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可侵犯的皇權，再往下就要算傳承不絕的世家大族了。世家大族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從萌芽到發(fā)展直到衰亡，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世家大族的經(jīng)濟萌芽于西漢末年，其正式走上前臺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則正式形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

世家大族產(chǎn)生的一個經(jīng)濟基礎：自給自足的莊園經(jīng)濟。

按照“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說法，世家大族的產(chǎn)生首先要有經(jīng)濟基礎，正是因為有了經(jīng)濟上的優(yōu)勢，才為世家大族的產(chǎn)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自給自足的莊園經(jīng)濟是世家大族形成的經(jīng)濟基礎，這種經(jīng)濟形勢萌芽于西漢中后期的田莊經(jīng)濟，在東漢時期得到了普遍發(fā)展。依據(jù)《后漢書·馬援傳》的記載，這種莊園經(jīng)濟在東漢時期就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作為東漢的開國功臣，馬援成為了大莊園主，歸附于其身邊的賓客就有上百家，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北地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shù)百家?！逗鬂h書·馬援傳》

我想到了戰(zhàn)國時期的四公子養(yǎng)士，他們手下門客上千，但還只是個例，并不能稱之為一種經(jīng)濟形勢，但到了東漢時期，類似于馬援這種規(guī)模的莊園主已經(jīng)很多，他們可以閉門自守，不僅擁有土地，還有自己的私人武裝，成為了影響政治格局舉足輕重的力量。三國時期，蜀漢和東吳的滅亡，其原因之一就是世家大族對于劉氏和孫氏的放棄，因為換個老板還可以繼續(xù)生活，就源于他們不是靠老板吃飯，而屬于自給自足的莊園經(jīng)濟，蜀漢、東吳政權對他們來講，不過的短期加盟連鎖罷了，現(xiàn)在總店經(jīng)營不善倒閉，那我們就改換門庭，對于他們自己的利益不會造成什么實質性的影響。

對于東漢時期的田莊經(jīng)濟，在《四民月令》一書中有十分詳盡的記載，《四民月令》是東漢后期崔寔創(chuàng)作的敘述一年例行農事活動的專著，該書的內容記錄了東漢晚期世族地主莊園經(jīng)濟一年十二個月的家庭事務的計劃安排，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莊園地主如何經(jīng)營莊園經(jīng)濟的指導手冊?？梢娗f園經(jīng)濟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經(jīng)濟形勢，并已經(jīng)可以形成這方面的專著來進行總結和說明了。因此，皇帝盡管高高在上，但其下面的經(jīng)濟基礎卻是莊園經(jīng)濟，背后的政治力量則是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的兩個出身：官僚和商人。

世家大族的第一種出身是中央集權統(tǒng)治機構中的官僚。

中國古代國家的統(tǒng)治權是嚴格集中的，所有最高的權力最后都集中在皇帝的手中。專制的君主要壓制貴族的勢力發(fā)展，造成絕對的權力，就必須提拔一部分自有平民和低級別的貴族來組成官僚集團，以統(tǒng)治整個國家，實現(xiàn)其集權于一身的目的。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列國諸侯通過提拔士人的方式，來作為自己官僚機構的骨干。這樣一來貴族的政治勢力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謂的世卿就被弱化了，嚴格集中制的官僚體系也就從此形成了，在兩漢時期，出現(xiàn)了所謂的布衣卿相的說法，其實就是這種嚴格集中的官僚體系建立背景下的產(chǎn)物。

秦漢時期，伴隨著國家的開疆拓土，需要管理的對象變得眾多而復雜，因此官僚機構也越來越復雜和龐大。那么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官吏來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政府選拔官吏的方式，從漢武帝開始，因為對外推崇儒術，因此官僚們也多是以經(jīng)術起家，他們不僅授徒講學，注冊在籍的門生成千上萬，形成了一種社會力量；而且往往由于他們的子孫會繼承自己的家學，因此，必然會形成一種累積世代公卿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血脈傳承、家業(yè)永固”?；氐浆F(xiàn)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來，我們想讓自己的家族發(fā)展，想讓自己的孩子過得更好，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質條件的保障，更需要能夠傳承的家學，從世家大族的發(fā)展史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有益的啟示。

這里先糾正一個概念，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我對于袁紹家族的認識一直是“四世三公”，而實際上，我們所熟知的袁紹不是“四世三公”而是“四世五公”，其家世背景就源于其汝南袁氏，其中袁安官至司空、司徒，袁安的兒子也官至司空，到了袁安的孫子輩袁湯也做到了司空、太尉，袁湯的兒子袁逢也是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又為太傅，因此臧洪稱袁氏為“四世五公”。與汝南袁氏相比，我們做熟知的楊修則來自于東漢弘農楊氏，其中楊震官至太尉，他的兒子楊秉也做到了太尉，楊秉的兒子被賜官位至司空、司徒，到了楊修的父親楊彪也官至司空、司徒、太尉，從楊震開始到楊彪，四代人皆為三公，因此弘農楊氏可以稱之為“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名門望族，因此他們才對于“閹宦出身”的曹操嗤之以鼻。

這些世族門閥在東漢中葉以后就逐漸出現(xiàn)了，到了曹魏初期，由于九品官人之法的實行，州郡大小中正皆由當?shù)氐氖兰掖笞鍋頁?，九品的評定之權自然就掌握在了他們手中，于是官員的選拔和提升，都是憑借著資歷，久而久之朝堂之上的人皆出自與世家大族，這對于世族的勢力發(fā)展來講自然是好事，他們可以進一步加強對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維護，但是對于皇權來講卻不是件好事，世族勢力的壯大，直接削弱了皇權。這就為曹魏后期，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司馬懿聯(lián)合世家大族勢力消滅以曹爽為代表的曹氏宗室勢力埋下了禍根。

提到三國時期的謀士，就離不開一個關鍵的地名：潁川。很多著名的謀士就出自于潁川，這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潁川最著名的世家大族荀氏，荀彧、荀攸皆為曹操手下重要的謀士，其祖上就官至司空，這就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和基礎，因此荀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才能成為累世不衰的名門望族；陳群這個曹丕的托孤重臣，他也是潁川人，他的父親陳紀官至九卿，他的爺爺官至太丘長，所以到了陳群這一輩就官至司空了，這和其父輩的積累是分不開的。

我們僅僅通過曹魏的重臣家庭背景分析，就可以看出世家大族幾乎壟斷了朝堂，由于曹丕對世家大族的妥協(xié)和九品中正制的持續(xù)推行，這些世家大族累世富貴，長盛不衰也就成為了客觀情況，因為他們既有家族的傳承又有國家層面制度上的傾斜。

世家大族的第二種出身是由商人轉化來的。

提到成功的商人，很多人會想到“奇貨可居”的呂不韋，卻是呂不韋通過一場政治投資，讓自己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但是和世家大族相比，他還僅僅停留在戰(zhàn)國四公子養(yǎng)士自立的程度，因為沒有傳承，導致呂不韋的榮耀一世而衰，而不是像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一樣，歷經(jīng)幾世風雨飄搖而不衰，成為影響中國古代政治格局和左右歷史進程的重要力量。

從漢武帝以后，國家將鹽鐵等重要的生產(chǎn)事業(yè)收歸官府運營之后，商人們就無法插手這些暴利行業(yè)了，這是他們不能接受的，那么商人們手里的資金投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們不約而同的將目光聚焦到了土地上，既然國家推行“重農抑商”的策略，我們就順應形勢，轉換下觀念，做土地的買賣盡管和鹽鐵買賣相比算不上暴利，但總歸是有利可圖，且可以上其持有。于是商人們通過土地的兼并，把他們的財富最后集中在了土地上，這些商人在取得了大量的土地之后，他們就不是原來的商人了，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大土地所有者。

提一個我們大家都熟知的人物糜竺，這位為劉備提供了創(chuàng)業(yè)的大量經(jīng)濟資助的人就是商人出身，他具體富裕到了什么程度呢？

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chǎn)巨億。——《三國志·蜀志·糜竺傳》

后來糜竺做了徐州牧陶謙的別駕從事，后臺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劉備，并且為了幫助自己的妹夫，給予了大量的物質資助，在糜竺的身上，我依稀看到了呂不韋的影子，糜氏家族在蜀漢也成為了世家大族，完成了從商人到世家大族的身份轉化過程。

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三國志·蜀志·糜竺傳》

后來劉備奪取荊州，又從荊州入蜀，都把糜竺做為上賓對待，并不是因為謀略或者武勇，而是因為糜竺是自己的財神爺，沒有糜竺的支持，自己連個起兵的家底都沒有。由此我想到了糜竺之弟糜芳投降東吳之事，很多人不理解他為什么要投降，對于糜芳而言，他并不是什么重臣或者奸臣，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商人，商人的特性之一就是逐利，依據(jù)利益來做出判斷是他們的本性，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糜芳沒有救援關羽，也沒有堅守待援，而是選擇繳械投降了。

對于世家大族的發(fā)展，作為皇帝是有所覺察和警惕的，漢高祖劉邦就曾經(jīng)下令讓六國的舊氏族貴族遷徙到關中之地，漢武帝也曾經(jīng)下令讓這些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不得群居，并將他們遷徙到茂陵一帶，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人口充實，更重要的就是通過這種手段來削弱世家大族的勢力，加強對他們的控制，從而達到強化皇權的目的。

世家大族和皇權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觸怒了皇權而被滅族的人士中也不乏世家大族，如被曹操誅殺的孔融、楊修就是東漢末年世家大族的代表。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