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1992年10月23日至28日,日本明仁天皇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日本天皇首次訪問中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明仁天皇于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晚宴上致辭,他說日本國民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化充滿敬意,而他自己從幼年時期就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對《三國志》深感興趣,也知道與里面出現(xiàn)的白帝城有關的李白名句“朝辭白帝彩云間”。

1990年,海灣戰(zhàn)爭爆發(fā),在伊拉克工作的日本人被扣押,日本政府在通過外交渠道斡旋后向被扣人員送去了食品和物資,同時送去的還有《三國演義》。這種情況下還不忘閱讀《三國演義》,也足見日本人對三國故事的喜愛程度。2008年時值赤壁之戰(zhàn)1800 周年,日本人特意將《三國志》等相關書籍重新再版投入市場,并舉辦了首屆“《三國志》知識競賽”,同年開始在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多個城市舉辦“三國知識水平考試”。該考試分三個等級,級別越高報名費也越高,盡管收費較高報名者還是眾多。2009年,吳宇森導演的電影《赤壁》在日本上演,一度創(chuàng)下票房第一的記錄。

今天,我們打開日本任何一個網(wǎng)站的搜索引擎,輸入“三國”二字,都可以看到日本國內(nèi)幾十個研究三國文化的網(wǎng)站。某日本網(wǎng)站曾票選日本人最喜愛的中國歷史人物,關羽和曹操位居榜首。關于《三國志》流傳到日本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中國唐代。起初,《三國志》主要是在日本上層社會中流傳,當時日本朝廷內(nèi)已經(jīng)有人能夠使用三國人物作為典故,可見閱讀《三國志》在當時的朝廷蔚然成風。14 世紀日本軍事故事書《太平記》第20卷中則有提到“臥龍”諸葛孔明的部分。

不過,《三國志》作為一部史書,一般百姓還是比較疏遠的,是《三國演義》的出現(xiàn)才形成了整個亞洲華語圈的“三國熱”,它使得更多的人開始了解并逐漸喜愛三國故事、三國文化。通過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可以認為1604—1689年間的半個多世紀是《三國演義》在日本傳播的肇始時期。而伴隨其傳入,有關的日文譯本也相繼出現(xiàn),最早是1622年(寬文二年),中江藤樹所譯部分《三國演義》刊登于《為人鈔》;而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國志》則被認為是《三國演義》最早的日文完整譯本。除小說外,還有大量以三國為題材的插圖本、浮世繪、畫傳、繪本、歌舞伎、凈琉璃等不同門類的各種藝術作品誕生。三國故事在這樣的過程中開始逐漸日本化,登場人物、故事情節(jié)等更加符合日本的風土人情,并且形成了江戶時代的“三國熱”。

1673年至1703年是日本的元祿文學時代。這個時期以浮草子(小說)、徘諧(詩歌)、凈琉璃劇本(戲劇)為代表的“町人文學”可謂是百花爭艷。《通俗三國志》的出現(xiàn),使得大量中國通俗小說作品被介紹到日本并廣為流傳,從而打破了由日本古典文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一批以中國歷史為主要內(nèi)容的文藝作品紛紛問世,開創(chuàng)了日本譯介中國通俗小說的新局面。元祿末期,草雙子、灑落本等日本傳統(tǒng)文學形式隨著封建制度的沒落逐漸失去了生命力。然而受到《三國演義》的啟發(fā),日本文人開始模仿中國小說的內(nèi)容、語言、序跋、題目,甚至連紙張、開本、裝幀方面都模仿,創(chuàng)作出一批以三國為內(nèi)容的草雙子和灑落本小說,使草雙子、灑落本等大眾文學重獲生機。

《三國演義》傳入日本后成為開啟兩國文學交流史的媒介,極大震動了日本社會和文壇,然而在接受其影響的同時,日本人也對《三國演義》進行了各種變形。明治維新以后又出現(xiàn)各種《三國演義》譯本,其中以《新譯演義三國志》(至誠堂1912年)為代表。進入20世紀后有關《三國演義》的日文譯本更是層出不窮,至少有6位譯者出版過16種版本的譯本。

然而,真正稱得上“日本版三國演義”的還是吉川英治創(chuàng)作的《三國志》(1939)。由于吉川英治不懂中文,反而擺脫了中文原作的束縛,在現(xiàn)代小說的框架中更加自由地想象和改編,加入作家本人的創(chuàng)新和思考,讓三國的故事能夠更好地被日本讀者接受。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常年居于日本人最愛讀的圖書榜單之列,給日本近代的動漫、戲劇、游戲等帶來巨大影響。

1971年,日本著名的漫畫家橫山光輝以吉川英治作品為底本,創(chuàng)作出版了長篇歷史漫畫《三國志》,共60卷,銷量空前,達到了7000萬余冊。吉川英治的《三國志》讓日本成年人愛上了三國的故事,橫山光輝的漫畫《三國志》則讓日本民眾換一種方式來體驗三國,帶來了更大的視覺沖擊。這部漫畫連載時間達到15年之久,總頁數(shù)達到12059頁。這股熱潮席卷了包括少年兒童在內(nèi)的絕大部分日本人,使得其對三國的熱情長盛不衰。

隨著大眾媒體重心的轉移以及動漫產(chǎn)業(yè)鏈的成熟,日本在開發(fā)“三國文化”資源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三國故事的再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跳脫傳統(tǒng)文學的框架,不僅在電視、電影、游戲、廣告等領域方興未艾,還帶動了玩具、家具用品、服裝等眾多行業(yè)的發(fā)展。1985年,日本光榮株式會社發(fā)行了《三國志》系列游戲,自此,“三國志”游戲作品開始備受學生群體和年輕工薪階層的青睞。改元平成以后,該公司又于2000年和2001年相繼發(fā)售了新的格斗系列游戲《真·三國無雙》(1·2)。此外,日本著名的動漫玩具公司萬代株式會社還推出了以三國人物命名的高達機器人。

三國文化的實用性在企業(yè)管理領域也有充分體現(xiàn)。日本經(jīng)濟界對三國文化尤為關心,甚至將《三國演義》視為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教材。以松下電器創(chuàng)始人松下幸之助為代表的許多日本大公司高管都常讀三國,松下認為學習三國中的謀略對于企業(yè)在市場競爭中獲勝極有幫助。他主張學習孔明“淡泊明志,力戒奢靡”,還將孔明的“賞有信,罰必果,取信于人”作為企業(yè)管理信條。此外,日本社會工業(yè)研究所所長牛尾治郎也曾說:“無論在國際國內(nèi),日本企業(yè)要增強競爭能力,就得學習《三國演義》中應付錯綜復雜局勢的能力。”日本企業(yè)對三國文化的活學活用,也是他們在商業(yè)大戰(zhàn)中始終保持競爭力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原標題：日本長盛不衰的“三國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