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在魯迅看來，可謂是“四庫全書出，中國古書亡”。那么，為什么魯迅給予如此低的評價？

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始終參預(yù)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劃。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制政策。

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征集圖書，貫徹“寓禁于征”的政策，對不利于清朝統(tǒng)治的書籍，分別采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

一、焚燒科技著作

為了愚民，明末清初的科技科學(xué)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明代《軍器圖說》羅列了各種火器,圖文并舉,敘說軍器之制造，使用與威力等，卻被焚毀。

就連宋應(yīng)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于愚民而禁毀。《崇禎歷書》《天工開物》等決定著中國科技的一系列著作統(tǒng)統(tǒng)被毀，以至于后世之中華，不識不知科技為何物，積貧積弱。

二、銷毀明朝檔案

除了焚毀書籍，大清還系統(tǒng)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

明代檔案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歷、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余估計不少于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jīng)全部被銷毀了。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大清還系統(tǒng)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

三、禁毀歷史書籍

不利于大清的文獻都被禁毀，比如：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從日本找出來。

不只是這些屠殺記錄，只要是不利于清朝的文獻文章也都被收繳焚毀，不僅是正規(guī)史書、文獻，還包括地方志、野史、小說等領(lǐng)域，數(shù)量不計其數(shù)。

四、篡改史學(xué)文獻

為了強化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就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凡是涉及思想，歷史，政治，以及民族問題的書籍被禁被毀。

五、大興文字獄

修書期間不只查禁焚毀書籍，還大興文字獄，戕害讀書人，中國后來的科技文化發(fā)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漢唐基本上沒有“文字獄”；宋代雖以蘇東坡“烏臺詩案”開了“文字獄”先河，不過是貶官三級 ，下放黃州流放瓊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萬歷皇帝，才創(chuàng)造了“中國第一思想犯”——將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亂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詔獄，逼其自刎。

而乾隆時期文字獄共發(fā)生130余案，占整個清代文字獄的80%，其中47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凌遲、死者戮尸、男性親族15歲以上者連坐立斬，乾隆創(chuàng)造了比此前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總和還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跡”。

四庫全書收錄全文的圖書一共有3461種，成書79000卷，近7.7億字。編修中明令禁焚的書籍就有3000多種（估計禁毀6766部，93556卷），禁毀數(shù)超出收入的總數(shù)，這還不算上因當(dāng)時詔令上繳違禁書籍在民間造成的恐怖氛圍，百姓偷偷焚毀的書籍，合計起來被毀掉的書籍恐怕不止萬部，這實在是空前絕后一場文化大浩劫。

費古清說過：“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xué)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tǒng)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yīng)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guī)模的思想統(tǒng)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