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中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p>

儒者長期以來被作為“入世”的代表，“入世精神”幾乎成為儒家的標(biāo)簽，與道家所代表的“出世”遙遙相對。事實上，儒家之隱逸精神也同樣鮮明，儒者并非隱者，但是儒者卻可以包容隱者，這是儒家所特有的“隱而未隱”之精神。

在《論語·微子》第六章中由隱者桀溺之口點出“儒家的隱逸”：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朱熹將解為“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由“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一句，可見桀溺二人對孔子避人而不避世實心存不屑，而孔子對此二人之說法并未正面反對，而是“憮然”。“憮然”者，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

從中可見，孔子在某種程度上是承認(rèn)自己是避人之士，而只是可惜此二人并未知曉自己之所以不避世之深意。但在筆者進(jìn)一步展開論述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何為“避人”與“避世”。關(guān)于“辟（避）”，在《論語》其他章中可尋其端倪：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弊釉唬骸白髡咂呷艘??！保ā墩撜Z·憲問三十七》）

所謂“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潄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辟地”者，謂未能高棲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辟色”者，謂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于斯舉而去之也；“辟言”者，謂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

依據(jù)此章，對于“避世”與“避人”我們都能有一清晰認(rèn)識，實際上筆者認(rèn)為無論是“辟地”、“辟色”還是“辟言”其實都可看作是“避人”。

孔子在憲問第一中就已提出“邦無道，谷，恥也”，這便是去無道之國而入治邦的道理；孔子聽聞齊景公不能用自己并將待以“季、孟之閑”，則果斷離開，盡管齊景公對孔子沒有直接顯現(xiàn)“厭已之色”，但其不能“尊”則表明其態(tài)度，孔子離開則為“辟色”之道理；柳下惠為士師，遇三黜而不去，孔子評價其為“降志辱身矣”，其行為固然可贊賞，但遇“惡言”不去卻失一分骨氣，此處即顯現(xiàn)“辟言”之道理。

“辟色”、“辟言”顯然是針對于一“人”而言的，而“辟地”者，由《大學(xué)》中“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jī)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之理便可知，國之治亂與其君之一人關(guān)系極重，在此意義上“辟地”者也當(dāng)為“避人”之道理。關(guān)于孔子為“避人之士”這一點，實際上在《微子篇》可以得到進(jìn)一步印證。

《微子篇》共十一章，前四章中都呈現(xiàn)出“避人”之義理，“殷之三仁”的評價、以及“行”的行為等等都可以看出孔子之態(tài)度?？鬃訉τ凇氨堋钡膽B(tài)度在述而篇第十五章中更是直接顯現(xiàn)，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答曰“古之賢人”又言此二人“求仁得仁，又何怨”。

伯夷、叔齊二人為“逸民”，最終雖餓死于首陽山，但最終也實現(xiàn)他們的“仁”；《公冶長篇》第二十一章中，孔子贊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愚不可及者”，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避人”者在孔子看來也依舊是“仁人”。

儒者并非不隱，只是不為避世之隱；避人之隱，隱的僅僅是身體而不是“道”！保全一身是為了“道”之實現(xiàn)。“殷之三仁”中“微子去之”，孟子大丈夫之道曰：“不得志，獨行其道”，都與“避人”之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