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中原黨氏源頭、來豫緣由及分流之管見

——豫東《黨李氏族譜》、鄢陵縣2016版《黨氏家譜》讀后感

我中華·中原黨氏何來，是我自孩童時期就想探究的一個問題。年逾花甲，退休閉居，竊以為，探究中華·中原黨氏源流（本文重在“源頭”，兼顧點滴源流）與其跟著社會公開之資料人云亦云，不如研讀我氏所有族譜上的文獻資料。我氏族譜之序言類文獻是最原始、最可信之資料。2016年春節(jié)前，有幸得見豫東1996年版《黨李氏族譜》；多方尋覓后，又得到清乾隆伍十伍年、道光二十四年（1790年、1845年）合訂線裝手寫本《黨李氏族譜》，和清嘉慶八年（1803年）重修線裝手寫本《黨李氏族譜》。為探究竟，我將其全文謄入電腦（除破損處，一字不少）逐字逐句研讀。2017年春節(jié)前，又有幸得見鄢陵縣2016版《黨氏家譜》，假日里將其史實部分謄入電腦。反復(fù)研讀，比較，頗有所感?，F(xiàn)呈獻給有志探究中華·中原黨氏來源之同仁。

中華·中原黨氏原居何處

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孟冬月上浣玉書《黨李族譜序》“我始祖原陜西同州府澄城縣雞子凹人也”。

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十五日黨玉香重修《黨李氏家族序》“始祖武臘公，始祖母蔡氏。其先晉地雞子人凹也”。

又，雍正七年（1729）崴次巳酉梅月河南郾城縣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橋西里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載明“昔吾祖由山西弘晨縣（即洪洞縣）大槐樹人也”。這里，“大槐樹”，非地名。為元未明初期間，移民策源地地標性自然樹木。但仍為“先晉地”，與前并不矛盾。

前兩處均曰始祖為“雞子凹人”，當屬同一個地方；“原陜西同州府澄城縣”與“先晉地”亦應(yīng)為同一地方。始祖居住地具體到一個山凹里，而且始祖謚號和始祖母姓氏均知道，尚夠具體了。那些社會公開資料沒有一處提到這個地方，也未提及我氏始祖謚號及始祖母性名。社會公開資料的編者那有我氏先祖知道我氏始祖及始祖母的基本情況？該資料很難質(zhì)疑。

又，咸豐貳年（1852年）壬子冬十月上浣奎五黨聚星《族譜引》云：“舊傳吾族興幹河（注：今陜西省渭南市富平縣等晉域內(nèi)多處以“幹河”命地名?！芭d幹河”，，意為繁衍興旺）”。“幹河”區(qū)域也屬“先晉”之地。亦不為錯。

2016版鄢陵縣《黨氏家譜》中無始祖原居住地及始祖和始祖母名諱。

一言一蔽之，我始祖始居“先晉地雞子人凹”之地，無疑。

中華·中原黨氏來豫緣由

雍正七年（1729）崴次巳酉梅月河南郾城縣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橋西里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載明“自大明洪武遷民，而吾之始祖率其兄弟數(shù)人，始有卜居河南之舉”（占卜：算卦預(yù)測；居河南，意，黃河之南。非現(xiàn)今“河南省”之意）。

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孟冬月上浣玉書《黨李族譜序》亦載明“至元末避亂，卜居河南”。

2016版鄢陵縣《黨氏家譜》中所載“史料”中，無“來豫”之緣由，統(tǒng)觀行文，意為“為避元末之亂”。亦無始祖原居地。

從元末（1368年許）至雍正七年（1729年）河南郾城縣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橋西里黨灣村黨氏族人殯葬先祖，刻制《黨氏塋中碑記》，時間達360余年，仍將“占卜居河南”謂為“之舉”，足見“占卜”活動影響之深遠，之廣泛。試想，在口傳史料中，什么社會活動在360年之后還被認為是“之舉”的社會活動。名為“占卜”，實為這群黨氏宗族以“占卜”為主要形式的大規(guī)模集體公議之活動；且并非一時起意，也非小范圍的幾人的意志所決定，而是該部黨氏族眾“民主決策”的集體意志。其目的是為避戰(zhàn)亂。可以想見，此時，“元明”之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移到先晉之地，戰(zhàn)爭尚未結(jié)束，而普通人包括黨氏族群，也不可能預(yù)測戰(zhàn)爭何時結(jié)束，故有“始有卜居河南之舉”。由此也見，中華·中原黨氏來豫未受所謂“統(tǒng)治者移民政策”的影響。

統(tǒng)觀所見資料，豫南黨氏“三翁”與豫東黨氏移民至河南為同一時間。

中華·中原黨氏來豫后的再移民

元朝末期（1368年之前），中華·“中原黨氏”經(jīng)“占卜”來豫是一個龐大的族群，應(yīng)該是幾世同堂，男女老少悉數(shù)全遷。同居河南商水疆冢寨，其周圍方圓數(shù)里“可耕地”不一定能夠滿足要求。于是便有了族內(nèi)支系的“自主”擇地。雍正七年（1729）崴次巳酉梅月河南郾城縣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橋西里黨灣村《黨氏塋中碑記》載明“吾之始祖（根據(jù)豫東《黨李氏族譜》記載，系指“黨九功”）率其兄弟數(shù)人，始有卜（占卜：算卦預(yù)測）居河南之舉。而大老（祖內(nèi)兄弟數(shù)人的長兄。對先輩族人中同輩排行第幾，稱‘幾’老）則在乎（在意，選擇）鈞洲（即今禹州）也；三老則在乎商水也；四老（系指“上蔡崇禮一戶”立村人黨成功）則在乎上蔡也；而吾之始祖惟（只，僅）遷居于此”。由此可見，黨灣村立村先祖為“二老”；“兄弟數(shù)人”中列舉了四位長老，其他數(shù)位長老也應(yīng)選擇了自己的住地；“而吾之始祖惟遷居于此（應(yīng)指禹州）”，足見二老居禹州之郾城黨灣村顯系個人意志所決定；其他三老均為“在乎”某地，也是自由選擇之意。

筆者權(quán)切，將“占卜移民”謂之“自主移民”；將《黨氏塋中碑記》中記載的移民謂之“官方移民政策指導(dǎo)下的自主先擇”，或謂之“再移民”。這次自主選擇住地應(yīng)在明洪武初期。

鄢陵縣2016版《黨氏家譜》序言類文字中，只提及兄弟三人在來豫后走散，未有再移民之說?！白呱ⅰ闭f，似乎是揣度之詞，未見文獻依據(jù)。與其說“走散”了，勿寧說南陽黨氏先祖在自主擇地時走遠了。抑或是續(xù)族譜時由于是時交通條件的限制，導(dǎo)致同族續(xù)譜代表不能走到一起，再導(dǎo)致各續(xù)其族譜及輩份各取其字。

而明洪武年間的大槐樹移民，特別是同期的早期移民，就沒有中華·中原黨氏來豫幸運了，歷史文獻資料均有強制之說。筆者掌握歷史文獻所限，此不多言。

“占卜移民”與“再移民”的規(guī)模

中華·豫東黨氏“占卜移民”與“再移民”的規(guī)模有多大，根據(jù)族譜資料推測可知一二?！罢疾芬泼瘛被蚩烧J定為元朝末期（1368年之前）。從該年至清·道光二十四年（1845年）黨氏修整家譜約450余年，僅在《黨李氏族譜》中記載有限資料中，這些移民分布在：河南上蔡縣崇禮一戶，之后“崇禮一戶”分為東、中、西三黨村，商水縣胡吉鄉(xiāng)黨莊、項城縣黨橋；上蔡縣黨店商水縣乾河崖（李姓）；黃家沖（李姓）；陳州黃家集；陳州柳河崗；陳州指揮營；杞縣石陵崗；陳留縣城；李方口（黨姓）；郾城縣城內(nèi)（黨姓）；上蔡縣鳳凰寺（李姓）；汝陽縣水屯集南七里黨家；上蔡縣陳蔡鋪（黨姓）；濟子崗（黨姓）；郾城縣北三十五里商橋鎮(zhèn)西黨家灣、李方口（黨姓）陳州府指揮營西北黨路口；陳州府東北八十里柳河崗一戶（黨姓）；陳州府黃家集東黨樓；陳留縣東七里灣（黨姓）；杞縣西南六十里官莊北石陵崗（黨姓）；張灣一戶（黨姓）；竹園一戶（李姓）、化河一戶（李性）等村，且“黨（李）家村”各居規(guī)模。“一戶”是指一個祖先，非一個家庭。其中“杞縣石陵崗”與鄢陵縣2016版《黨氏家譜》提及的“杞縣之十里岡”應(yīng)是一個村，應(yīng)為黨李氏一族。據(jù)此可見以黨九功為代表的“占卜移民”與“再移民”的規(guī)模之宏大。而“占卜移民”，即先期移民，不是數(shù)十人，而應(yīng)是上百人，或為數(shù)百人。不然，不能分布如此廣泛?！饵h氏塋中碑記》立碑人將其“始有卜居河南之舉”，就不足為“言過其實”了。

豫南黨氏“三翁”與豫東黨氏始祖黨九功關(guān)系之揣度

統(tǒng)觀鄢陵縣2016版《黨氏家譜》，鄢陵縣黨氏先祖為豫南三翁之一。史上鄢陵縣、鄢城縣和許昌同屬（鈞）禹州。鄢城縣黨氏先祖或為（鈞）禹州黨氏先祖數(shù)兄弟中的另一兄弟。

據(jù)《黨氏塋中碑記》所載，（鈞）禹州黨氏先祖與“在乎上蔡”的“四老”黨成功為同一輩份。豫東族譜序言類文字中記載，黨成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為舊族譜“修殘補缺”。名錄中，“黨九功”是第一人，而且其后裔十數(shù)輩毫不紊亂，黨成功為黨九功之第七代裔孫?！八睦稀秉h成功與黨九功輩份相差甚遠。現(xiàn)有資料，尚不能說“三翁”為黨九功之間存在直系血親關(guān)系，或可認為，“三翁”之先祖、（鈞）禹州黨氏先祖與黨成功應(yīng)為兄弟（同輩）關(guān)系。應(yīng)當注意，古時，兄弟排行不依同父母所生排行，而依同族群同輩份人群出生時間為序，即老大與老二不一定是同一父母。據(jù)此，《黨氏塋中碑記》所稱“兄弟數(shù)人”，已不是小數(shù)，應(yīng)是十數(shù)人或數(shù)十人，豫南“三翁”應(yīng)在其中。

從塋中碑形式看，居鄢城黨灣村之“二老”（“大老”居禹州，與“二老”應(yīng)屬同一區(qū)域）與黨成功亦是同輩關(guān)系?！饵h氏塋中碑記》記載“吾（碑文撰稿人黨方午）恐其久而或忘也，于是即塋中所有之木稍變易之高其墻垣，以壯觀瞻修其碑，記以圖久遠妥”?！?/span>高其墻垣”，即將木板上的字刻到碑上砌入墻中。既然砌入墻中，那么其碑就不是優(yōu)質(zhì)青石，而應(yīng)是“磚”質(zhì)。

再看黨成功墓碑。1966年“文革”，1967年農(nóng)村平墳，1969年秋種麥期間黨成功墓因深耕而塌陷，呈現(xiàn)在筆者（是時十多歲）等人眼前的是一間房大小的磚砌墓，墓南墻有約五尺高的門被磚封住，西墻上有一好似放油燈的小洞。顯然，該墓為死者生前所建。死者尸骸首部靠墻立一未入墻的矩形物。經(jīng)人打撈出土，是“一高二尺余，寬約二尺”的磚碑。其上文字凹陷，點滴紅漆可見。因文字凹陷不深，紅漆大部脫落，碑文讀不成句。此碑沒有“高其墻垣”，有可能是墓主死后撰文刻碑放在尸首頂部。

由此可見，《黨氏塋中碑記》墓主與黨成功為同代士?？纱_認為“兄弟”關(guān)系。抑或“三翁”與“四老”也是“兄弟”關(guān)系。

如果通過某種方式能探知現(xiàn)今商水縣巴村鎮(zhèn)黨氏先祖的墓葬形式與黨成功墓葬形式一樣，那么它就是“在乎”商水的“三老”。并非是始祖黨九功之墓。因那時尚不具備為死者生前建墓和立碑的物資條件。

如此說來，豫南“三翁”后裔之字輩譜與豫東黨氏字輩譜聯(lián)系起來，難度應(yīng)不太大。

中華中原黨氏源何？

咸豐貳年（1852年）壬子冬十月上浣黨聚星《族譜引》“黨氏出于夏后氏，李氏出于皋陶氏，皆望族也”；《跋文》“然當披賢古今姓苑緒書，知吾姓本屬商音，馮翊郡夏后氏之后，支裔世居黨項，逐因為氏（黨）”。

鄢陵縣2016版《黨氏家譜》第14至17頁，黨保欽《黨黨  馮翊郡  馮翊堂》一文（下稱“黨保欽文”）稱“黨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黨項遂姓黨氏?！薄Ｔ摃?4至27頁之黨喜兆“無標題文”（下稱（黨喜兆文）亦曰“吾族黨氏夏后之苗裔也（“苗裔”，用詞有誤。植物學上，未出土為“芽”，出土為“苗”，均為未成型之植物?！跋暮笾缫帷睉?yīng)為“夏后之后裔”。不能因兩個“后”字相距太近，將“后”改為“苗”字。古文將當朝稱“帝”，而前朝稱“后”。后一個“后”字指“后裔”）。該書與豫東《黨李氏族譜》序言類文字中列舉的黨氏歷史名人基本一致。上述四文，除黨聚星《族譜引》不是出于史料列舉，其它三文均屬史料列舉。但完全一致，可確信“黨氏出于夏后氏”，即黨氏為夏禹之后裔。

黨保欽文【宗祠堂號】又稱“馮翊堂。出自周朝的黨氏家族”。【姓氏來源】“黨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黨項遂姓黨氏?！俄嵏び瘛酚涊d“夏禹氏之后，唐有黨芬，黨進”?！稄V韻》記載“本西羌姓”。其兩處內(nèi)容均屬抄錄再抄錄于前人，且兩說相互矛盾，不能同真。前者，史料鮮見，筆者首次知悉。后者，與黨氏族譜一致。

西周時期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西漢時期為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西周時期，夏禹后裔受夏傑之負面影響，抑或尚未決定本族群的姓氏，抑或雖有黨姓，但尚不足以載入“史冊”和口碑之人口規(guī)模。而夏禹后裔全族群姓“黨”確立始于西漢時期“馮翊堂”的筑立，與黨氏族譜一致，人口規(guī)模和夏禹后裔“馮翊堂”神主已足以載入史冊和口碑資料。所謂“西周時期黨氏”史料不足否認黨氏族譜的記載。

相關(guān)史料稱“漢朝時，羌族大量內(nèi)遷至河隴及關(guān)中一帶。此時的黨項族過著不知稼穡、草木記歲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黨氏鼻祖夏禹治水之目的是為了改善祖國腹地“稼穡”區(qū)域人民的生活和生產(chǎn)環(huán)境，而并非主要為了“游牧”區(qū)域的牧民的游牧環(huán)境。再則，“我始祖原陜西同州府澄城縣雞子凹人也”。“雞”從野禽到人類飼養(yǎng)，又到以“雞子”命為地名，不知過了多少年代。飼養(yǎng)雞子的族群顯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善于“稼穡”的民族。我黨氏始祖居于晉地“雞子凹”，顯然是承繼了夏禹時期的“稼穡”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至西漢時，已有“馮翊太守”之官職，之后據(jù)官名建立馮翊堂，據(jù)堂名設(shè)立行政區(qū)域——馮翊郡。黨氏屬于“馮翊堂”夏氏之后。黨氏顯然不是到漢朝還是“不知稼穡、草木記歲”之羌族支系。

不排除，周朝時期將居于上黨之羌族之一支也姓“黨”或“黨”了。該羌族支系之“黨氏”與夏禹后裔似乎沒有關(guān)系。

史上，“姓”和“氏”是有區(qū)別的。父系社會確立后，男性掌權(quán)，有的不隨母系之姓，改稱為“氏”?！凹А薄ⅰ版Α本鶑摹芭?，顯然是母系社會的姓氏。夏禹或有“西羌”血統(tǒng)。夏禹之姓，通說有二：一曰姓“姒”，二曰“本西羌姓”。禹之“夏”前或為“西羌”之“姒”姓，即母系之姓。夏禹立夏朝后改姓為“夏”，而周朝立國未改“姬”姓。說夏禹后裔具有“西羌”血統(tǒng)，也有一定道理。

如果說，中原黨氏族群中還含有“游牧”之生活習性，不排除他們的祖先為不知“稼穡”之羌族一支。同樣是中華民族之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