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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 性、性別與性存在

 呂楊鵬 2020-05-06

性、性別與性存在 *

翻譯 / 王淼

排版 / 魚大嗷

* 標題為譯者擬。原標題為:“公理二:性和性別研究并不同延;相應地,反恐同和女性主義也并不同延。但我們無法實現(xiàn)知道它們將如何不同?!?/p>

節(jié)譯自

《暗柜認識論》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Eve Kosofsky Sedgwick


Eve Kosofsky Sedgwick 被譽為「酷兒理論女皇」。在其最為著名的《暗柜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她提出性和與之相關(guān)的一系列認知背后都是一定社會關(guān)系,并進一步指出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對立是矛盾和不穩(wěn)定的。在這本書的簡介部分,Sedgwick 提出了七條理解性和性別議題的公理。近三十年后,這七條公理仍具有相當?shù)膬r值。

Eve Kosofsky Sedgwick (1950-2009) 

Sedgwick試圖在本文中通過兩兩對舉來區(qū)分三個重要的概念:性、性別和性存在。并在區(qū)分的過程中,進一步指出了女性主義理論和同志理論為代表的性少數(shù)理論之間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作者首先從女性主義的「性/性別制度」出發(fā),指出性的生物性及性別的社會性特征,以及二者的混淆如何最終形成本質(zhì)主義的「天然」式性別認知,并導致了對女性的系統(tǒng)系壓迫。其次,作者展開辨析了性和性存在兩個概念:性存在作為一個復雜的集合,相較于只偏重一端的生物/生殖意義上的性,橫跨了天生-自然和文化-建構(gòu)這兩個端點。最后,Sedgwick重點分析了性存在和性別之間的關(guān)系。一方面,二者確實緊密糾纏于一體;但另一方面,二者也絕不相同。女性主義對性別的分析揭示了兩點:第一,性別概念本身就存有男性和異性戀霸權(quán)的意味;第二,性別這一范疇有強大的塑造性力量,很多和性別無關(guān)的二元對立也被對應到了性別對立之上,進而鞏固了上述霸權(quán)。顯然,性別與性存在之間不能劃上等號。但性別這一模式也確實影響了當下,混淆性存在和性別這兩個分析維度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將整個性存在理論窄化為對象選擇的性別問題,由此導致了對不同性存在的歧視和偏見。同時將性別和性存在緊密綁定在一起無疑也會掩蓋性存在同其他分析維度之間的聯(lián)系。

性 (sex) 、性別 (gender) 與性存在 (sexuality),這三個詞語之間用法和理論上的區(qū)別模糊到幾近無可救藥。而厘清被稱之為性和性別的這兩個事物間的關(guān)系,是女性主義一直以來最成功也最具影響力的事業(yè)之一。她們給出了如下的理解:性意味著攜帶XX和XY染色體的兩種智人之間存在著一些區(qū)別。這些不可縮減的、生理的區(qū)別或多或少包括(或者通常被認為包括)一些顯著的二態(tài)對立:生殖器構(gòu)成、毛發(fā)生長(在有體毛的人群中)、脂肪分布、激素功能以及繁殖稟賦。性——我概括為「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 ——在這個意義上可相對而言被看作最基本的原始素材,而性別的社會建構(gòu)正是在這一原材料的基礎(chǔ)上展開的。在我們的文化體系內(nèi),性別是由社會生產(chǎn)或再生產(chǎn)出的對男女身份與行為的認識,更被詳細闡述與嚴格且完全地一分為二,性別甚至是關(guān)于男人和女人的認識。而且男/女作為一個主要且也許是一個模范的二元對立,影響與塑造著許多其他二元對立的含義。而通常這些其他的二元系統(tǒng)和生物性別之間顯然的聯(lián)系是極少或不存在的。生物性別(根據(jù)上述定義)通常被認為是個體意義上不可更改與無所不在的,并且還有自己生物學基礎(chǔ)。與之相比,性別的意義往往被認為是文化上可變且多變的,同時是高度關(guān)聯(lián)性 (relational) 的(因為男、女都主要是通過與其對立性別之間的關(guān)系來定義的),而且性別這個概念也無法和不同性別間權(quán)力差異的歷史分開來思考。女性主義對被蓋爾魯賓 (Gayle Rubin) 稱之為「性/社會性別制度」 (sex/gender system) 的事物給出了如上的理解。[1]這個體系把染色體性別變成文化上的性別,同時也這樣處理和要求它。女性主義者的意圖即在于,盡量使人們不將各式各樣的行為與身份歸因到生物性別上,而是歸因為社會化的性別建構(gòu)上。女性主義這一認識策略正是為了在不利女性的社會和歷史中獲取分析和批判的話語權(quán)。她們?yōu)榇瞬粩噘|(zhì)疑女性劣勢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基礎(chǔ)——基于生物學的「天然/自然」(natural) 論述。

[1]

見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載Rayna R. Reiter編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157-210頁。

芭比娃娃

美泰公司為回應女性主義者對芭比娃娃的批評,推出不同職業(yè)的芭比娃娃,并輔以口號「你想,你能」。女性主義者費盡心力區(qū)分性和性別就是為了對抗將非本質(zhì)的特性本質(zhì)化的現(xiàn)象,即反對這樣的邏輯:女性做不好/做不到/應該要……(而且往往暗示如此判斷有某些生物學基礎(chǔ)),這樣的表述實則意味著染色體為XX的人一律做不好/做不到/應該要……。如此一來生理性別就規(guī)定了社會行為,gender就被化約為了sex。總而言之,女性主義者不能容忍性與性別相混淆的現(xiàn)實,很多流行而普遍的女性特質(zhì)是社會建構(gòu)而非與生俱來于染色體,這是其一個重要立場。

毫無疑問,「性」 (sex) 這一語詞超越了單純的「染色體性別」的含義。一直以來它的用法經(jīng)常和當下或許更適合被稱作「性別」的東西相重疊。而這僅僅只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只能愛上和我性別一樣的人(of my own sex)」,難道在這樣的一個表述中「性別」(sex)不應該是「社會性別」(gender)嗎?「看看朝我們走過來的那個異性(of the opposite sex)!」社會性別,由于我們認為是由兩個被定義為相對的事物組成的,或許可以說存在對立的異性。但是在什么意義上XX和XY是對立的呢?。

然而在染色體之外,尤其是通過肉體,性 (sex) 與繁衍、生殖活動和快感的聯(lián)系正持續(xù)模糊著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的邊界。當下一個強有力的觀點是,性別斗爭和壓迫中的一個主要(甚至是最主要)的議題就是誰將掌控女性生物意義上獨特的生殖稟賦?目前一些最顯著的性別壓迫形式和女性事實性的生育能力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促使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公開或隱晦地質(zhì)疑,堅持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區(qū)分的實用性?;谶@些原因,女性主義內(nèi)部涉及到「性/社會性別制度」的用法也僅僅只是用來標明一個充滿問題的理論空間,而非系統(tǒng)地辨析二者。本書在介入這一空間時——男女間一整套身體和文化上的區(qū)別——更多的是使用社會性別的概念。目的是避免混淆性 (sex) 的兩種用法:性作為男、女之間的區(qū)別(我選擇用社會性別來指稱);以及性作為「性存在」 (sexuality)。

但性和性別并不總是容易被區(qū)分的。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性既能指XX或XY染色體的分類,也能指一系列性特質(zhì)和性行為,即 sexuality。另一方面,在激進女性主義理論那里,區(qū)分這二者甚至是沒有必要的。在激進女性主義看來所謂的對女性的「社會」壓迫根源就在于女性的子宮。因此討論 gender 完全沒有必要甚至不能夠嘗試分離生物意義上的性與性別。

然而女性主義勾勒的性/社會性別體系幾乎不可能找到容納當代文化稱之為「性存在」 (sexuality) 也簡稱為「性」 (sex) 的集合。這一集合囊括了一系列男女都有的行為、期待、敘述、快感、身份構(gòu)建以及知識。而它們往往都緊密圍繞著生殖快感存在,但卻不只被生殖快感完全定義。就其中心或起點在某些與生殖或生殖的潛力密切聯(lián)系的特定的身體部位、行為和周期上這一點而言,性存在或許看起來和生物性別差不多:人作為物種繁衍所必須的行為、個體意義上趨于天生、社會意義上不可變更的以及被給定的。但是,就像弗洛伊德和??路治龅哪菢樱祟愋源嬖谟兄毺氐男蕴刭|(zhì)(sexual nature)。而性特質(zhì)正在于人類的性存在往往超越或潛在地區(qū)別于純粹的生殖安排。從這個角度看,性存在或許又恰恰是以染色體為基礎(chǔ)的生物性別的對立面。它甚至可以占據(jù)比社會性別更極端的位置——更關(guān)聯(lián)性、更社會性/象征性、更被建構(gòu)、更易變(見圖1)。這些理解使我們注意到,一些被普遍合法地稱之為性或性存在的東西是橫跨關(guān)于整個經(jīng)驗與認知地圖的。明白這一點意味著我們意識到了一個比單純地選擇某種分析范式或者指定某種語義更難解決的問題。對于一部分當代世界觀或直覺來講,更有價值的是意識到性/性存在確實有可能反映了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整個光譜——最個人到最社會、最先天決定到最偶然生成、最根植于具體的身體到充滿最象征性的符號、最天生到最后天習得、最自主性到最關(guān)聯(lián)性。

圖1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認為,性絕不僅僅只是性,它與我們從嬰兒時期就開始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guān)。類似地,??聞t宣言現(xiàn)代的西方文化將性存在和我們最重要的個體身份以及其他知識密切關(guān)聯(lián)起來。這樣的想法也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人會認為性僅僅只是生殖行為,我們總是附加其他東西于其上——例如我們習慣稱其為「性愛」。

如果以上是性和性存在之間關(guān)系的正確理解的話,性存在和社會性別之間的聯(lián)系則更為復雜。從事這一研究的人會認定這兩者間至少總會有理論意義上的差異,即便某些性存在的某些特定的表現(xiàn)或特點,使男男女女都無可避免地陷入某些由性別定義、關(guān)系和不平等所構(gòu)成的廣泛的、制度化的以及和身體相關(guān)的大網(wǎng)之中。蓋爾魯賓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

然而,我要向這樣一種假設提出挑戰(zhàn),即女權(quán)主義在性理論中已經(jīng)具有或者應當具有特權(quán)的地位。女權(quán)主義是性別壓迫(gender oppression)的理論……社會性別影響到性體制的運作,而性體制也具有性別的特征。然而,盡管性和性別(sex and gender)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它們卻不是一回事。[2]

本書和魯賓一樣,認為性別和性存在并不是同一個問題,盡管這兩者緊密相關(guān),因為任意一個都必須通過另一個來表述。在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化里,性別和性存在代表著兩個相異的分析路徑?;蛟S我們可以將它們二者之間的差異類比為性別和階級或者性別和種族間的差異。當然,性別和性存在的不同或許是更細微的,但卻一定是有意義的。

[2]

見Rubin, “Thinking Sex,” 307-308頁。

蓋爾魯賓

最具影響力的性與性別研究者之一。在Thinking Sex一文中,她展開了性和性別之間的關(guān)系。本文作者Sedgwick認同這一觀點,但分析路徑與她有所不同。

在這樣的假設下,就像一個人意識到每一個與種族有關(guān)的議題都必須通過一個特殊的階級立場所提供的具體性被表達出一樣(反過來,每一個階級議題也必須通過某種特定性別立場帶來的具體性被表達),任意一個性別議題也必須以特定性存在所提供的具體性作為表達的基礎(chǔ),反之亦然。盡管如此,將這兩個分析路徑區(qū)分開來仍然是有意義的。

反對上述類比的人會認為,性別從定義上就被置入了性存在的內(nèi)涵規(guī)定中。它們二者間這種定義上的糾纏從來就不存在于例如階級和種族的規(guī)定之中。確實,如果沒有性別概念,性存在的內(nèi)涵里就不會包括同/異性戀(homo-/hetero-sexuality)概念。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層面上的性選擇(例如自體或異己性欲、同齡人或忘年交、人種等)和性別并沒有那么獨特和顯然的定義上的關(guān)聯(lián)。性存在的一些維度其實并沒有和性別綁定在一起,相反可能和種族或階級的相同與不同有關(guān)聯(lián)。本世紀將性存在整體的定義窄化(definitional narrowing-down)為同/異性戀的二元體系,這是一個重要和嚴肅的事實,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但把這一既成事實當做從理論上混淆性存在本身與性別的理由,會模糊定義窄化的現(xiàn)實需要解釋和分析的必要性。這同樣也會掩蓋和其他分析路徑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尤其是當它們互相交疊和包含之后。將性別和性存在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置于一個特殊的地位,最終會夸大這二者同其他分析路徑(例如階級和種族)之間的距離。

同志驕傲游行

同志驕傲游行無疑是另類性存在于當下最顯眼的一種呈現(xiàn)。但是驕傲同時我們也需要歷史化與性別相關(guān)的性存在是如何在一系列多樣的性存在中取得當下「最可見」的位置,什么樣的話語促使我們將這個分類視作性存在最重要甚至全部的內(nèi)容?

性別(gender)這一概念同樣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一種有害的、傾向于異性關(guān)系(heterosocial)和異性戀主義(heterosexist)的偏見。這一偏見被深深置入所有以性別為基礎(chǔ)的分析視角之中。因為性別定義或性別身份一定是關(guān)聯(lián)性的。換言之,在任意的性別系統(tǒng)中,女性身份或定義始終是以男性的類比、補充或?qū)α⒈唤?gòu)的,反之亦然。盡管很多以性別為基礎(chǔ)的分析確實涉及到單一性別內(nèi)部的行為和關(guān)系,有時這些敘述還相當豐富,但所有的這些分析最終在定義上的訴求幾乎仍然是必須確立某種可辨別的男女性別之間的界限。異性關(guān)系和異性戀由此獲得了重要的概念上的特權(quán)。我們必須承認那些指涉兩性界限的剩余物、標志、軌跡等無處不在,同樣也內(nèi)在于和決定著單一性別的體驗,以及其內(nèi)部的關(guān)系。即便是在單一性別最純粹的內(nèi)部,我們也無法逃離這種以性別為基礎(chǔ)的分析框架。然而,可以預見的是當其探討的主題離不同性別間的社會聯(lián)系越來越遠時,以性別為基礎(chǔ)的敘述就不那么切中要害了。而且期待能通過一個從最初就只注重不同性別間那些粗糙差異的視角,來細致的分析同性關(guān)系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3] 發(fā)展出一個稱為性存在的新的分析維度因此對同性戀或反恐同事業(yè)而言是一個十分迫切的任務。

[3]

相關(guān)討論參見Katie King, “The Situation of Lesbianism as Feminism’s Magical Sign: Contests for Meaning and the US Women’s Movement, 1968-1972,”載Communication 9 (1986): 65-91頁。特刊, “Feminist Critiques of Popular Culture, ” Paula A. Treichler and Ellen Wartella編, 9: 65-91頁。及Teresa de Lauretis, “Sexual Indifference and Lesbian Representation, ” Theatre Journal 40 (5月1988): 155-177頁。

性別作為一個分析維度和性存在(尤其是同性戀性存在)的不相容即在于,性別作為一種關(guān)聯(lián)性的概念所強調(diào)的是兩性的界限,且自然地賦予了異性戀關(guān)系某種天然的合法性。甚至即便在只討論單一性別的情況下,性別這個分析維度總是不由自主地要求異性作為一個參照。

公理二的一個很自然的推論就是,同志或反恐同研究仍然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尤其是去問女性主義者經(jīng)常問的那些問題,但我們并不要求在各自的對話中獲得完全相同的答案。通過比較女性主義和同志理論當下的立場,后者的獨特性以及相應的不足最清晰地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我們目前非常習慣于以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去問的問題,并沒有被我們以反恐同者的身份提出來:很多不同形式的壓迫是如何系統(tǒng)性地互相交雜在一起的?尤其是一個人如何在特定關(guān)系中被壓迫的同時,以同樣的身份和立場,在另一些關(guān)系中壓迫他人?例如,受過教育的女性那種低調(diào)樸素的舉止,一方面表明了她們對博學男士的服從,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底層男女對她的服從。再比如,一個已婚女性冠夫姓,一方面體現(xiàn)了她作為女性的從屬地位,但另一方面又體現(xiàn)了她能被推定為異性戀所帶來的優(yōu)勢地位。再或者,任何一個種族的女性都容易受到強奸的威脅這一事實在我們國家變成了種族主義者強有力的工具,白人,包括白人女性,因此以黑人男女為代價確立了自己的特權(quán)地位。那種一個人要么是壓迫者,要么是被壓迫者的看法,或者如果一個人碰巧同時是二者,那這兩者很大可能沒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的觀點,仍然是很多男同性戀研究和運動中的一個普遍認知,[4] 但在細致的女性主義思考或行動中這樣的理解已經(jīng)很少出現(xiàn)了。

意識到并不是所有的壓迫都是一致和協(xié)調(diào)的確實是漫長和艱難的。但有關(guān)少數(shù)族裔女性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思考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啟發(fā)就是,這些壓迫是以不同方式被構(gòu)造的,因此通常也是以復雜的表現(xiàn)形式相互交錯的。[5] 這一理解自然使得比較不同維度的壓迫成為了必須的任務,但絕不是為了給這些壓迫排序,恰恰相反,而是因為每一種壓迫都有可能指示著,它和文化結(jié)構(gòu)中某一特定的關(guān)鍵點或許有密切聯(lián)系。就二十世紀同性戀壓迫所獲得的特殊中心性而言,我傾向于認為是因為其和西方文化中關(guān)于知識的問題以及認識的過程這兩個仍有待解決的疑惑緊密相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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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些以男同性戀為中心的研究中使用了更復雜的模型來研究不同壓迫間的交錯,包括Gay Left Collective編,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Paul Hoch, White Hero Black Beast: Racism, Sexism, and the Mask of Masculinity (London: Pluto, 1979); Guy Hocquenghem, Homosexual Desire, Daniella Dangoor譯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8); Mario Mieli, Homosexuality and Liberation: Elements of a Gay Critique, David Fernbach譯 (London: Gay Men’s Press, 1980); D. A. Miller, 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Michael Moon, “‘The Gentle Boy from the Dangerous Classes’: Pederasty, Domesticity, and Capitalism in Horatio Alger,” Representations, 第19號(夏季1987): 87-110頁; Michael Moon, Disseminating Whit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及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Longman, 1980)。

[5]

影響較大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研究包括Michè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Verso, 1980); Zillah Eisenstein編,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及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 (New York: Vintage, 1973)。關(guān)于種族、性別和性壓迫之間的交錯,可參見Elly Bulkin, Barbara Smith, and Minnie Bruce Pratt, 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New York: Long Haul Press, 1984); Bell Hooks [Gloria Watkin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Katie King, “Audre Lorde’s Lacquered Layerings: The Lesbian Bar as a Sit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2, 第3號(1988): 321-342頁; Audre Lorde,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rumansburg, N.Y.: The Crossing Press, 1984); Cherríe Moraga, Loving in the War Years: Lo que nunca paso por sus labio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Cherríe Moraga and Gloria Anzaldua編,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Watertown: Persephone, 1981; 重印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4); 及Barbara Smith編,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關(guān)于這些交錯是如何關(guān)聯(lián)于女性,尤其是女同性戀者,可見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編, The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New Feminist Library, 1983); Vance, Pleasure and Danger; and de Lauretis, “Sexual Indifference.”。

柯倫泰

柯倫泰在《國際婦女節(jié)的意義》一文中指出:「對資產(chǎn)階級女性而言,政治權(quán)利僅僅是她們在這個剝削工人階級的世界里更方便開路的手段。對于女性工人而言,政治權(quán)利則是通往勞動人民理想國的坎坷之路的一小步。很久以前,工人階級女性和資產(chǎn)階級婦女參政論者就各行其道了,她們對于人生目標的追求大有不同。這就像女性工人和老板娘之間、女仆和女主人之間,有太多不一致……她們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聯(lián)系?!?/p>

女性主義所提供的第二個更重要的啟發(fā)是,它意識到性別分類以及由此而生的性別壓迫,甚至對一些主題根本就沒有被公然和明顯地性別化(gendered)的想法和歧視的概念都有一種強大的塑造性力量。上文粗略勾勒的解構(gòu)性的理解使我們和女性主義者一樣認識到,在特定語境下的很多二元對立都在文化和歷史的壓力下尋找其內(nèi)部隱含的男女對立的隱喻,例如文化對自然、公共對私人、靈對肉、主動對被動等等。而且,不從性別角度分析這些聲稱非性別化的建構(gòu),這很有可能本身就是性別政治的討論中極具傾向性的一種策略。總之,我們應該對文本不斷發(fā)出性別之問,即便在其中文化意義上處于險境的性別(女性)并沒有以作者或主題的身份出現(xiàn)。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西方話語里逐漸浮現(xiàn)的同-異性戀對立,在分析策略上似乎尤其適合女性主義理論里那些解構(gòu)的部分。事實上,同-異性戀對立甚至比男-女對立更完美地適合這個解構(gòu)的模板。性別和性取向之間最明顯的區(qū)別似乎意味著后者能提供更恰當?shù)慕鈽?gòu)性的事物:自出生那一刻起幾乎所有人都被公開和不可更改地分配至一個或另一個性別;但是性取向就重組、模糊和雙重性而言有更大潛力。因此,就性的對象選擇給出一個本質(zhì)主義的判斷相較性別而言更難,更明顯地不合理,也在文化的每個節(jié)點上更清晰地被挑戰(zhàn)。但這一論點并不是說,本體論或認識論上,性存在這一分析維度位于性別之上,而只是強調(diào)二者潛在的區(qū)別。

雖然已經(jīng)意識到需要建立一個不可化約為性別的性存在敘述的緊迫性,但我們也仍然得記住,在同性戀/反恐同理論和想象一個作為整體的更宏大的性存在理論之間,存在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變形和扭曲,這兩者幾乎不能同延(coextensive)。這并不是因為同性戀/反恐同理論無法完全覆蓋異性戀和同性戀對象選擇(就像女性主義理論也無法覆蓋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樣)。而是因為像上文提過的那樣,性存在其實延伸于很多不同的維度,而這些維度完全無法僅用性別和對象選擇的角度去描述。盡管如此,很多維度仍被壓縮到了對象選擇的框架下。而一旦根據(jù)所選對象的不同而分類,一些對特定行為(act)和情欲的定位(erotic localization)的偏見和歧視就開始起效了:人們過去曾經(jīng)常聽到被稱為「異性生殖」(heterosexual genitality)的發(fā)展階段,似乎選擇異性及其生殖器官為對象自動地擦除了附著在嘴、肛門、胸部和腳等處的性欲望。而在異性戀主義密切的恐艾關(guān)注下,男同性戀群體內(nèi)部的肛欲(anal-erotic)越來越突出。同樣也在各種歷史影響下,許多普遍的(也是女同性戀自己的)對女同性戀間性存在的理解都是去生殖化的(de-genitalization),同時也擴展和蔓延于整個身體中。一些其他維度的性存在和對象選擇完全不同(例如:人/動物、成人/兒童、單人/群體、自體/異己性欲),甚至與其無關(guān)(例如性高潮/非性高潮、商品化的/非商品化的、僅涉及身體/使用工具、私密的/公眾的、沖動的/仔細規(guī)劃的)。[6] 其中一些維度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有著獨特的重要性,例如人/動物和自體/異己性欲。也有一些維度,例如成人/兒童對象選擇,顯然在今天相當重要,但并沒有完全被同/異性戀二元對立收編。還有一些,包括一系列我沒有提到,或者根本無法想到的,在我們的文化中作為完全不可辨別的「異類」存在著。但這些「異類」除了他們自己外幾乎沒有讓任何人感到有異,除非我們文化里高壓敏感的性存在建構(gòu)將其放置在合法與非法的那一條邊界之上。當下,我們毫不遲疑地將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理解為「所選擇的性對象的性別」(gender of object-choice),也將「性存在」理論(sexual theory)完全地壓縮簡化為同性戀和反恐同(gay/lesbian and antihomophobic theory)理論。我想要強調(diào)的是,這正是因為產(chǎn)生這些想法的歷史語境不斷使我們存有某些偏見。

[6]

這一列舉借鑒了Rubin, “Thinking Sex”, 尤其是281-282頁。

/ TO BE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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