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8日，重慶市萬州區(qū)發(fā)生一起公交車墜江事件。肇事者乘客劉某在事件中身亡，故不被追究法律責任，但該次事件，以及近來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車鬧”事件頻繁發(fā)生的現(xiàn)實，促使全社會尤其是法律工作者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我們認為，為了依法加大對“車鬧”行為的懲處力度，防止此類事件高發(fā)，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確有必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中增設“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罪”。本文現(xiàn)對相關問題作一些探討。

一、在《刑法》中增設“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罪”確有必要

（一）妨礙正在駕駛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員正常駕駛的行為較為頻繁和普遍地發(fā)生，有以立法予以回應的必要

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無訟案例網(wǎng)”進行搜索，并對相關裁判文書內容進行消重等處理，一共查詢到近年來發(fā)生的妨礙公交車及長途客車正常駕駛的刑事案件163件。另外，還有一些此類事件因為未造成實際危害后果，最后僅對行為人作了批評教育處理或者以治安處罰結案。根據(jù)分析，行為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的163件案件，具有以下特點：

1、全國絕大部分省級轄區(qū)都有發(fā)生

據(jù)統(tǒng)計，163件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涉及全國25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其中發(fā)生較多的有遼寧（20件）、重慶（15件）、廣東（13件）、上海、江蘇（各12件）、浙江、甘肅（各9件）、天津、福建（8件）、北京、湖北、四川（各7件）?？梢姡恋K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已成為在全國范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

2、自2014年以來呈高發(fā)態(tài)勢

163件案件中，按生效裁判文號時間，2008年、2010年各發(fā)生2件，2011年3件，2012年4件，2013年7件，2014年陡然上升到25件，2015年則上升到41件，隨后一直居高不下，2016年36件，2017年37件。

另據(jù)新聞媒體報道，萬州公交車墜江事件發(fā)生后，在短短半個月之內，全國范圍內又發(fā)生了此類事件16次（不完全統(tǒng)計），平均每天1次以上。計有：10月29日，湖北咸寧一名不想買票的乘客搖拽公交車駕駛員；北京一名乘客用整箱牛奶狠砸公交車駕駛員；10月31日，遼寧遼陽發(fā)生妻子搶奪正在駕車的丈夫手中方向盤致路人1死3傷；11月1日，江西新余一名乘客辱罵、毆打女駕駛員；11月2日，江西新余一名想在公交車未到站時就下車的乘客搶奪方向盤；11月3日，廣西欽州一名不愿買票的乘客辱罵并多次揮拳欲擊打駕駛員；11月4日，安徽岳西兩名在公交車未到站時就想下車的乘客毆打駕駛員；江蘇淮安一名坐過站的乘客辱罵、拉扯駕駛員；11月6日，貴州貴陽一名乘客大力搶奪方向盤；江西南昌一名乘客在公交車未到站時要求停車未果遂拉扯駕駛員；11月7日，貴州遵義一名乘客在被駕駛員告知乘錯車后死死掐住駕駛員脖子；山東滕州一名乘客要求提前發(fā)車遭拒后打罵駕駛員、拉扯車門；11月8日，安徽阜陽一名乘客要求停車遭拒，兩次拉扯方向盤并強踩剎車；11月10日，廣西南寧一名乘客用滅火器砸門并意圖毆打駕駛員……

可見，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在全國范圍內普遍發(fā)生，近來呈高發(fā)態(tài)勢，特別是萬州公交車墜江事件發(fā)生后，如此嚴重的事件后果仍然未起到足夠的警示作用，全國范圍內此類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因對于此種行為，確有立法進行專門調整之必要。

（二）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承受刑罰后果

一般而言，公共交通工具相較于轎車、SUV等家用車，具有體積較大，重量較重，操控不夠靈活，制動性能相對較差等特點。由于其體積大，重量重，故一旦發(fā)生交通事故，往往會導致事故相對方較為嚴重的人身、財產損失等后果；由于其操控不靈活，制動性能相對較差，因此一旦發(fā)生一些可能影響正常駕駛的情況，發(fā)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公共交通工具往往搭載有一定數(shù)量的乘客，如果其發(fā)生交通事故，不但會導致事故另一方損害的后果，而且也將導致車上乘客的人身等損害。因此，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

為了進一步說明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可與醉酒駕車的危險駕駛罪進行比較：

從客觀因素上講，醉酒駕駛家用車即可以構成危險駕駛罪，根據(jù)兩院一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fā)[2013]15號）的規(guī)定，醉酒駕駛載有乘客的營運機動車，屬于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而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涉及的車型一般為中大型客運汽車，以及搭載乘客更多的火車、城市軌道列車等。因此如前所述，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的行為，在導致發(fā)生事故后果的可能性（車型性能差異）、事故后果的嚴重程度（對事故另一方及車上乘客而言）上，其社會危害性通常都大于醉駕型危險駕駛罪。

從主觀因素上講，由于不同的人對酒精的耐受程度不一，因攝入酒精后由此導致的控制、辨認能力下降程度也不一，因此有部分駕駛人員即使達到醉酒程度而駕駛機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也比較小。因醉酒駕車導致發(fā)生交通事故是近十余年大量出現(xiàn)的情況，在以前私家車較少的年代，雖不乏酒駕甚至醉駕者，但發(fā)生交通事故的比例并不大，因此可知，導致醉駕后事故高發(fā)的原因，也有新駕駛員自身駕駛技能不熟練等次要因素的作用。但妨礙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員正常駕駛，對于不同的駕駛員而言，對安全駕駛的不利影響程度幾乎相同，換言之，對于此種行為，駕駛員無法因為對酒精的耐受能力較強的體質原因，或者因為駕駛技術熟練、駕駛經(jīng)驗豐富等技能條件而減少發(fā)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因此，從主觀因素上講，妨礙正常駕駛的社會危害性也大于醉酒駕駛機動車。

（三）在刑法中單設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罪，是統(tǒng)一司法適用的需要

目前，對于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在實踐中處理不一。有的地方，對于造成一定后果的，通常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進行處理，對于未造成后果的，則往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以擾亂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作治安處罰；也有的地方，對于造成嚴重后果的才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造成較為輕微后果的，則在行為人賠償相應損失后予以治安處罰，對于未造成后果的，則予以批評教育，不作任何處罰。

在追究刑事責任案例中，也存在情節(jié)、后果相似的行為，處罰程度懸殊，甚至對情節(jié)、后果較輕的行為給予較重處罰的情況。例如：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判決的“應春生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該案中被告人應春生在公交車駕駛員金X正常駕駛21路公交車過程中，突然沖到駕駛席旁邊搶奪方向盤，致使公交車失控左右搖擺，因駕駛員立即緊急停車，未造成嚴重后果。法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應春生有期徒刑五年。而在另一起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里區(qū)人民法院判決的“王作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王作堯酒后乘坐公交車期間，與駕駛員口角后廝打駕駛員，廝打停止后在公交車行駛期間又再次毆打駕駛員并將駕駛員拽離座位，致駕駛員受傷，并導致公交車追尾一輛轎車，該轎車又追尾前面一輛轎車，造成車輛共6萬余元。王作堯賠償修車費、醫(yī)療費等經(jīng)濟損失共計10萬元后雙方和解。法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王作堯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還有一起上海市松江區(qū)人民法院判決的徐某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行為人徐某某投幣20元后因駕駛員按規(guī)定不予以找零而心生不滿，遂強行拉拽公交車方向盤，致公交車撞上路沿，造成一乘客輕傷。徐某某賠償該乘客后乘客出具了諒解書，法院最后判決徐某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緩刑一年零六個月。

從前面三個案例來看，明顯的存在罪刑輕重不均衡的現(xiàn)象。案例一中，行為人沒有造成實際損害后果，卻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的刑罰，雖然存在應春生屬于累犯的從重因素，但比起后兩案來，仍明顯處罰過重；后兩案均造成了人身、財產損害，王作堯案的情節(jié)也明顯比應春生案的情節(jié)更加惡劣，雖然后兩案均達成了和解協(xié)議或取得了傷者諒解，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為《刑法》分則第二章中的故意犯罪，并不屬于法定的可以和解的刑事案件范圍，故只能將積極賠償損失作為酌定從輕的情節(jié)。既然只是酌定從輕情節(jié)，那么造成實害后果后積極賠償?shù)?，不應當比根本沒造成實害后果處罰更輕。此三案件對比，說明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行為的定性、定罪、量刑等處理方式上都存在不統(tǒng)一之處，影響了判決的公正性和刑罰的效果。

除了因為司法實踐中量刑不當而導致的刑罰輕重失衡外，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處理此種行為，本身也存在處罰失衡的可能性：

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行為人對其實施的具體行為持故意心態(tài)，但對由此導致的后果則持過失心態(tài)（一般來說是過于自信的過失，輕信駕駛員會不理睬其實施的攻擊、毆打等行為而繼續(xù)駕駛，或者駕駛員會停車后再與其理論），因為行為人作為乘客，不會希望或者放任自身的人身、財產遭受損失。此種特征與交通肇事罪類似。而對于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行為人在主觀上往往對嚴重的危害后果具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設計，是以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方式的特征來考慮的，因此，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嚴重后果，通常情況下法定刑為三到七年有期徒刑。那么對于妨礙公共交通工具駕駛人員正常駕駛的行為，如果造成了乘客或者附近其他交通參與者人身、財產損害的實際危害后果，則因行為人對此后果出于過失，故應當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任，最高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但如果未造成此嚴重后果，則應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任（對行為是故意），最高可以判處十年有期徒刑，由此將可能導致同樣行為造成實際危害后果的，受到的刑罰比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更輕。如果為了避免造成實際危害后果的行為受到的刑罰更輕，而對于造成嚴重后果的仍舊按三到十年的法定刑為基準來確定宣告刑，則實質上是未對嚴重后果進行法律評價，故明顯不妥。

（四）單設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罪，是體現(xiàn)“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客觀要求

如前所述，目前主要是借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對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來追究刑事責任，由于司法適用缺乏比較明確的標準，以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與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特點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導致實踐中出現(xiàn)輕罪重判、重罪輕判等現(xiàn)象，以及理論上存在造成實際損害后果者刑罰可能比未造成實際損害后果者輕的可能性，因此有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此外，從前述163件案例的刑罰情況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其中適用緩刑的有98件，占60.1%；而判處實刑的只有64件，只占39.3%，另外還有一件被宣告不負刑事責任。同時，對于此類行為，也有不少因為未造成任何人身、財產損失，或者只造成了公交車保險杠受損之類的輕微損失，而以行政處罰結案。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使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追究此類行為的刑事責任有不夠妥當之處所致。在《刑法》分則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四種行為并列于一條規(guī)定之中，因此其社會危害程度應當與此四種行為相當。但此次萬州公交車墜江事件發(fā)生前，在普通人的認識中，很難將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在社會危害程度上與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等同起來。另外，如前所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妨礙駕駛員正常操作時，通常不會希望或者放任自身的人身、財產遭受損害，因此其對妨礙正常駕駛導致的實際損害后果在主觀上是出于過失；另外雖然對駕駛員而言，來自他人的妨礙與自身醉酒相比，前者難以通過自己謹慎行為而避免，但多數(shù)情況下，駕駛員可以通過在安全地點或者迅速駛至安全地點后立即停駛來避免實際危害后果的發(fā)生。從這兩方面的區(qū)別可以看出，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社會危害性也稍輕于放火、爆炸、決水、投放危險物質等行為。因此，為實現(xiàn)“罪刑相適應”，宜單設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罪，以避免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罰失之稍重，而予以治安處罰又明顯過輕的情況發(fā)生。

二、關于罪名、構成要件、法定刑的探討

（一）關于罪名

筆者注意到，萬州公交車墜江事件發(fā)生后，一些學者呼吁在刑法中增設“妨害安全駕駛罪”。但是仔細分析，“妨害安全駕駛罪”與“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罪”相比，后者更加確切：

一是“妨害”一詞，含有價值判斷的因素，不夠客觀。作為違法行為類型的犯罪構成要件，應當力求客觀地揭示行為的特征，盡力避免附加價值判斷，否則不利于刑法的正確適用。比如對于同樣的行為，可能有的人認為并沒有“妨害”，有的人認為屬于“妨害”，從而埋下司法適用中不能統(tǒng)一標準的隱患。只有在確有必要在客觀表現(xiàn)形式相同的行為中進一步區(qū)分罪與非罪時，才可以在構成要件中使用帶價值判斷的概念。而作為對構成要件進行概括而確定的罪名，也應該如此。比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之所以使用“擾亂”這一具有價值判斷的概念，筆者認為，主要就是為了將一些不應當科處刑罰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例如，國慶節(jié)期間一些群眾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成就所鼓舞，未經(jīng)申請并獲得批準即相約在公共道路上游行并唱國歌。對于這種群眾自發(fā)表達愛國熱情的行為，雖然對公共秩序造成了影響，但卻不宜作為犯罪處理，因此使用“擾亂”這一帶有價值判斷的概念，就可以將此種情形排除在犯罪構成要件之外（認為表達愛國熱情的行為不屬于“擾亂”這種帶有否定性評價意味的行為），從而避免了處罰范圍不適當?shù)財U大。但是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卻不存在類似的需要出罪的情形，因此，使用比較客觀的“妨礙”一詞，比使用“妨害”這一含有否定性評價意思的詞語更加準確。

二是妨害“安全駕駛”一詞，容易給人造成妨害行為有兩個層次的印象，即第一層次是雖然妨害了駕駛，但并未達到妨害安全駕駛的程度；第二層次才是妨害安全駕駛。也即意味著，在構成要件的設計上，是將該行為作為具體危險犯看待，司法人員在確定罪與非罪時，需要對妨害行為是否達到了影響安全駕駛的程度進行個案判斷。但是，從行為方式來看，只要是對正在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駕駛員的正常駕駛活動進行干擾，就會對公共安全（包括本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及附近的其他交通參與者的人身、財產安全）造成現(xiàn)實的危險。而且如前所述，此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在刑法將醉駕規(guī)定為抽象危險犯的情況下，反將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規(guī)定的具體危險犯，明顯不妥。因此，應將此種行為也作為抽象危險犯對待，至于實踐中一些特殊情況（例如在沒有其他乘客的情況下，在偏僻無人的道路上對公共交通工具駕駛員的正常駕駛行為進行妨礙），可以通過個案判斷或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適用《刑法》第十三條“但書”規(guī)定來作出罪處理。故使用妨礙“正?！瘪{駛，比使用妨害“安全”駕駛，能夠更加準確地體現(xiàn)其社會危害程及理應作為抽象危險犯的特征。

綜上所述，本罪的罪名以“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為宜。不局限于公交車，是因為考慮到長途客車與公交車性質類似，而城市中除公交車的其他交通工具（如輕軌、地鐵等軌道交通）也越來越多，如果將受妨礙的公共交通工具只限定于公交車則未免失之過窄；限定于“公共”交通工具則是為了合理限制刑罰范圍，在此不再贅述。

（二）關于構成要件

通過上文對如何確定罪名的分析，并結合實踐中常見的行為方式，同時從對公共安全的威脅程度出發(fā)進行合理界定，本罪的構成要件以“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以任何方式與駕駛人員發(fā)生身體接觸的，或者未經(jīng)駕駛人員許可接觸轉向、制動等操控裝置，妨礙正常駕駛的”為宜。

將辱罵駕駛員的行為排除在外，主要是考慮到在此種情況下，駕駛員有充分的條件停車之后再作其他處理（如報警等），如果僅因為受到辱罵，駕駛員就脫離駕駛狀態(tài)與行為人對罵或者發(fā)生身體接觸，由此導致發(fā)生事故的話，駕駛員的行為應當起主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將其排除在犯罪構成要件之外。對于辱罵駕駛員的行為可以按“擾亂公共交通工具上正常秩序”予以治安處罰。

（三）關于法定刑

刑事責任的大小，應當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根據(jù)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法益侵犯性）與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來確定。而人身危險性主要是在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司法人員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作出判斷，從而作為決定宣告刑需要考慮的因素；而在立法考慮法定刑時，應當主要考察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根據(jù)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來合理確定法定刑的種類與幅度。

如前所述，妨礙公共交通正常駕駛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大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但稍輕于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行為。而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造成嚴重的實際損害后果的，因其“對行為具有故意、對結果具有過失”的特點，故刑事責任也應重于失火、過失決水、過失爆炸造成嚴重后果行為的刑事責任。因此，參照《刑法》關于醉酒駕駛機動車與放火等行為的法定刑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拘役，并處罰金：……（二）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第一百一十四條“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源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款“過失犯前款罪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的行為，法定刑宜設為兩檔，即：實施了妨礙公共交通工具正常駕駛行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實施該行為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導致重大財產損失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注：此為筆者與他人合作的舊文，該文已經(jīng)通過一定方式遞交立法機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