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缸救人的那個司馬光，為何要反對好友王安石的變法？一直以來我們所接受的原因都是兩人政見不合，故有此舉，可實際上并非如此，他之所以反對，其實是障眼法。

一、

司馬光由于受父親的影響，從小就喜歡歷史，所以他的志向在編修史書，而非政治。

在22歲那年，司馬光就中了進士，開始步入了仕途，但沒多久父母便先后離世了，按照規(guī)定他只得辭官回去守喪。在這段時間里，他充分了解了底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讀了很多的史書，對其中的歷史人物和時間都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總結(jié)，為日后編撰《資治通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1064年，他還修成了《歷年圖》一書，獻給了宋英宗，這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鑒》的雛形。兩年后，他又撰成了戰(zhàn)國迄秦的《通志》八卷，進獻給了宋英宗，英宗看后很滿意，讓他繼續(xù)寫下去。

由此可見，司馬光雖在官場，可主要精力卻并非政治，而是著書立說。可問題來了，要完成歷史方面的鴻篇巨制，要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才行啊，在官場各種斗爭和應酬，搞不定啊，但他沒有放棄，一直在等待機會。

二、

1076年，宋英宗駕崩，宋神宗即位。此時，王安石被調(diào)進了中央任翰林學士，從此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系日益密切，二人經(jīng)常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雖說二人在閑談時也有過爭執(zhí)，但都無傷大雅，最終一笑了之。

同年冬天，宋神宗率眾祭天，按照祖制，完事兒之后要遍賜金帛，可由于常年的自然災害，國庫空虛，于是宰相就此舉可以免了。當時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在場，司馬光是贊成宰相的說法的，可王安石卻不同意，說：“現(xiàn)在國家財政不足，并非奢靡導致的，而是不善理財?shù)慕Y(jié)果”。

在平時與王安石的閑聊中，司馬光就知道他有變法圖強的志向，所以司馬光知道他的話中是有話的。

而司馬光在研究史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歷朝的變法幾乎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尤其是離他們最近的前輩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沒折騰幾天就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害怕他重蹈覆轍，身敗名裂。

此時，耿直的王安石見司馬光當面駁斥自己，便與往常一樣，爭吵了起來。不過有皇帝在場，所以很快就被制止了。

三、

爭辯不久后，王安石很快就向宋神宗遞交了一份資料，指出變法圖強的迫切。年輕的宋神宗也看到了國家財政的空虛，政治的腐敗，軍事的孱弱，早就想振作一番。所以當他看到王安石的這份奏折時，可謂欣喜若狂，直接召他進宮委以重任。

后司馬光雖多番勸諫，卻絲毫動搖不了君臣二人變法的決心，于是也慢慢的就死心了，因為他本身也并不怎么熱衷于政治。

1070年，一直等待機會的司馬光認為此時正是最佳時機，他要完成他的歷史巨著，于是就向皇帝提出允許他離開京城。宋神宗批準了他的請求，調(diào)他去了西安。次年，他又申請到洛陽任了一個閑官，這為他著書立作提供了絕佳的條件。

不久后，他又申請將書局搬到洛陽，同時還讓范祖禹、劉攽（bān）等人做他的助手。與此同時，司馬光還在洛陽買了20畝地，建造了一所“獨樂園”，從此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開始專心地編撰史書。

四、

官場中的爭斗歷來都是你死我活的，可司馬光卻主動提出請求離開京城，在洛陽一待就是15年。在這15年時間里，他不問政治，安心著書，這就充分說明了他對政治是不怎么感興趣的。

如果他是一個熱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與王安石是政敵，那斷是不會做出以上舉動的。你走你的通天大道，我走我的獨木小橋。司馬光只是把反對王安石變法當做一個幌子，實際上是想完成他的著作。

他騙了宋神宗，也騙了后人。

一方面，他要實現(xiàn)自己的偉大抱負，那就是著書立說；另一方面，他又要維持一家老小的日常開支，所以他必須要有一份穩(wěn)定的收入，因此保留了一官半職。

司馬光一舉兩得，何等的聰明？

司馬光為《資治通鑒》耗費了近三十年的心血。試問，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所以說他是用畢生精力去編修史書也不為過，這也充分說明了他對政治的淡泊。

五、

由于司馬光把畢生精力都花在了編修史書上，所以其政治生涯并不怎么出彩，留給后人記憶的怕就只有極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也未必就是壞事，如果真讓他終身混跡官場，是否還能編撰出《資治通鑒》這樣的傳世巨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