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全國行政審判優(yōu)秀業(yè)務成果評選（案例類調研成果）一等獎作品推送

違反必要法定程序的稅務行政處罰應予以撤銷

——漳州市聚善堂藥業(yè)有限公司訴福建省漳州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稅務行政處罰案

蓋華麗 陳梅華^[1]

原告：漳州市聚善堂藥業(y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聚善堂藥業(yè)”）

被告：福建省漳州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以下簡稱“漳州市國稅稽查局”）

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間，原告取得隴西縣徵鑫藥業(yè)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徵鑫藥業(yè)”）及隴西縣辰宏藥業(y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辰宏藥業(yè)”）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共計351份，計稅金額53,354,135.23元，稅額6,936,037.27元，價稅合計60,290,172.5元。原告已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認證抵扣了進項稅額6,936,037.27元。上述發(fā)票中部分開票方發(fā)票銷售清單與受票方發(fā)票銷售清單貨物品名不符。原告在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向甘肅省定西市國稅局稽查局、安徽省安慶市岳西縣國稅局稽查局、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國稅局稽查局、廣西欽州市國稅局稽查局、四川省彭州市國稅局稽查局轄區(qū)內陳海元等共計44人開具農產品收購發(fā)票金額合計72,561,609.27元，被告認為原告不得申報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72,561,609.27×13%=9,433,009.21元。

2015年12月2日，被告經審批決定對原告涉嫌虛開增值稅進項發(fā)票（農產品收購發(fā)票）的行為進行稅務稽查立案。經調取原告賬簿、查詢原告相關賬戶及原告相關人員的賬戶、向相關農戶所在轄區(qū)及徵鑫藥業(yè)、辰宏藥業(yè)所在轄區(qū)的國稅局稽查局發(fā)函要求協(xié)查、向原告發(fā)出《稅務事項通知書》、對原告相關人員進行調查詢問等調查取證后，被告檢查人員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涉稅案件稽查報告；被告審理人員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偷稅案件審理報告。2016年6月3日，被告作出《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提請書》，將該涉稅案件提交漳州市國家稅務局重大稅務案件審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重審委員會”)審理。重審委員會于2016年6月12日受理，于2016年7月4日作出《中止審理通知書》，并將案卷退回被告。被告檢查人員于2016年7月25日再次作出涉稅案件稽查報告，被告審理人員于2016年7月29日再次作出偷稅案件審理報告。被告于2016年8月2日又向重審委員會提交了《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提請書》，其中載明：“該公司通過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虛開農產品收購發(fā)票、購進非農產品開具收購發(fā)票的行為，賬上多列成本造成了少繳增值稅17，809，528.64元，建議對該公司少繳稅款處一倍罰款，即罰款17，809，528.64元?！敝貙徫瘑T會于2016年8月3日受理。2016年10月25日，被告對原告作出漳國稅稽處[2016]44號《稅務處理決定書》。2016年11月7日，重審委員會作出《漳州市國家稅務局重大稅務案件審理委員會審理意見書》，其中載明審理委員會意見為“（一）對該企業(yè)的行為應予以處罰；（二）根據《福建省國家稅務局、福建省地方稅務局關于發(fā)布<福建省稅務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適用規(guī)則> 和 <福建省稅務行政處罰裁量權基準> 的公告》（2015年第4號）規(guī)定，同意你局提出的對該企業(yè)所偷稅款處一倍罰款”，并要求被告根據上述意見制作相應的法律文書并送達執(zhí)行。被告于2016年11月21日向原告送達了《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2016年11月2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漳州市聚善堂藥業(yè)有限公司關于對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的陳述申辯意見》，庭審中被告確認其在行政程序中有收到原告提交的該書面陳述申辯意見，但被告在舉證期限內未向法院提供。

2016年11月25日，被告作出漳國稅稽罰[2016]35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主要認定2010年-2014年原告通過未發(fā)生農產品收購業(yè)務虛開農產品收購發(fā)票（發(fā)票金額共計72,561,609.27元）、取得徵鑫藥業(yè)及辰宏藥業(yè)無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發(fā)票共計351份，稅額6,936,037.27元）的行為進行虛假納稅申報，造成了少繳增值稅16,369,046.48元，構成偷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規(guī)定對原告少繳稅款處一倍罰款，即罰款16,369,046.48元。被告于2016年11月29日將該處罰決定書送達給原告。原告不服，以案件在本地區(qū)影響較大為由，向漳州市中級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漳州市國稅稽查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處罰決定。

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本案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認定原告2010年-2014年取得的徵鑫藥業(yè)、辰宏藥業(yè)開具的351份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均為原告讓他人為自己開具與實際經營業(yè)務不符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以及認定原告未發(fā)生農產品收購業(yè)務開具農產品收購發(fā)票（發(fā)票金額共計72，561，609.27元），均存在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被告作出被訴行政處罰決定存在調取賬簿資料未經依法批準、超過稅務檢查期限未經依法批準、未按《稅務稽查工作規(guī)程》規(guī)定在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前向原告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未充分聽取并復核原告陳述申辯意見、未按照重審委員會的審理意見作出處罰決定等違反法定程序情形。被告申請本案中止審理，理由不能成立。綜上，被告作出的處罰決定存在認定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違反法定程序等問題，依法應予撤銷，原告訴訟請求應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項之規(guī)定，判決撤銷被告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的漳國稅稽罰[2016]35號《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本案所涉發(fā)票金額巨大，罰款金額高達16,369,046.48元，屬漳州市轄區(qū)內重大、復雜的稅務行政處罰案件，故一審由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案件所涉法律、行政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等法律規(guī)范眾多，專業(yè)性較強，證據材料繁多復雜。本案最典型之處在于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研究探討后，以判決的方式給出了明確的意見，對今后稅務機關的行政執(zhí)法具有指導性意義：一、在銷售方所在地的國稅局稽查局已出示《已證實虛開通知單》認定銷售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的情況下，購貨方（受票方）所在地的國稅局稽查局能否對購貨方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的行為按偷稅進行處理？二、重大稅務案件罰前告知的送達時間應在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之前還是之后？三、行政機關在行政執(zhí)法過程中應如何處理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四、在重審委員會已作出審理意見書同意其原先提請重大稅務審理委員會審理時所提出的罰款金額后，稅務機關能否擅自決定對情節(jié)較為輕微的違法行為不作認定和處罰，從而導致最終作出的處罰決定與重審委員會的審理意見書不一致？

關于問題一，首先要分析一下《已證實虛開通知單》的法律效力。根據《稅收違法案件發(fā)票協(xié)查管理辦法（試行）》第九條規(guī)定：“已確定虛開發(fā)票案件的協(xié)查，委托方應當按照受托方一戶一函的形式出具《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及相關證據資料，并在所附發(fā)票清單上逐頁加蓋公章，隨同《稅收違法案件協(xié)查函》寄送受托方。通過協(xié)查信息管理系統(tǒng)發(fā)起已確定虛開發(fā)票案件協(xié)查函的，委托方應當在發(fā)送委托協(xié)查信息后5個工作日內寄送《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以及相關證據資料?！钡谑鍡l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托方應當按照《稅務稽查工作規(guī)程》有關規(guī)定立案檢查：（一）委托方已開具《已證實虛開通知單》的；（二）委托方提供的證據資料證明協(xié)查對象有稅收違法嫌疑的；（三）受托方檢查發(fā)現協(xié)查對象有稅收違法嫌疑的；（四）上級稅務局稽查局要求立案檢查的”。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fā)《稅務稽查案源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稅總發(fā)〔2016〕71號）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guī)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確認為需要立案檢查的案源：（四）協(xié)查部門接收的協(xié)查案源信息涉及的納稅人狀態(tài)正常，且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案源：委托方已開具《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并提供相關證據的；委托方提供的證據資料能夠證明協(xié)查對象存在稅收違法嫌疑的；協(xié)查證實協(xié)查對象存在稅收違法行為的”。由此可見，《已證實虛開通知單》僅是不同轄區(qū)的稅務機關委托協(xié)查的內部函件，具有較強的證明力，可以證實銷售方存在虛開發(fā)票的行為，但也僅是受委托方（正常為購貨方所在地的稅務機關）立案檢查的案源， 并不能對銷售方或購貨方產生直接的法律效力。購貨方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在立案后仍應進行充分的調查取證后才能根據相關證據材料進行事實認定并作出相應的處理。其次，即使銷售方確實存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的行為，對購貨方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的行為，在認定購貨方是否構成偷稅時，仍應區(qū)分購貨方的主觀是善意還是惡意。根據國稅發(fā)[2000]187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處理問題的通知》規(guī)定：“近接一些地區(qū)反映，在購貨方（受票方）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以下簡稱專用發(fā)票）是銷售方虛開的情況下，對購貨方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不夠明確。經研究，現明確如下：購貨方與銷售方存在真實的交易，銷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fā)票，專用發(fā)票注明的銷售方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且沒有證據表明購貨方知道銷售方提供的專用發(fā)票是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對購貨方不以偷稅或者騙取出口退稅論處。但應按有關規(guī)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稅；購貨方已經抵扣的進項稅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稅，應依法追繳?！薄叭缬凶C據表明購貨方在進項稅款得到抵扣、或者獲得出口退稅前知道該專用發(fā)票是銷售方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對購貨方應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處理問題的通知》（國稅發(fā)[1997]134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處理問題的通知〉的補充通知》（國稅發(fā)[2000]182號）的規(guī)定處理?！睂徹浄饺〉娩N售方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應按偷稅處理的前提條件是有證據證明購貨方在進項稅款得到抵扣前知道該專用發(fā)票是銷售方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就本案而言，雖然被告一再強調甘肅省定西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就案涉351份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出具了《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但該《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中僅載明：“經查證，現將‘7.03’專案涉案企業(yè)向漳州市聚善堂藥業(yè)有限公司（納稅人識別號：350603764057680）已證實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351份，涉案發(fā)票金額53,354,135.23元告知你局，請按有關規(guī)定處理，并將有關情況及稅務處理結果反饋我局”，從上述內容看，只能證明甘肅省定西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認為“7.03”專案涉案企業(yè)向原告已證實虛開351份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的事實，至于原告與“7.03”專案涉案企業(yè)之間是否存在真實經營業(yè)務、是否知情等問題，《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中并沒有作出認定。因此，在本案被告提供的證據材料尚不足以證明原告與徵鑫藥業(yè)、辰宏藥業(yè)之間沒有真實經營業(yè)務的情況下，僅憑甘肅省定西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出具的該《已證實虛開通知單》，亦無法證明原告存在偷稅違法行為。

關于問題二，也是本案雙方當事人在本案被訴行政行為程序方面最大的爭議焦點。原告主張根據《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十四條規(guī)定及第十五條關于稽查局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案件，應當提交以下案件材料包括（五）聽證材料的規(guī)定，將重大稅務案件提請審理委員會審理前，必須先就擬作出的行政處罰事項進行告知，只有這樣，納稅人才有機會陳述、申辯并申請聽證，當納稅人依法申請聽證時，才有聽證材料可供提交，以便于重審委員會全面、公正地審理案件；但本案中，被告違反了前述規(guī)定，在重審委員會審理結束之后，才發(fā)出稅務行政處罰告知書，執(zhí)法程序違法，導致重審委員會審理時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意見完全缺失，從而對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權造成實質性侵害。被告則主張《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當事人要求聽證的，由稽查局組織聽證，這里的聽證不是行政處罰法及稅務行政處罰聽證辦法中的聽證，這個聽證程序是在稅務稽查底稿給當事人簽字后，當事人有異議的，當事人可以申請聽證；當事人申請聽證后，才會存在《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十五條規(guī)定所涉聽證材料的提交，而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的聽證程序是必經程序，是屬于行政處罰決定作出前的聽證；《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十四條規(guī)定的聽證不是必經的聽證程序；關于處罰告知書的送達，法律沒有規(guī)定處罰告知書要在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前向當事人發(fā)出。筆者認為，罰前告知制度的設立，主要是為了確保行政相對人依法享有的陳述申辯及要求聽證的程序性權利得到保護。雖然相關法律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等均有明確的條款直接規(guī)定重大稅務案件的處罰前告知應在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之前送達，但經分析《稅務稽查工作規(guī)程》及《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的相關規(guī)定及其立法本意，仍然可以明確得出重大稅務案件的處罰前告知應在上重審委員會之前送達的結論。具體分析如下：《稅務稽查工作規(guī)程》第五十條規(guī)定，審理部門接到檢查部門移交的《稅務稽查報告》及有關資料后，應當在15日內提出審理意見。第五十一條規(guī)定，擬對被查對象或者其他涉稅當事人作出稅務行政處罰的，向其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告知其依法享有陳述、申辯及要求聽證的權利。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guī)定：“審理完畢，審理人員應當制作《稅務稽查審理報告》，由審理部門負責人審核?！抖悇栈閷徖韴蟾妗窇敯ㄒ韵轮饕獌热荩海ㄈ┍徊閷ο蠡蛘咂渌娑惍斒氯说年愂觥⑸贽q情況”?！吨卮蠖悇瞻讣徖磙k法》第十四條第一款規(guī)定：“稽查局應當在內部審理程序終結后5日內，將重大稅務案件提請審理委員會審理?！钡谑鍡l第一款第（四）、（五）項規(guī)定：“稽查局提請審理委員會審理案件，應當提交以下案件材料：（四）稅務稽查審理報告；（五）聽證材料”。第二款規(guī)定：“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提請書應當寫明擬處理意見，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應當標明證據指向。”根據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被告在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案件之前，在其內部審理程序環(huán)節(jié)就應當向原告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以便聽取原告的陳述申辯意見，并將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情況在《稅務稽查審理報告》中載明，《稅務稽查審理報告》應提交重審委員會，由重審委員會依法審理并作出正確審理意見。被查對象或者其他涉稅當事人有申請聽證的，還應由稽查局組織聽證后，將聽證材料一同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這里的聽證與行政處罰法中的聽證應該是同一含義。被告提出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的聽證與《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guī)定的聽證不同的主張，缺乏法律依據，不能成立。如果被告在重審委員會作出審理意見后才告知原告，原告提出的陳述申辯意見是否成立及聽證情況則只能由被告作出判斷，而重審委員會并不知曉，該情況顯然與重大稅務案件應經重審委員會審理的精神相悖。而且根據《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guī)定：“稽查局應當按照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意見書制作稅務處理處罰決定等相關文書，加蓋稽查局印章后送達執(zhí)行。”經過重審委員會審理后，稽查局應當按照重審委員會作出的審理意見書制作稅務處理處罰決定書等最終的相關文書，此處的相關文書并不包括罰前告知書。因此，本案被告未按《稅務稽查工作規(guī)程》的上述規(guī)定在提請重審委員會審理前向原告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應屬嚴重違反法定程序。

關于問題三，也是本案雙方當事人在本案被訴行政行為程序方面的爭議焦點之一。陳述申辯權及申請聽證權均是行政相對人重要的程序性權利。行政機關在進行罰前告知后，針對行政相對人提出的陳述申辯，要如何處理？原告主張被告作出的處罰告知書是在重大案件審理委員會出具審理意見之后才作出的，導致原告的陳述、申辯意見無法向重大案件審理委員會提交。在被告作出《行政處罰告知書》后，原告方還提交了相關的陳述、申辯意見。但被告在收到相關材料后，卻未對相關陳述、申辯意見進行調查、復核，更未進行審理、判斷，甚至未將陳述申辯材料和意見裝訂入卷。在在相關審理文件中更明確載明原告方的意見和主張為：“對以上事實拒絕確認”，完全隱匿了原告方的陳述申辯意見以及提供的事實、理由和主張，應當認定被告的行為屬于《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的拒不聽取陳述、申辯的行為。被告則主張其2016年11月23日被告有收到本案原告的書面陳述申辯材料，由被告對原告提出的陳述申辯理由進行復核，被告認為原告的陳述申辯理由沒有依據，對原告的陳述申辯不予采納，后作出處罰決定。筆者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采納?！薄抖悇栈楣ぷ饕?guī)程》第五十二條第一款規(guī)定：“對被查對象或者其他涉稅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意見，審理人員應當認真對待，提出判斷意見。”本案被告于2016年11月21日向原告送達《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原告于2016年11月23日向被告提交了《漳州市聚善堂藥業(yè)有限公司關于對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的陳述申辯意見》，認為原告與徵鑫藥業(yè)、辰宏藥業(yè)的交易過程真實、合法，增值稅專用發(fā)票中的中藥材名稱、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均與實際交易相符合；對采購事宜，原告有完整的入庫、領用、生產記錄和產品銷售記錄；被告認定資金回流不是事實，原告沒有141,886,226.10元的資金回流，被告不能把重復的數據重復計算；原告收到貨物的品名、數量、金額與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所附銷售清單中的品名、數量、金額是一致的，不存在銷售清單與貨品不符的情況；原告還派業(yè)務員到全國各地中藥材的主產區(qū)或中藥材集散市場收購中藥材，由業(yè)務員看好藥材后，向農戶收購，由農戶送貨上門，貨到付款，基本上都用現金；原告實際經營業(yè)務符合國家稅務總局2014年第39號公告的規(guī)定，不應對原告進行處罰；鑒于供貨方是否構成無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問題，尚在走法律程序，公安機關立案后也尚無調查結論性意見，要求被告不要急于對原告作罰款處理。被告在提交作出本案被訴行政行為的證據材料時，未向法院提供上述書面陳述申辯意見。雖在本案庭審中被告確認其有收到原告的書面陳述申辯意見，但被告在其審理部門審理后已擬對原告作出行政處罰，卻未向原告進行處罰前告知要求原告就擬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提出陳述申辯意見，在被告提供的兩次《稅務稽查審理報告》中，就“稅務稽查對象或者其他涉稅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情況”問題，均載明“該公司陳述意見：‘對工作底稿拒絕確認’”。被告在原告向其提交書面陳述申辯意見后2日內，即于2016年11月25日對原告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中也沒有任何內容體現被告對原告的陳述申辯意見是否依法進行了復核、是否采納。因此，本案被告未提供證據證明其是否充分聽取了原告陳述申辯意見、是否依法對原告陳述申辯意見中提出的事實、理由等進行了復核、原告的陳述申辯意見是否成立等，明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二條的規(guī)定相悖，屬嚴重違反法定程序。

關于問題四，是本案的獨特之處。本案中，稅務機關提交給重審委員會的稽查報告、審理報告、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提請書以及重審委員會作出的審理意見書中所載明的原告的違法行為均包含三項，即取得徵鑫藥業(yè)、辰宏藥業(yè)無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未發(fā)生農產品收購業(yè)務而虛開農產品收購發(fā)票、購進非農產品開具收購發(fā)票。稽查報告、審理報告、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提請書中所建議的罰款金額也都一致，即建議對原告少繳稅款處一倍罰款，即罰款17,809,528.64元。但稅務機關最終作出的處罰決定認定的違法事實僅有兩項，即取得徵鑫藥業(yè)、辰宏藥業(yè)無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未發(fā)生農產品收購業(yè)務而虛開農產品收購發(fā)票，最終罰款金額也相應的減少，對原告少繳稅款處一倍罰款，即罰款16,369,046.48元。在訴訟中也未作任何說明，也未提供證據證明重審委員會的審理意見有提出對被告提請審理時認定的購進非農產品開具收購發(fā)票這一項違法事實不進行處罰。因被告作出的處罰決定相對于審理委員會的審理意見對原告的處罰較輕，原告在訴訟中也未提出異議。但法院審理過程中發(fā)現該問題，被告給出的解釋是購進非農產品開具收購發(fā)票屬情節(jié)較輕的違法行為，最終在處罰時未再對此進行處罰。但是筆者認為，根據《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guī)定：“稽查局應當按照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意見書制作稅務處理處罰決定等相關文書，加蓋稽查局印章后送達執(zhí)行。”被告于2016年8月2日向重審委員會提交的《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提請書》中載明：“原告通過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虛開農產品收購發(fā)票、購進非農產品開具收購發(fā)票的行為，賬上多列成本造成了少繳增值稅17,809,528.64元，建議對該公司少繳稅款處一倍罰款，即罰款17,809,528.64元?！敝貙徫瘑T會受理后作出的《漳州市國家稅務局重大稅務案件審理委員會審理意見書》中載明審理委員會意見為：對該企業(yè)的行為應予處罰，同意被告提出的對該企業(yè)所偷稅款處一倍罰款。并要求被告根據上述意見制作相應的法律文書并送達執(zhí)行。但在被告作出的被訴處罰決定書中卻載明“對原告少繳稅款處一倍罰款，即罰款16,369,046.48元”，該罰款金額明顯與重審委員會的審理意見不一致。稅務機關對重大稅務案件依法應嚴格按照重大稅務案件審理意見書制作稅務處理處罰決定，而不應因違法行為的情節(jié)輕重，不按照重審委員會的審理意見作出處罰決定。因此，被告未按照重審委員會的審理意見作出處罰決定，違反了《重大稅務案件審理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屬嚴重違反法定程序。

注釋：

[1]蓋華麗：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行政庭庭長、審判員，該案審判長；陳梅華：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助理審判員，該案經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