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始漢字的形成,到出現文書和書籍,歷史還有一段漫長的發(fā)展之路要走。所謂'甲骨文',乃是商代后半期殷王室用龜甲(多用的是龜腹甲)、獸骨(以牛肩胛骨為最常見)占卦時形成的ト辭和少量記事文字。

這種記載,雖然并非正式的史著,但因其內涵豐富,時代較早,從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被發(fā)現以后,便引起了海內外專家學者們探討研究的興趣。至今不過百余年的工夫,已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了。它起初被人稱為契文、甲骨刻辭ト辭、龜版文、殷墟文字等,現在通稱為'甲骨文'。

'甲骨文'的發(fā)現地,是河南安陽城西北五里處的一個村落,那里是當年殷商(第二十代國君盤庚)的故都。因為洹水決堤,將原埋藏在地下的大量甲骨沖刷現世。開始時,人們以為這是'龍骨',便撿拾來入藥。有一個叫王懿榮的金石學家,在無意中注意到這些甲骨片上的文字,便趕到河南去收集了不少帶回去研究。隨后,劉鶚也收集了許多。經過他們以及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研究,認定這些甲骨文字正是當日史官所窖藏保管的珍貴皇家文獻。

商周帝王凡舉大事,都要用龜甲或獸骨進行占ト,然后把與占ト有關的事項,諸如占ト時間、占ト者、占問內容、預兆結果、驗證情況等一一刻在甲骨上,并作為檔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成為一種檔案。除占ト刻辭外,甲骨文獻中還有少數屬于記事性的刻辭。

甲骨文獻作為已知漢語文獻的最早形態(tài),其內容涉及當時天文、歷法、氣象地理、方國、世系、家族、人物、職官、征伐、刑獄、農業(yè)、畜牧、田獵、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災禍等等,是研究商代社會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的種最直接的重要史料。

古文字學家們對十萬余甲骨片中的文字做了研究后發(fā)現,其結構已由獨體走向合體,而且有了形聲字,因此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了。如今,在四千六百多個甲骨文單字中,已經辨識出了一千七百多個。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其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鐘鼎'也就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內壁、內底或其他部位上的銘文。銘文產生于商代早期,但到中期時銘文字數大多只有一兩個字,至多四五個字。直到商代晚期,銘文也未超過五十個字。其內容甚是簡單,只是在于標記青銅器主人的族氏,識別不同的用途。

進入西周以后,銘文的內容、形式、數量、書體等都有了很大変化,如毛公鼎、小禹鼎銘文長達數百字。就內容而言,記載有王室政治謀劃、歷代君王事跡、祀典、訓錯、田獵、盟約、戎事等,成為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制禮儀的重要史料。

原來周人滅商以后,為了現固其統(tǒng)治地位,便竭力加強以禮制為核心的政治建設。他們以青銅禮器為載體,鑄以長篇銘文,以頌揚祖德,刻記功烈,旨在傳遺后代子孫,強化權威,加強其在宗族體系中的高貴地位。般說來,商周到春秋時期的銘文是鑄成的,而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銘文,大都是刻面或鏨成的。它們是漢字發(fā)展史研究的珍貴資料。金文基本上屬于籀篆體字體齊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了板滯的傳統(tǒng),變得豐富而且富有變化了。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有銘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是現今考古發(fā)現的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其文字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徐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代表作。此外,大盂鼎銘文、散氏盤銘文,也都是鐘鼎文中的上乘作品。

鐘鼎文在漢武帝時就已有發(fā)現,曾經有人將在汾陽出土的一只鼎獻進官里,漢武帝以為吉祥,于是在公元前116年,將年號定為'元鼎'。以后金文又陸續(xù)有所發(fā)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對金文做過研究和記載。

春秋晚期是中國社會大動蕩和大變革的一個時期。這個階段,原本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徒具虛位,各諸侯國的公室也日漸衰落,而各國卿大夫之間爭權奪利卻日趨激烈,屢有令人驚悸的事件發(fā)生。這在曾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尤為典型。

1965年至1966年,在山西侯馬的晉國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盟誓辭文玉石片,被稱為'侯馬盟書',又稱'載書'。這批玉片大小不ー,總共有五干余件,每件都由人工精琢細磨而成。玉片用毛筆書寫,字跡頗為清晰多為朱紅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字形與春秋晚期的青銅器銘文有些相似。字數多的有二百個左右,少的只有十來個。從書法藝術角度看,它們筆鋒清麗,顯得舒展而有韻律,很有鑒賞價值。

'侯馬盟書'作為晉國趙鞅(即趙孟、趙簡子)與卿大夫之間訂立的文字規(guī)約,其文字內容如今已基本識讀。它要求參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致誅討已被驅逐在外的敵對勢力,不再擴充奴隸、土地、財產等等?？梢?它是趙鞅參與晉國內部由'六卿內爭'至'四卿并立'激烈政爭的見證,拉開了作為標志戰(zhàn)國時代開端的'三家分晉'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侯馬盟書'的發(fā)現,為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以及晉國的歷史,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的情況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被列入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發(fā)現的十大成果之一。

中國的記錄文字主要是簡帛類的文字,紀念文字主要是金石類的文字(如西、東周的金文和秦、漢碑銘文)'。但'熹平石經'卻是例外,因為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由官府頒定的儒家經典書籍的刻石。由于當時的圖書是依靠人工輾轉抄錄而成的,抄來寫去難免錯訛百出,所以由東漢文學家蔡邕等人聯(lián)名向漢靈帝提出建議,將儒家經文刻制成石供學官們正定校勘,作為向太學生講授的標準經本。

此舉自東漢創(chuàng)例之后,先后有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五代'蜀石經'等紛紛在不同的時空間問世,有力地推動了儒學在社會上的傳播。其中'熹平石經'與三國魏正始年間所刻'正始石經'、唐文宗開成年間所刻'開成石經',同為中國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經'?？傊?中國象形文字的發(fā)明及其各種書寫載體的被利用,尤其是當兩者結合而為原始文書和書籍被應用推廣于世,具有劃時代的文化意義。就漢字書寫和記錄的載體而言,何雙全指出,在中國是沿著甲骨、簡牘、紙張三個主要階段推進的。

從三種材料的更替時序看,甲骨最早發(fā)現于河南安陽殷墟,消失于西周末期同時使用的銅器銘文,延至戰(zhàn)國,其后被簡牘所取代。所以商、周時期的文字書寫,其主流是甲骨,因此我們將商、周時期稱作'甲骨文時代',這個時代長達千五百五十三年之久。

簡牘始用,根據甲骨文提供的信息,最早應出現在商代,與甲骨同時使用。但據考古發(fā)現,最早見于春秋時期,大量發(fā)現于戰(zhàn)國,消失于魏、晉。這一段時期內,曾出現過帛、石質等書寫材料,但最終因不普遍使用,就逐漸消失了。因此,我們將春秋戰(zhàn)國至魏晉時期,又稱作書寫材料的'簡牘時代',這個長達千一百九十年左右。

紙張的普及又使竹木簡牘消失,即魏、晉以后,紙是文字的主要載體,通用至今,約有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的歷史。何雙全說:'甲骨、簡牘、紙張三者構成了我國古代文字的傳承系統(tǒng),使大量歷史文獻得以流傳,其中筒牘充當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這一過程,從地下出土的文物得以充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