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錦衣衛(wèi)

蕭盛  著

本文選自蕭盛《大明夢華：明朝生活實錄》，第八章 “職業(yè)有高低，福利澤萬民”。本書是以明代筆記的風格，以小故事的形式，講述明朝百姓的語言、衣著、飲食、住所、出行、文化、娛樂、節(jié)日、官場等生活百態(tài)。將明朝大歷史融入到小故事之中，引經據典，輕松說史，展現出一幅濃墨重彩、包羅萬象、生動活潑的明朝生活大畫卷。

讀者可以把這篇精彩的文章作為學術參考，我將不專門推送，如涉及版權，隨時刪除。

有一種職業(yè)被誤讀了四百余年，且一直被過度地渲染，在下說的便是傳說中著飛魚服、佩繡春刀的大明錦衣衛(wèi)。在下覺得有必要讓列位看官重新認識一下那個特殊的群體，故以一個章節(jié)之篇幅來談談錦衣衛(wèi)。

錦衣衛(wèi)，顧名思義，是一個軍事機構。

衛(wèi)所是明朝主要的軍事制度，乃太祖所創(chuàng)立，分為衛(wèi)、所兩個編制，即一府設所，幾府設衛(wèi)，衛(wèi)下設指揮使，統(tǒng)兵五千六百人。指揮使下又設千戶、百戶等。各府之衛(wèi)所由各地指揮使管轄，而各地之指揮使則由五軍都督府統(tǒng)管，此乃地方上的衛(wèi)所。

京師之衛(wèi)所又分兩種。一則為京師三大營，即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成祖遷都北京后，又分京師京營和南京京營。其中五軍營練習的是軍陣，三千營練習的是巡哨，神機器練習的是火器。二則是皇帝親軍，相當于皇帝的貼身侍衛(wèi)，錦衣衛(wèi)便是親軍的一種，主要職責是掌管皇帝的儀仗和安全。

（一）由來

錦衣衛(wèi)的前身喚作拱衛(wèi)司，因有管理儀仗之職責，又統(tǒng)轄儀鸞司，后改稱親軍都尉府。洪武十五年，撤親軍都尉府和儀鸞司，改置錦衣衛(wèi)，如此，這個在大明朝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機構就正式出現在了歷史舞臺上。

不知為何，在后世或有意或無意的渲染下，錦衣衛(wèi)竟成了黑暗、血腥、兇殘、陰險的代名詞，似乎提到錦衣衛(wèi)，所有人都應該戰(zhàn)戰(zhàn)兢兢、聞風喪膽，見到錦衣衛(wèi)時說不怕，反倒是咄咄怪事！

事實上，錦衣衛(wèi)究竟可不可怕，要看從哪個角度去看待。

首先來看看錦衣衛(wèi)之職責，其一是皇家侍衛(wèi)儀仗，凡皇帝出行，或狩獵，或親征，或祭祀等，必有錦衣衛(wèi)相隨。儀仗隊伍由將軍、校尉、力士組成，將軍在前，稱為大漢將軍，由體形魁梧、樣貌威嚴者擔任，依據出行之性質、規(guī)模之大小，隨行之大漢將軍人數亦有增減，一般幾百或上千人，最多時為一千五百人。大漢將軍身著盔甲，肩上扛有一柄大刀，騎駿馬，著實威風。不過這大漢將軍只是一個稱呼，并非真的將軍，只是以資壯觀罷了。

間雜于大漢將軍之中的則是穿紅色飛魚服、腰掛繡春刀的錦衣衛(wèi)。無論是飛魚服還是繡春刀，皆為皇帝所賜，并非所有的錦衣衛(wèi)都能穿戴，也不是錦衣衛(wèi)的常服和常用兵器。錦衣衛(wèi)一般在重要場合或祭祀之時方才穿飛魚服、佩繡春刀，一年之中著此隆重服飾之時不多。

飛魚服分多種顏色，其中紅色最為尊貴。飛魚是《山海經》里記載的一種神獸，長得有些像龍，雙足、四爪、兩翼，有魚尾，看上去張牙舞爪的，甚是威武。飛魚服與其余大臣所著的“飛禽走獸”官服一樣，代表的是等級和權力。

當然，前文早已講到，服飾之限制，只是在明朝前期嚴格，到了中晚期，衣著打扮可謂百花齊放，奇裝異服也就罷了，在萬歷朝時，甚至有百姓穿蟒服、飛魚服招搖過市。

校尉掌鹵簿。鹵簿，指是的“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兵衛(wèi)以甲盾居外為前導，皆謂之簿，故曰鹵簿”（《漢宮儀》），其實就是在前引導整個儀仗、手持甲盾的校尉隊伍。而力士則舉金鼓或旗幟。

除去這些儀仗隊，另有在前面負責開路巡邏的，還有在鑾駕與京師之間來回傳遞消息的。這一整套皇帝出行之隊伍，皆由錦衣衛(wèi)充任。若硬是要問百姓怕是不怕，說心里話，看到這般的大陣仗，說怕未免夸張了，平民只要不去擋皇帝的鑾駕，隨行之錦衣衛(wèi)哪個也不會為難于百姓，怕從何來？敬畏之意倒是有的，一國之帝王出行，前前后后由錦衣衛(wèi)侍候著，隊伍綿延幾里，焉能不令人敬畏？

除去皇帝出行，平日在宮里錦衣衛(wèi)也沒閑著。因是皇帝之親軍，禁苑之安全自然由錦衣衛(wèi)負責。此外，皇帝在奉天門御門聽政之時，錦衣衛(wèi)亦須在指定位置把守。

所謂御門聽政，便是俗稱的上朝，上朝并非在金鑾殿（太和殿）上，而是在金鑾殿外面的奉天門[1]，早朝鼓響時，文武大臣便序立于左右掖門之外，待聽得鐘鳴，乃從左右掖門而入，過金水橋，入奉天門，在丹墀下立于東西兩側。

是時，在御座西側立有一員錦衣衛(wèi)，一般負責傳旨，亦起到威武之作用。此外，在丹墀、御道、金水橋、奉天門外廣場兩側，掖門等處，侍立有大漢將軍一百二十九名，千戶兩人，百戶四人，另有五百校尉分守于午門內外，一則警衛(wèi)，二則鳴鞭、執(zhí)儀仗。文武大臣從宮外一路走來，至奉天門里，一路上皆有各級錦衣衛(wèi)把守。

早朝一般在寅時（凌晨五點）開始，大臣們一般丑、寅（凌晨三四點）交際便要在左右掖門候著了，可想而知，負責警衛(wèi)和儀仗的錦衣衛(wèi)，必然要比大臣們早一步當值才是，丑時就得準備著了，委實辛苦。

遇著嘉靖、萬歷那樣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錦衣衛(wèi)自然是幸福的，要是遇上太祖、成祖以及后來的崇禎，天天上朝，一天都不肯落下，端的是苦不堪言。

（二）廷杖

以上所言，是錦衣衛(wèi)在執(zhí)行侍衛(wèi)儀仗任務時的大體情況。其第二個職責是巡查偵緝，兼負責廷杖，即給百官打屁股。

明朝中晚期，勸誡的、上疏的，甚至是與皇帝吵架的言官前赴后繼，絡繹不絕，皇帝不能將他們怎樣，罵也只能由他們罵著，但氣極了，打屁股卻是常有的事，金口一開，杖三十，立于殿外的錦衣衛(wèi)行動如風，沖進去就把要受廷杖的官員提出來，拖到午門去打屁股。

執(zhí)行廷杖的乃錦衣衛(wèi)校尉，另外還有個監(jiān)刑的，一般為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何以還要讓太監(jiān)監(jiān)刑呢，莫非皇帝信不過錦衣衛(wèi)嗎？

其實廷杖是有名堂的。要先將官員的官服脫了，用草繩捆綁，頭朝下、屁股朝上趴著。廷杖乃栗木所制，特點是硬而有韌勁兒，不易折，打人的那頭為槌狀，有鐵皮包著，鐵皮上還有倒鉤，要是一杖下去，行刑之人再順勢一扯，慢說是皮開肉綻，連肉都會被扯去一大塊，比通常的水火棍厲害多了。因此，廷杖一般最高一百杖，相當于極刑，百杖下去，屁股上基本沒肉了，只剩骨頭。一般人挨不過八十杖，若是皇帝金口一開，杖八十，無論是行刑之人還是受刑之人，心頭都明白，唯死而已。

此時，所謂的名堂就出來了?；实巯轮纪⒄?，錦衣衛(wèi)將受刑官員拖出去，要怎么打，皇帝會向太監(jiān)秘密授意，有些官員著實惹皇帝痛恨，便會著實打，有些雖嘴上厲害，但確實是可用之材，廷杖不過是唬他一唬，叫他受些皮肉之苦罷了。

故錦衣衛(wèi)校尉在執(zhí)行之時，需要留意旁邊監(jiān)刑太監(jiān)的動作，要是太監(jiān)的雙腳呈八字朝外張開，那就著實打，生死由命；若太監(jiān)的雙腳是朝里并攏的，那就用心打，每一杖下去，看似兇狠，其實只傷皮肉不傷筋骨，只出血不動及根本，表面上看血肉模糊，其實在家里將養(yǎng)幾日就能恢復如初，力道拿捏恰到好處，是為用心。

這般的用心打，極考驗錦衣衛(wèi)的功力，若非平時苦練，絕難做到。那么如何才能練得這般的功夫呢？

分作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基本功，拿一塊磚，磚上墊張薄紙，練到一杖下去，磚碎了而紙無損，則過關；第二步是練巧勁兒，割一塊帶皮的豬肉，放在地上，往豬肉上打，一直練到豬皮打爛了卻不傷及皮下組織，就算練成這門功夫了。

莫要看是門打人的功夫，對錦衣衛(wèi)來說，這是生存之道，若是練得不精，打人屁股時火候不到，將不該打死的打死了，該打死的還留了口氣，拂了帝王之意，便是掉腦袋的大事。

這樣的錦衣衛(wèi)可不可怖呢？在下以為，也不可怖，不只是老百姓無須去怕，連當官的都不怕。打屁股怕什么呢？大明朝的言官們，前赴后繼，懟天懟地懟皇帝，一個言官被錦衣衛(wèi)拖出去了，還有千千萬萬個言官站出來，皇帝就像捅了馬蜂窩也似，趕之不盡，躲之不及，何以如此？法不責眾也。明朝中晚期，政治和社會氛圍與前期截然不同。前期太祖、成祖心狠手辣，全然不怕殺人，殺多少都不在乎，中晚期則是另一種狀態(tài)，文人覺醒了，文臣覺醒了，法制完善了，皇權削弱了，但凡有些知識，便有足夠的社會地位，受人尊重，秀才可以見縣官不跪，可以享受國家的津貼，文臣可以舉著道德的牌子與皇帝分庭抗禮。換言之，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平等的前提下，文官們拿著律法和道德與權力對抗，不只為了理想，不只為了維護傳統(tǒng)的禮法道德，還為了揚名青史，那么打幾下屁股又有何妨呢？

當然，也有被打死的，但是比例不太大，除非遇上特殊事件，處于特別敏感時期，一般情況下，皇帝也不敢任性到明知是馬蜂窩還不惜一切去捅破的地步。

（三）緝查

錦衣衛(wèi)的另一個職能是緝查，此也是被后世大肆渲染之處?？陀^地講，在太祖、成祖時期，錦衣衛(wèi)確實是十分恐怖的。

錦衣衛(wèi)因是皇帝親軍，又具有緝查功能，與其他禁軍相比，權力更大，職責更廣，在籍人員更多。按照明朝軍隊制度，一般衛(wèi)下只轄制五個所，定員五千六百人，而錦衣衛(wèi)則轄有十七個所，在籍人員逾六萬，可見皇帝對這個機構的重視程度。

那么皇帝為何對錦衣衛(wèi)如此重視呢？無非兩個字——集權，利用這個機構打擊異黨、揭發(fā)貪官和驕橫的將領。

眾所周知，太祖時期有著名的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藍玉案。其中，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是錦衣衛(wèi)揭舉的。四大案轟轟烈烈地進行之時，光是被斬首的就有十余萬人，牽涉如此之廣、涉案人員如此之多，錦衣衛(wèi)“功不可沒”。

四大案幾乎覆蓋了太祖朝的整個時期，那時的錦衣衛(wèi)端的是如魔鬼一樣的存在，不管是民間百姓還是在朝官員，提到“錦衣衛(wèi)”三字，無不畏之如虎，比見了鬼還要怕。

后來，太祖似乎也覺得錦衣衛(wèi)權力太大，手段太狠，曾下令取消其緝查之職權，然成祖時又將之恢復，自此之后，錦衣衛(wèi)之緝查功能便一直存在，為皇家服務。

錦衣衛(wèi)大致有三個部門，經歷司管理文書，收發(fā)公文，另有南北兩個鎮(zhèn)撫司，南鎮(zhèn)撫司管刑法，北鎮(zhèn)撫司掌刑獄，專事緝查、逮捕、審問等事，有自己的詔獄，獨立于三法司之外，直接聽命于皇帝。身為一個擁有特別權力的特務部門，明初的時候，錦衣衛(wèi)的詔獄被比作地獄還是可信的。

那么錦衣衛(wèi)是否如外界傳說的那樣，在整個明朝都擁有特殊的權力，一直若魔鬼般存在呢？

（四）列傳

列位看官，耐心地將本部書看到這里，應清楚在下的為人了，說話一般不刻意夸大，亦不蓄意詆毀，下面便歷數一下歷朝錦衣衛(wèi)的總指揮使，看過他們的事跡后，相信列位看官應會對錦衣衛(wèi)有個總體之印象。

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錦衣衛(wèi)指揮使喚作毛驤，即制造胡惟庸案之人。

胡惟庸乃明朝開國之宰相，理當被歷史記住，然其還有個特殊的名頭留在史書上，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任宰相，他被殺后，太祖就撤了相位，改內閣理事。起先內閣只是皇帝的咨詢機構，只有票擬權，內閣意見經司禮監(jiān)批紅，才交到皇帝手里，由皇帝作最后的決斷。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與眾臣曰：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wěn)當。以后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這一段話標志著，宰相一職，自秦而始，至明而終了。不得不說，此乃太祖的一大創(chuàng)舉。但是處理了胡惟庸后，又有一個新問題，如何處理胡惟庸案的善后事？

什么叫作胡惟庸案的善后事？胡惟庸任宰相后的確驕橫，確也有結黨營私、排除異己之事，甚至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過于傲慢，沒將太祖放在眼里。但是說一千道一萬，不管是以胡惟庸所犯之事論，還是以胡惟庸的功績論，他都罪不至死，至多功過相抵，貶為庶人罷了，不應牽涉數萬人，血流成河。那么要如何善后呢？

這時候毛驤出場了。毛驤知道太祖為何以胡惟庸做文章，于是想出了一個最簡單而直接的理由——謀反。

于是，胡惟庸死后，此案再次被翻起，性質也從擅權枉法升級成了欲圖謀反，被查出來的人越來越多，朝中為之一空，甚至連開國元老李善長也莫能幸免。

實際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因胡惟庸枉法延伸至謀反，雖使此案合理化了，然新的問題又出來了，可以殺的功臣如數殺盡了，還有誰為朝廷出力，還有誰敢為朝廷出力？于是索性將毛驤也一同殺了，以息眾怨，《明史》載毛驤“坐胡惟庸黨死”。

太祖時期的第二任錦衣衛(wèi)指揮使喚作蔣瓛，乃藍玉謀反案的告發(fā)者，所用之手段與毛驤一般無二。與胡惟庸案不同的是，胡惟庸案因太祖想要集權，而藍玉案則是因太子朱標早夭。

藍玉與朱標關系甚好，可謂忠心耿耿，如果朱標不死，藍玉便是鎮(zhèn)國之將軍，也不需要死，但是朱標一死，形勢就變得微妙起來。皇孫朱允炆年幼，將來能鎮(zhèn)得住藍玉嗎？藍玉重兵在握，表現出擁兵自重的形跡，為大明江山永固計，除之無害。于是便由蔣瓛牽頭，掀起藍玉案。最后，蔣瓛也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被太祖賜死。

太祖末年的錦衣衛(wèi)指揮使喚作宋忠，人如其名，是位忠勇之輩，與前兩任指揮使不同，他是個“文能讀書寫文章，武可上馬奔戰(zhàn)場”的文武雙全之才。

宋忠于洪武末任指揮使，建文朝時，因燕王朱棣之亂，被派去北方戍邊，以都督之身份屯兵開平。建文元年，懷來一戰(zhàn)，宋忠戰(zhàn)死，英勇殉國，在錦衣衛(wèi)指揮使里面，算是事跡較為突出的一位了。

成祖朝時期的首任指揮使叫作紀綱。此人本是臨邑（山東德州）一農民，建文二年，朱棣自北方一路南下，至臨邑時，紀綱冒著被斬之風險，攔下朱棣的馬，說愿參軍，鞍前馬后，誓死效勞。朱棣試了下他的功夫，弓馬嫻熟，且又頗有膽識，遂將之留在身邊。從此之后，這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農民開始飛黃騰達，及至朱棣奪位成功，坐擁天下，紀綱被授都指揮僉事，兼掌錦衣衛(wèi)。

是時，成祖剛剛得了天下，能信任者不多，而所疑者卻數不勝數，要將建文朝舊臣清除，正需要紀綱這樣的人，故成祖時期的錦衣衛(wèi)如太祖時期一樣，位高權重，神鬼俱怕。紀綱也因此驕橫起來，為爭一位頗有些姿色的女道士，用鐵爪敲碎陽武侯薛祿的腦袋。

洪武二十一年之進士、建文朝的內閣首輔、永樂元年的翰林侍讀、主編《永樂大典》的名士解縉，因勸阻成祖不要輕易更換太子，得罪漢王朱高煦，朱高煦買通紀綱，趁成祖北征，將解縉下獄。紀綱在詔獄中將解縉灌醉，又拖至雪地里活活凍死。

永樂五年，成祖選妃，全國各地的美女入京時，紀綱比成祖先一步篩選了一遍，送入自個兒府中，盡情享樂。紀綱家中招募了眾多亡命之徒，要么是有命案在身者，要么是江湖黑幫頭領，常聚眾鬧事。時人謂之紀綱有反意，在下以為如此一個農民，估計未敢有如此大的野心，不過是欲望膨脹之下，為所欲為，忘記自己是誰罷了。后紀綱被人告發(fā)，死于凌遲。

如果說毛驤和蔣瓛是政治之犧牲品的話，那么紀綱則純粹是自作孽不可活，怨不得他人。

以上提到的四位錦衣衛(wèi)指揮使，除宋忠外，其余三位皆為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狠主，他們所處的時局十分相似，新主奪取天下后，急需清除異己、樹立權威，故而那些時候的錦衣衛(wèi)真如后世所渲染的那般，黑暗、血腥、兇狠、殘暴。

后期，隨著國家日趨穩(wěn)定，政治上亦逐漸開明，錦衣衛(wèi)不再那么可怕，而且，在太監(jiān)的勢力越來越強大后，錦衣衛(wèi)的地位逐漸削弱，有時甚至有些可憐。

英宗時期，土木堡之變前后，有位錦衣衛(wèi)指揮使，叫作馬順，此人在史書上并無惡跡，只不過跟錯了人，是明朝第一位專權的司禮監(jiān)大太監(jiān)王振手下的人，靠王振的提拔做到了錦衣衛(wèi)指揮使的位置。

正統(tǒng)十四年，瓦剌大舉南下，王振遂攛掇英宗親征，說只要主子親征，三軍士氣大振，定能嚇跑瓦剌兵。

王振掌權后貪是貪了些，可骨子里卻是個書生，通經書，也算得上滿腹經綸，只是中了秀才后屢試不第，這才在教了幾年書后自閹入宮。王振在滿腦子的理想主義作祟下，鼓動英宗御駕親征。英宗似乎對自個兒也有些信心，便引出了明朝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皇帝御駕親征非但仗沒打贏，還讓人擄了去，自大明朝立國以來，何曾有過這等事情，端的是奇恥大辱！

群臣得知消息，有害怕的，有哭泣的，也有大罵的，將王振的十八代祖宗一一請了一遍，這還不夠，他們擁至午門，要求監(jiān)國的郕王朱祁鈺盡快做出決斷，否則大明危矣。

朱祁鈺一則性格優(yōu)柔寡斷，二則皇帝被擄，國家劇變，也委實六神無主，故而說道：“爾等且出宮待命，容后再議。”

朱祁鈺的態(tài)度著實把那幫文官激怒了，國家無主，大明危在旦夕，如何還容后再議？真要是到了瓦剌挾皇上大舉入侵的地步，天下豈非就要易主了嗎？當下在于謙等人的帶動下，文官們再次涌將上去，要朱祁鈺給個說法。

這時候馬順出場了，也許他在走出去的時候，做夢也沒想到，他的這個舉動竟能創(chuàng)造歷史。

馬順見文官們不依不饒，帶了錦衣衛(wèi)走上前去，喝道：“郕王有令，教爾等退下，莫非沒聽見嗎？”

言官最驕傲之事，便是他們提出的建議或意見為皇帝采納，是時國家危急，朱祁鈺不但將他們之言置若罔聞，還叫他們退出宮去，置言官于何地，又置國家安危于何地？

前文說過，明朝初期之文官，乃是抱著理想抱負治國，并無一絲一毫之雜念，郕王不聽，他們心中本來就氣，被馬順這么一聲喝，端的是火上澆油一般，當中有位戶科給事中，名喚王竑，是個暴脾氣，上去一手抓了馬順的頭發(fā)，一手拿朝笏就打。

旁邊的錦衣衛(wèi)見指揮使被打了，本是要上去幫忙的，可沒想到氣急了的文官們正愁沒地方發(fā)泄呢，竟比錦衣衛(wèi)還快一步，蜂擁而上，幫著王竑往馬順身上招呼。

一時間，午門內外，朝廷命官，竟似一幫街頭流氓斗毆，紛紛擾擾，喧聲震天。不僅于謙懵了，朱祁鈺被嚇壞了，連旁邊的錦衣衛(wèi)也不知該如何處置。要知道這時候宮中無主，而他們面對的又是一群掌握了言論的文官，輕易惹不起的，那么到底是上去勸架，加入戰(zhàn)斗，還是袖手旁觀？眾人一時手足無措。

此時，王竑見眾同僚皆加入了戰(zhàn)斗，越發(fā)來勁兒，張嘴一咬，就咬在了馬順的臉上，使勁兒一扯，竟扯下一塊臉皮來。馬順吃痛，倒地痛呼。文官們似乎還不解氣，又是一頓拳打腳踢，及至停手時，堂堂錦衣衛(wèi)指揮使竟已氣絕而亡，活活被打死了。

這是大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被群臣打死的錦衣衛(wèi)指揮使，此事史稱午門血案。

于謙到底是穩(wěn)重之輩，見死人了，且死的是掛著正三品銜的錦衣衛(wèi)指揮使，日后追究起來，只怕得死一批人，情急之下，上去抓住嚇壞了的朱祁鈺，道：“殿下，馬順乃王振一黨，罪當誅，請赦百官無罪！”

朱祁鈺聞言，瞿然一省，眼下強敵當前，朝中要是再鬧將起來，大明朝便真的沒救了，當下只得依了于謙之言，赦百官無罪?？上ВR順因是王振一手提拔起來的，不過護主時說了一句話，便被活活打死。

這場鬧劇結束之后，眾人亦冷靜了，一邊由于謙負責保護京師，以防瓦剌攜英宗南下，一邊擁立朱祁鈺為帝，改年號景泰，史稱景泰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景泰朝之時，又出現一位指揮使，姓盧名忠，此人名雖為忠，為人卻與宋忠迥然不同，是個媚主且好貪小便宜之輩。

土木堡之變中，于謙指揮京師軍民合力抵抗瓦剌軍，贏得了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一年后，英宗被瓦剌放還，按《明史》記載，景泰帝客客氣氣地把英宗迎入了宮里，并讓他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于南宮。

由于是官方修的史書，顯然有所美化，但明眼人都知道，英宗入京，景泰帝是舒服不了的，心里像被扎了根刺，極為不適。那盧忠便利用了景泰帝的這一心思，想討好皇上，得些好處，卻不想引出一樁大大的公案來。

英宗被關在南宮，一關就是七年，期間宮里的一些老太監(jiān)，不管是念舊也好，被迫也罷，服侍在英宗身邊。其中有一位叫阮浪的老太監(jiān)，乃成祖時期入的宮，對英宗頗有感情，故而服侍得甚為周到。

這一日，阮浪生辰，英宗感念其里外照應，拿出身邊的一柄金刀，作為禮物送與阮浪。

金刀乃皇帝身邊之物，制作自是十分精美，一位小太監(jiān)看到了，愛不釋手。那小太監(jiān)喚作王瑤，是阮浪手底下的人。阮浪年邁，且又深處這冷宮禁苑之中，對身外之物早就看得淡了，見王瑤喜歡，索性就送給了他。阮浪可能做夢也無法想到，送一柄刀竟會送出如此大的事來。

那王瑤與盧忠交好，兩人喝酒時，王瑤喜滋滋地將金刀拿出來，道：“此乃太上皇所賜，你道是金貴不金貴？”

盧忠是十足的小人，見此金刀，便起了歹念，將王瑤灌醉了，拿了金刀來找景泰帝，說太上皇勾結阮浪、王瑤，欲圖復辟，此金刀就是證據。

景泰帝心里若明鏡也似，僅憑一老一小兩個太監(jiān)和一柄金刀，若要復辟，不啻兒戲，但他需要一個突破口，去剔除心頭的那根刺，合不合理似乎并沒有那么的重要了。

當下，景泰帝下旨，抓捕阮浪、王瑤，逼他們交代出太上皇復辟之事。盧忠領旨，將阮浪、王瑤下了詔獄。

有人曾說，錦衣衛(wèi)的詔獄便是地獄，若是在平時，未免有些夸張，然一旦涉及政治、政權，詔獄只怕比地獄還要可怕。

按照盧忠的設想，憑錦衣衛(wèi)的手段，讓阮浪、王瑤交代不過是輕而易舉之事。但他看錯了人，確切地講是低估了人心，天下并非所有人都與他一樣，為了利益可以喪盡天良。十八般手段用盡之后，阮浪、王瑤依然咬緊牙關，只說金刀是太上皇所送之禮物。

如此一來，盧忠慌了。所謂復辟，性質無異于謀反篡位，景泰帝緊盯著不放，百官密切關注著進展，拖的時間越長，輿論越多，壓力也就越大。如果真的無法將臟水成功潑到太上皇身上，那么最后犧牲的只能是盧忠，他會因誣蔑罪當眾斬首，以平息朝野內外的憤怒。于是，盧忠瘋了。他不得不瘋，不瘋就只有死路一條。

此案史稱金刀案，以太上皇英宗復辟、盧忠被斬而告終，是個在政治上耍手段，最終將自個兒玩死的典型案例。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先后任命了兩名錦衣衛(wèi)指揮使，叫作袁彬、哈銘（后賜名楊銘），都是大大的忠義之輩。土木堡之變時，英宗被擄，大多數人逃的逃、叛的叛，只此二人始終侍候在英宗身邊，不離不棄。英宗復辟，兩人先后擔任指揮使，成為英宗最信任之人，直至壽終正寢，死于任上，死后妻兒俱得蔭庇，端的是因果循環(huán)，報應不爽，與盧忠的遭遇形成鮮明的對比。

成化朝的首任錦衣衛(wèi)指揮使叫作萬通，是萬貴妃的弟弟，繼任叫作朱驥，二人秉公辦案，皆為正直之輩。成化十三年，西廠成立，時汪直的勢力已蓋過了錦衣衛(wèi)，錦衣衛(wèi)風光不再。

正德朝時，錦衣衛(wèi)指揮使石文義、張采依附于劉謹。劉謹倒臺后，兩人也先后被殺。

嘉靖朝的時候，錦衣衛(wèi)指揮使較多，大多無惡跡，得以善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陸炳，乃嘉靖帝奶娘之子，還曾救過嘉靖帝的性命，頗得信任，再加上他為人忠厚，對文官甚有禮貌，更不曾枉害過一人，朝野內外稱頌，生前加封太保、少傅，死后追封忠誠伯，謚號武惠，生前身后能享如此殊榮的，在明朝的錦衣衛(wèi)指揮使里面只此一人。

從萬歷朝到崇禎朝，由于朝中各派系爭斗激烈，太監(jiān)的政治地位被無限拔高，各方為了利益爾虞我詐，不能以單純的是非觀念去簡單地評價。如以萬歷二十一年武科進士身份入仕的劉守有，有貪污之劣跡，支持張居正改革，然在那個時代，不貪的官員已十分稀有了。

劉守有之后是駱思恭。駱思恭參加過萬歷朝的朝鮮戰(zhàn)爭，萬歷四十八年，泰昌帝崩，李選侍聯(lián)合魏忠賢，挾持朱由校，欲做皇太后垂簾聽政，后來在楊漣等大臣的逼迫下，搶了朱由校離開乾清宮，史稱移宮案。在此案過程中，駱思恭出了不少力，故受魏忠賢排斥，未能一直留在錦衣衛(wèi)指揮使任上。

天啟朝的指揮使叫作田爾耕，比駱思恭“識趣”了許多，依附魏忠賢，與許顯純、崔呈秀、楊寰、孫云鶴等人號稱魏黨手下“五彪”。

時閹黨與東林黨之爭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故田爾耕大興牢獄，楊漣、左光斗都是經其之手進入詔獄的。

那么田爾耕之行為，究竟該如何評價呢？在下還是那句話，這個時候的事情，已無法以善惡是非觀去評論，文官制度崩塌之后，閹黨也好，東林黨也罷，哪個敢說自己純粹為了家國黎民，沒有私欲？

既然是非善惡不能怪乎于人，那么該怪誰呢？要怪也只能怪時局了。是當時的形勢將他們拉入了角斗場，在強敵環(huán)伺、你死我活的情況下，敢不爭乎？

魏忠賢被后世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無非是因為他打壓了東林黨，即殘害了所謂的忠良。但是，魏忠賢倒臺后，那幫所謂的忠良也并沒把明朝帶上平穩(wěn)安定之路。他們廢除了魏忠賢時期的南北賦稅不均的所謂的不公平現象，全國統(tǒng)一均收，實際上此等帶有理想主義的舉措，把北方的農民逼上了絕路，直接導致了大量的農民起義。

眾所周知，南北一直存在貧富差距，此乃不爭的事實，特別是江南，明朝末年，國家已亂成一鍋粥了，民間依然富得冒油，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個極為罕見的特殊現象。東林黨上臺后，無視現實，搞一刀切的公平，結果江南的百姓壓力減輕了，北方百姓卻迎來了壓垮他們最后一根稻草。

后魏黨倒臺，田爾耕被東林黨以閹黨之名處死。

駱養(yǎng)性是駱思恭之子，襲其父之職，任錦衣衛(wèi)指揮使，得崇禎信任。袁崇煥死后，新東林黨人、內閣首輔周延儒自請去北邊巡視戰(zhàn)況，與后金交戰(zhàn)，一矢未發(fā)，卻向朝廷謊報軍情，謂之大捷，被駱養(yǎng)性揭發(fā)；崇禎帝得悉，大怒，將周延儒賜死。

從此事來看，駱養(yǎng)性對明朝多少還是有些貢獻的，在位期間，并不見劣跡。清兵入關后，降清。

崇禎朝的最后一任錦衣衛(wèi)指揮使叫吳孟明，天啟年間，因得罪了魏黨爪牙許顯純，險些喪命，此后亡命天涯，崇禎初年，復原職，無劣跡，更無害人之心，但與明末時大部分人一樣，好貪，史載其“緩于害人而急于得賄”。

（五）結語

好了，明朝的錦衣衛(wèi)史至此終，大明朝的歷史亦是至此終，從錦衣衛(wèi)的興衰史上，依稀能看出整部大明史，亦能隱約看到，所謂的錦衣衛(wèi)之惡，實乃社會抑或時代之惡，從這個角度而言，如錦衣衛(wèi)之惡，歷朝歷代有之，非是明朝特色。只不過明朝黨爭激烈，為歷朝罕見，增加了錦衣衛(wèi)的活動空間，但在大部分時候，錦衣衛(wèi)不過是一個正常的緝查、司儀機構，所作所為更是鮮有危及百姓。

此外，錦衣衛(wèi)也并非只管政治，不理民政，在城市設施的管理領域，也有錦衣衛(wèi)忙碌的身影。文化領域，亦有錦衣衛(wèi)留下的傳世之作，前文提到的哈銘，便留下了一本《正統(tǒng)臨戎錄》，袁彬著有《北征事跡》一書，后被收錄進《四庫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