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史的確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始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從西漢劉歆開始，兩千多年來，歷代學者一直試圖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

中國古代紀年，在廟堂和坊間就爭論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國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zhuǎn)折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勘定，更是爭論不休，難有定論。

孔子作《春秋》時，就曾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認為沒有把握，并產(chǎn)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辛亥革命前后，孫中山為了表示與滿清王朝劃清界線，根據(jù)東京歷史學家的推算，倡導(dǎo)改用由中華始祖黃帝開始的紀年（前2698年）。在孫中山當選大總統(tǒng)后，曾一度流行。

20世紀50年以來，中國考古學發(fā)展極為迅速，歷史學、古文獻學、古文字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相關(guān)學科都有了長足的進展。為綜合研究夏、商、周年代學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使建立這一時期較為精確的年代學標尺成為可能。

1995年下半年，時任國務(wù)委員、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請在京部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天文學家和科技測年專家進行座談。此后，李鐵映與宋健多次征求專家意見，聯(lián)絡(luò)相關(guān)部委，醞釀“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和宋健在國務(wù)院主持會議，宣布啟動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總目標，是制定有科學依據(jù)的夏商周時期年代學年表。

根據(jù)各歷史階段材料的不同情況，確定以下具體目標：

l、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jié)合，兼用考古學和現(xiàn)代科技手段，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項目分設(shè)有關(guān)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夏代年代學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學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學的研究、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C14測年技術(shù)的改進與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和總結(jié)9個課題，下設(shè)44個專題。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專家、學者共200余位，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天文學、測年技術(shù)等諸多學科。

1999年5月，各課題組預(yù)定研究目標已基本達到，首席科學家開始主持階段成果報告的起草工作。8月，將討論稿提交專家組討論。在充分吸收專家意見的基礎(chǔ)上，修改成《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1999階段成果報告·簡稿》(征求意見稿)。于1999年9月24日，提交由中國史學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科技史學會聯(lián)合舉辦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學術(shù)報告會'廣泛聽取來自全國各地的160余位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的意見，經(jīng)反復(fù)修改，由專家組討論定稿。

2000年4月，專家組再次邀請工程內(nèi)外專家共同審議修訂稿。5月形成了《簡稿》的修訂二稿。6月課題、專題相繼通過驗收。之后，《簡稿》又作修改，形成修訂三稿。

2000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的組織下，夏商周斷代工程驗收專家組聽取了首席科學家關(guān)于項目實施情況的匯報，審查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稿》(修訂三稿)，并一致通過了驗收合格的決議。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是項目九大課題研究成果的匯總，是在專家組反復(fù)討論并廣泛聽取專家學者意見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

工程估計夏代始年約為前2070年，夏商分界約為前1600年，盤庚遷殷約為前1300年，商周分界為前1046年；排出西周10王具體在位年，排出商代后期從盤庚到帝辛（紂）的12王大致在位年。

西周年代學研究

夏商周斷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學研究范圍為：

l武王_2成王_3康王_4昭王_5穆王_6共王_7懿王_9夷王_10厲王_共和元年

8亨王

西周年代學以文獻研究為基礎(chǔ)，通過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測年，建立年代學框架，同時構(gòu)建金文(青銅器銘文)歷譜并對有關(guān)天文材料進行計算，排出列王年代。

武王克商年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確立這一年代定點，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學的關(guān)鍵。

從西漢劉歆起，歷代都有學者致力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兩千多年來，中外學者根據(jù)各自對文獻和西周歷法的理解立說，形成了至少44種結(jié)論。

從研究《武成》歷日入手，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說與克商年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又用《國語》伶州鳩語日月星辰位置，關(guān)于金文紀時詞語的理解（生霸在望前、死霸在望后），以及《國語》伶州鳩語“歲在鶉火”進行篩選，結(jié)合文獻、考古信息以及天文條件的符合程度，選出克商日為前1046年1月20日。

商代后期年代學研究

商代后期年代學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C14測年為基礎(chǔ)，以甲骨分期和測年與殷墟分期相印證，結(jié)合文獻記載、甲骨文天象記錄和歷法材料的研究來完成。

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況如下：

盤庚遷殷：前1300年。

盤庚（遷殷后）、小辛、小乙：共50年。前1300～前1251年。

武?。?/span>59年。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廩辛、康?。汗?/span>44年。前1191～前1148年。

武乙：35年。前1147～前1113年。

文丁：11年。前1112～前1102年。

帝乙：26年。前1101～前1076年。

帝辛：30年。前1075～前1046年。

商代前期年代學研究

建立商前期年代學框架的主要依據(jù)是商前期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測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和古代文獻有關(guān)商年記載的研究。

取商積年576年說，由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為前1622年；取商積年496年說，若依陳夢家的解釋，當由前1046年上推552年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種解釋，則由前1046年上推526年為前1572年。再參考上述C14測年數(shù)據(jù)，現(xiàn)取整估定商始年為前1600年。

夏代年代學研究

夏代年代學研究主要遵循兩條途徑，一是文獻中對于夏年的記載，一是對夏文化探討的主要對象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頭文化進行C14測年，同時參照文獻中有關(guān)天象記錄的推算。

夏代積年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431年不包括“無王”階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茲采用前一種解說。以前1600年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為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前2132～前2030年）范圍之內(nèi)?，F(xiàn)暫以前2070年作為夏的始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12項標志性成果

1、在我國歷史時代測年中，采用系列考古樣品C14測年的方法，使誤差縮小，獲得成功，在斷代工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2、C14測年樣品的制備質(zhì)量穩(wěn)定，骨質(zhì)樣品的提純方法可靠。常規(guī)法測試精度達到0.3%；AMS法測試精度達到0.5%，并首次對系列的有字卡骨進行AMS法測年。

3、灃西H18的發(fā)現(xiàn)與測年，為商周分界確定了范圍。琉璃河H108“成周”卜甲的發(fā)現(xiàn)與測年，琉璃河M1l93、晉侯墓地M8的研究與測年，晉侯蘇鐘的研究，以及有關(guān)遺址的分期和系統(tǒng)測年等，為建立西周年代學體系，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4、以嚴格的考古類型學方法，排定“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銅器順序，為金文歷譜研究奠定基礎(chǔ)。通過對吳虎鼎等關(guān)鍵青銅器的斷代研究，推定西周諸王年代，并證明共和以下歷譜可信。

5、對1997年3月9日新疆北部的日全食進行觀測，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黎明時的大食分日食會形成天再旦現(xiàn)象，并確認“懿王元年天再旦”時間在前899年4月21日。

6、根據(jù)天文推算、文獻和金文歷日研究、考古與C14測年的綜合研究，選定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年。

7、采用黃組周祭卡辭三系統(tǒng)說，排定商王帝辛的祀譜，經(jīng)與商末歷日比對研究，推定帝辛年代。

8、排除“三焰食日”為日食的可能性。結(jié)合甲骨分期研究與賓組卡辭五次月食的證認，推定了商王武丁的年代。

9、安陽洹北商城遺址的發(fā)現(xiàn)，在商文化考古學上有重大意義。

10、確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為夏商分界的界標。

11、對仲康日食的已有研究成果做出總結(jié)，并進行新的研究和推算。

12、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jié)合、多學科交叉研究途徑上做出探索，并積累了一定經(jīng)驗。

批評質(zhì)疑

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來自中國國內(nèi)和國際的批評不絕于耳。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如今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jù)證明。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斷代工程進行了一次學術(shù)會議。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以下稱為《蔣文》）的文章，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

《蔣文》的結(jié)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chuàng)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jù)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shù)百年的碳-14技術(shù)，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yīng)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從學術(shù)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jù)，是非常客觀的?！肮こ獭彼傅腻e誤，不是某個學術(shù)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