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也就是1989年8月初，在晉南永濟縣西15公里處的廣闊的灘涂平原上發(fā)掘出了“黃河第一巨型浮橋——蒲津橋”的東岸遺址。因為蒲津橋對于中國古代鼎盛期之大唐王朝的政治、文化和冶煉鑄造、橋梁架設黃河變遷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極大的參考價值，所以蒲津橋的發(fā)掘被稱作中國文物考古史上的空前發(fā)現(xiàn)，而蒲津橋則被譽為世界橋梁史上獨一無二的瑰寶。

蒲津關與蒲州城在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這里是衛(wèi)京師、保三晉的關鍵所在， 古來兵家必爭之地。為保證此要道的暢通，早在春秋時期，這里就架起了黃河上最早的浮橋——蒲津橋

蒲州城西2公里的黃河岸邊，古時另有一處險隘名關蒲津關，它扼守著黃河上的一個重要渡口——蒲津古渡。

從地圖上很容易看出，蒲津關與蒲州城在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這里自古即有通衢大道可以西至長安，北達幽燕，處于山東和河北進入關中的鎖鑰位置，是衛(wèi)京師、保三晉的關鍵所在，古來兵家必爭之地。為保證此要道的暢通，早在春秋時期，這里就架起了黃河上最早的浮橋——蒲津橋。

秦公子鍼出奔晉時，曾于此地造舟相連成橋渡河而過。戰(zhàn)國時，秦昭襄王為統(tǒng)一大業(yè)曾兩次造橋于此。其后的東魏高歡、西魏宇文秦、定關中的漢高祖劉邦、西征馬超的曹孟德以及隋文王、唐太宗等歷代皇帝都曾不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在這里修建浮橋以興師濟渡。

蒲津橋從唐開元年間鑄成以鐵牛為主的地錨并更換鐵索一直到元未被燒毀，共歷時500余年，可以說鐵牛跌錨的創(chuàng)設對蒲津橋的維護起了巨大作用唐以前，蒲津橋已由臨時性的舟式浮橋發(fā)展成了固定性的竹纜系舟式浮橋。到了唐代，蒲州城與陜、鄭、汴、絳、懷并稱盛唐六大雄城，達到了它的最興盛的時期：唐開元十二年，蒲州河東郡又蕕升為近畿四輔中的上輔。于是，早在隋朝時就繁忙不堪的蒲津橋，作為唐王朝聯(lián)系中原地區(qū)的命脈，原有的竹纜系舟式浮橋就不敷使用了。

當時蒲州的地方官奏請?zhí)泼骰逝鷾?，開始了對蒲津橋大舉維修的改造工程。從開元十二年開始，工匠們在橋的兩頭砌石護堤，并在岸上鑄造由鐵牛、鐵人、鐵板、鐵山、鐵柱等相互關聯(lián)的沉穩(wěn)堅固的地錨，用來取代舊地錨，然后換竹纜為鐵索串連百數(shù)木船系于鐵牛尾部的橫軸之上。不久，道穩(wěn)固可靠的新浮橋便夾岸橫跨在黃河上了。

新橋落成后，官府還在東岸附近特地辟建了一個有楊、李兩姓共300余口的“鐵牛村”，不用納稅種田，吃著皇糧，專職護橋看守鐵牛。蒲津橋頭還建有橋門，兩側種植樹木花草，營造出一派宜人景色，成為當時黃河上最著名的游覽勝地之一。

據(jù)發(fā)掘蒲津橋遺址的專家介紹，僅東岸一側鐵牛的重量就約20萬斤，其中還不包括整座地錨及跨河鐵索的重量?？梢姰斈旰蔫F之巨，而當時全國年產(chǎn)鐵量也不過60萬斤。

據(jù)說因唐時的黃河岸高、河窄、水流深急，鐵索連舟直鋪河面，北來的洶涌河水會將鐵索系連的浮橋沖成向南自然彎曲的弧形，非常好看。

不用說，這一浩大的橋梁工程，也只有在盛唐時期才有可能實施并完成。一來唐玄宗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勵精圖志的皇帝，在位期間國富民強，史稱“開元之治”。二則當時國家的鐵產(chǎn)量較高，并且科技進步、文化繁榮。此外，蒲津橋的重修加固關系到大唐王朝的興衰存亡，不光軍政文化和商賈貿(mào)易需要，就連長安人吃的食鹽，橋中斷了也會接濟不上。

鑄鐵牛鐵人等的目的不僅僅是用來固拽鐵索的，其中還蘊含著中國人世代相傳的治水理念，展示著大唐王朝無與倫比的國風民范

有道是“牛象坤，坤為土土勝水”、“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古人為治理河水泛濫，常鑄鐵牛面臣河邊，希冀以此象征有座座無形的高山峻嶺在幫助人類掩擋洪水的肆虐。

掌握陰陽對錯與并存奧秘的古人，在鑄造鐵牛的同時，還鑄造出仿天際北斗布局的七星柱，這下天地鬼神便全有了。令人嘆服的是，就連這些七星鐵柱也同樣具有拴船樁的實際作用并與鐵牛、鐵山和鐵人等融為體成為束縛浮橋的巨型地錨。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這四頭唐開元鐵牛，有著典型的唐代風范，造型上寫實與抽象相結合，神態(tài)雖各異，卻無不矯角昂首，雙目圓睜，耳豎如聽，腿弓欲躍，如生靈活物一般。

最為與眾不同的是，四頭鐵牛的外側各有一尊牽牛鐵人，細看可以發(fā)現(xiàn)其神形衣飾又各有不同。原來，每尊鐵人分別代表著一個民族，從身姿到面部表情，均惟妙惟肖地塑造出各自民族的特點，顯示出唐時對中華各民族間友好團結的重視。

原以軍事目的為主的蒲津橋，在大舉改建后對蒲州城的社會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原本就孕育出無數(shù)華夏精英的蒲州大地，自唐以后更是涌現(xiàn)出眾多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和科學家。

如大歷十才子，盧綸、耿沛居其二，柳宗元位列唐未散文八大家之一，司空圖以《詩品》開中國詩歌評論風格意境先河，僅《詩選》中出自蒲州的名詩人就有8位之多。宋朝的王創(chuàng)見、王居正和馬遠家五代為丹青國手，明代時楊博、孟時芳、張四維等為愛國股肱重臣；元代劇作家王實甫正是以蒲坂普救寺西廂院發(fā)生的真實故事為素材，寫出了名傳千古的《西廂記》甚至連傾國傾城的絕代美女、唐朝貴妃楊玉環(huán)也出生于此地黃河邊。

因此，這里有古傳的歌謠唱道：

“手把鼓樓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對門三閣老，一巷九尚書，大大小小州縣官，三斗六升菜籽多?！?/p>

唐開元鐵牛被埋入黃河淤泥之下達七八米，因此躲過了數(shù)百年來的天災人禍。然而1989年出土的整座鐵鑄地錨文物，由于缺乏資金和有效的技術保護手段，只能不斷地被損毀

蒲州城附近的黃河河道在唐以前尚處于下切狀，河道寬僅200步，河水只在谷間流過。

后來因上游植被破壞，嚴重的水土流失帶來的大量泥沙逐年沉積，從而使這里的黃河河床不斷抬高，河水流速減緩，河道擺動不定。

明隆慶四年發(fā)生了黃河特大水災，河水在蒲州一帶暴漲泛濫，向東西兩側漫流形成了寬達40華里的黃河灘涂，水退之后，嚴重的泥沙淤積把原來的河床淤平墊高了，河水終于失去了約束，成了一條“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流向變幻無常的災河。

永濟民間至今仍廣為流傳這里的黃河百年前發(fā)生的一次神奇變遷。1902年的一天傍晚黃河主流像往常一樣流過蒲津關東，山西的客商自蒲州城渡過黃河來蒲津關留宿，準備翌日再乘車或步行趕赴長安。同時，陜西也有許多客商投宿在蒲津關，打算明天再過河前往蒲州等地。誰知第二天一早起來，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一夜間黃河主流竟悄無聲息地從蒲津關東移，經(jīng)關西而過，弄得山西去陜西的人已經(jīng)過了河還得再過一次，陜西往山西的本來還沒過河，卻不知不覺中已經(jīng)過了河。從而遺下“沒過河的過了河，過了河的沒過河”的奇聞趣事。

唐開元鐵牛因為被深深掩埋入黃河淤積泥沙之下達七八米得以躲過數(shù)百年來的天災人禍。

遺址地處黃河灘涂，地下水位高，滲水現(xiàn)象十分嚴重，發(fā)掘時就曾在現(xiàn)場周圍打井8孔并日夜排水不止，至今仍留有數(shù)臺水泵定時抽排。

據(jù)說當鐵牛剛剛破土而出時，渾身尚是油黑锃亮的，彈擊之下鏗鏘有聲。之后十余年中，雖然已搭建起鐵棚遮攔，部分地少了日曬雨淋，但卻無法擋住酸雨、堿霧、潮濕的侵蝕。極其珍貴的文物光彩漸失的窘態(tài)實在令人大出所料！

在這種情形下，既然沒能力保護，不如讓老祖宗遺下的寶貴財富繼續(xù)安然藏于地下留給后人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