后，由于被害人康某作為有正常智識和判斷能力的人，即使不明知也不希望自己被摔死的結果發(fā)生，但對被人從三樓窗戶往下吊指向自己人身安全的風險還是有認知的，在充分認識到風險的情況下仍然積極走入風險當中，可以說，從規(guī)范意義上考慮，是被害人最終決定了自己法益損害的走向，因此，即便事實上被告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行為存在類型性風險關聯(lián)，但歸根到底，還是應當由被害人對自我損害自負其責，這就是客觀歸責理論第三步的被害人自陷風險、自我答責原理。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傳統(tǒng)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重視刑法上因果關系的事實性，即對因果關系的認定尚停留于客觀歸責理論的第二步，還未發(fā)展到客觀歸責理論第三階段即對規(guī)范性風險分配的全面認可。目前，似乎僅視為被害人的過錯問題而影響對行為人的量刑。

四、參考意見

雖然行為人給被害法益創(chuàng)設了法所不允許的危險，該風險事實上也在結果中實現(xiàn)，法益侵害結果也未必一定歸屬給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客觀歸責理論主張，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不僅僅是事實上的風險關聯(lián)，還要從規(guī)范意義上在參與危險的各人之間進行風險分配。因此如果被害人是在充分認識到風險的情況下，自愿、積極地置自己的法益于風險當中，那么在規(guī)范意義上就是被害人最終決定了自身的法益損害，因而應當由被害人自我答責。

【拓展案例】

案例一：王某故意傷害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7日18時許，在扶余市蔡家溝鎮(zhèn)東25號村于家崴子屯被告人王某家中，因土地承包事宜被害人鞠某與被告人王某發(fā)生口角并撕扯到一起，鞠某找到一把剪刀要與王某廝打被在場村民于某乙、王某甲等人拉開，此時到場的王某弟弟被告人王某義將鞠某拉拽出屋，并將鞠某倒，后王某甲將鞠某送回家中。嗣后，鞠某返回并在房門口喊，讓王某從屋里出來。王某妻子張某某和王某先后出來與鞠某撕扯，繼而鞠某與王某向院外方向廝打，同時王某義、王某甲上來勸解拉仗，此時鞠某拿出一把鐮刀，王某義發(fā)現(xiàn)后用一只手搶奪，用另一只手擊打其頭面部幾下后把鐮刀奪下。隨后鞠某坐在地上，王某踢其頭部一腳，將其踢倒，由王某甲將鞠某背送回家中。后鞠某送醫(yī)院救治，因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致腦功能障礙而死亡。

另查明，鞠某曾患腦梗死、肺結核既往病史；死亡時病理診斷為彌漫性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冠狀動脈Ⅱ-Ⅲ級狹窄、陳舊性小灶狀心肌瘢痕，法醫(yī)學尸體檢驗認為不排除外力、情緒激動、自身疾病等單獨或協(xié)同原因導致或誘發(fā)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發(fā)生。

二、法律問題

被害人存在特殊體質的場合，如何認定刑事責任？客觀歸責理論在處理被害人特殊體質案件上的方法特點？

三、重點提示

基于客觀主義立場，認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應先認定客觀構成要件，客觀歸責理論正是認定客觀構成要件符合性的方法論。根據(jù)客觀歸責理論，在判斷因果關系之前，應首先確定行為人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允許的危險，而且這種行為危險并不是泛泛的危險，而是指向特定構成要件結果的具體的危險。筆者認為，本案中，兩被告人王某、王某義在同被害人鞠某撕扯、廝打的過程中，實施了用手腳推拽、拳打、腳踢被害人的毆打行為該行為雖然有造成被害人一定程度身體傷害的危險，但似乎并不包含導致被害人死亡的一般性危險，因此，針對現(xiàn)實出現(xiàn)的被害人鞠某死亡的結果，兩被告人并沒有實施創(chuàng)設法所不允許的、類型性導致死亡結果發(fā)生危險的行為，根據(jù)客觀歸責理論的遞進式邏輯，無“行為”，就沒有判斷“因果關系的必要，更無需考慮主觀上的罪過問題。事實上，導致被害人鞠某死亡的決定因素是其特殊體質。因此，本案應當不涉及故意傷害或過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筆者認為該案的判決結果及裁判理由值得商榷。該案的審理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王某義在與被害人鞠某撕扯、廝打過程中，實施以推拽、拳打、腳踢的毆打行為，應當明知其行為可能致人損害甚至死亡后果，負有防止危害結果發(fā)生的義務。被害人鞠某因該毆打行為而被送醫(yī)后死亡，二被告人的毆打行為對被害人死亡后果分別具有原因作用力，與危害結果間具有客觀因果關系。但是兩被告人并無惡意傷害動機及傷害目的追求，客觀上經(jīng)法醫(yī)學尸體檢驗鞠某沒有明顯及輕傷以上的傷害體征，說明二被告人實行行為不具備高度致害危險性故，綜觀本案，被告人王某、王某義毆打行為，不具有傷害故意。經(jīng)病理及法醫(yī)學尸體檢驗鑒定確認：被害人鞠某因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致腦功能障礙而死亡，因外力、情緒激動、自身疾病等單獨或協(xié)同導致或誘發(fā)等因素均可致其蛛網(wǎng)膜下腔出血發(fā)生。被害人特殊體質及死亡這一危害后果，是被告人王某、王某義不可預見的，且認定二被告人的毆打行為是導致被害人死亡結果的唯一、直接因素的證據(jù)不足。綜上，被告人王某、王某義各自實施的故意毆打實行行為導致被害人鞠某死亡危害后果屬過失，其各自行為均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參見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15）扶刑初字第272號刑事判決書）】

案例二：譚某故意傷害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10日8時許，上訴人譚某在廣州市花都區(qū)秀全街中國華西花都雅居樂項目部在建樓5樓，與同事向某因瑣事發(fā)生爭吵。譚某持木板擊打被害人向某頭部，致向某受傷。向某被打后即感到身體不適，由同事吳某扶到工地門后，步行回到花都區(qū)秀全街樂同村古塘三隊7號305房出租屋。次日及12日，向某的家屬與其聯(lián)系不上，于1日下午到出租屋查看，發(fā)現(xiàn)向某已在出租屋內死亡。經(jīng)法醫(yī)鑒定，被害人向某符合因重度顱腦損傷導致腦功能障礙死亡。

上訴人譚某的辯護人提出，被害人在事發(fā)后拒絕就醫(yī)，不通知家人，獨自回家，病情加重后仍然死扛，不打120也不打電話求助親友，導致顱腦外傷繼發(fā)性腦損傷引發(fā)腦功能障礙才是被害人的真正死因，足以引起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中斷。

二、法律問題

被害人沒有及時就醫(yī)導致人身損害加重，能否中斷因果關系？

三、重點提示

根據(jù)客觀歸責方法論分析。首先，被告人譚某以木板作為工具擊打被害人頭部，給被害人重要的、基本的身體安全創(chuàng)設了法所不允許的風險。其次，還需要判斷該行為危險是否在結果當中實現(xiàn)。對此，辯護人提到行為危險發(fā)展的過程中，存在被害人沒有及時就醫(yī)的介入因素，因而因果歷程出現(xiàn)重大偏異，應當中斷因果關系。對此，可借用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判斷規(guī)則來檢驗行為危險發(fā)展為侵害結果的歷程是否存在重大偏異。本案中，被告人實施的行為對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危險性較大，即便被害人當天未及時就醫(yī)也并不屬于異常因素，而且亦不能期待暴力行為的受害人通過自己積極地及時就醫(yī)來減小他人造成的損害，被害人自身的作用對其死亡結果完全不起決定作用，綜合考慮，被害人不及時就醫(yī)的介入因素不能中斷因果關系，被害人的死亡結果還是應當歸屬于被告人用木板擊打被害人頭部的傷害行為。認定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之后，再按照犯罪構成體系認定其他主觀的、規(guī)范的犯罪構成要素，即可確定本案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本案被告人構成故意傷害罪（致死），筆者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拓展資料】

1.陳興良：“從歸因到歸責：客觀歸責理論研究”，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2期。

2.周光權：“客觀歸罪方法論的中國實踐”，載《法學家》2013年第6期。

3.周光權：“客觀歸責與過失犯論”，載《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5期。

4.周光權：“客觀歸責論在財產犯罪案件中的運用”，載《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3期。

5.梁根林、[德] 埃里克·希爾根多夫主編：《刑法體系與客觀歸責：中德刑法學者的對話（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