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不起眼的河道

上海,位處長江三角洲東端,是江海潮汐交互作用沖積而成,地勢平坦,河道縱橫。在形成近代化城區(qū)以前,除了吳淞江和黃浦江,曾經(jīng)有過數(shù)以萬計的大小河流。洋涇浜就是其中一條歷史悠久卻并不起眼的普通河道。

這是一條寬有五六十米、東西走向的河流,自今大世界處與北長浜、周涇相接,東流至浦東古鎮(zhèn)洋涇,注入洋涇港,長約六七千米。

明永樂元年(1403),朝廷派夏原吉治理蘇松水患,他采納了葉宗行、張賓旸兩位上海人的建議,浚疏范家浜,引大黃浦北流,至今復(fù)興島處與吳淞江合流。這樣,洋涇浜便被新挖成的今天稱之黃浦江的大江截成了東西兩段。清雍正十年(1732),上海發(fā)生了一次特大風(fēng)暴海嘯,損失慘重。

1890年時的洋涇浜

之后朝廷大力防洪,乾隆年間修成黃浦江土塘,東洋涇浜通黃浦江的入口被封,水源驟減,水流大緩,被改稱為定水浜(亦稱定水河)。于是,浦西段便去掉“西”字而名為洋涇浜了。

1914至1915年間,洋涇浜被填沒筑路,以英王愛德華七世的法語發(fā)音命為愛多亞路。

1930年代的愛多亞路中段

1943年10月更名大上海路,1945年10月改為中正東路,1950年5月改稱延安東路。定水河因潮汐不暢而由西向東迅速淤塞,到民國前期已只有欽賜仰殿以東一段。至上世紀(jì)60年代,已成一條三四米寬、一米深的小溝了,要不是洋涇船廠營建拖輪船塢,于1969年挖土4萬立方米,使民生路向東河道拓寬至20米左右,恐怕早已滄海桑田了。

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

在上世紀(jì)90年代起的浦東市政大改大建中,洋涇船廠撤了,定水浜也填了,近年已成了維多利亞等居民小區(qū)的一部分,只有長約200米、改為景觀河的一段還依稀可見昔日定水浜的一點影子。

洋涇浜舊貌

從地圖上凝視著從延安東路到這段景觀河道之間的無形直線,可以想象六七百年前,在這條橫貫上?？h境北的河道上,片片篷帆、點點漁火的江南牧歌式風(fēng)光。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上?？h城北海關(guān)盤驗所前的墻上貼出了一份告示,上面蓋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簡稱上海道)的大紅關(guān)防。這是一份在上海和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文獻(xiàn),當(dāng)時并無名稱,后來被稱為《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地皮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這是英國駐上海領(lǐng)事巴富爾和上海道宮慕久簽訂的地方性協(xié)定,依據(jù)三年前簽訂的那份《南京條約》,宣布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以南的沿黃浦江地塊,準(zhǔn)租與英國商人建房居住之用。次年,又確定一條路為西界,即名界路(今河南中路)。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塊外國租界——上海英租界的肇端。

昔日洋涇浜

從此,洋涇浜這個不起眼的河名,卻頻繁地出現(xiàn)在中外交涉的文件條約中,并因此而在大清朝的廷議中被頻繁地提到。自道光開始的萬歲爺,包括代行萬歲大權(quán)的慈禧太后也經(jīng)?？吹胶吐牭竭@條河名。道光二十八年,英租界順洋涇浜與吳淞江西推到后來名為泥城浜的河邊(今西藏中路)；次年三月十四日(1849年4月6日),上海道麟桂又告示宣布：“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涇浜,西至關(guān)帝廟褚家橋(今壽寧路東段),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辟為法租界”。

法租界地圖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864年5月1日),上海道與各國領(lǐng)事商定,正式設(shè)立“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在英國領(lǐng)事官員旁聽下,派員專門審理英美租界內(nèi)的華人案件,這便是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的前身,也是中國政府在租界內(nèi)司法權(quán)旁落的嚆矢；同治八年三月初九日(1869年4月20日),《上海洋涇浜設(shè)官會審章程》正式生效,會審公廨宣告成立；次年八月初九日(1870年9月24日),經(jīng)過各國駐華公使團(tuán)批準(zhǔn)的《上海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頒布,這個章程連同后附的42條《附則》,成為了上海英美租界(后名公共租界)的根本大法,一直實施到1943年。

1893年11月17日,公共租界舉行50周年慶祝活動

這樣,洋涇浜就成了上海租界的代名詞,也是上海夷場、洋場和近代化城區(qū)的代名詞。1936年,一位筆名“心真”的文人將所寫的反映上海金融、經(jīng)濟(jì)、文化以及阮玲玉自殺、新生活運(yùn)動等社會現(xiàn)象的竹枝詞,就名之為《洋涇浜新竹枝詞》。

“來是康姆去是谷,

念四塊洋鈿吞的福,

是叫也司勿叫拿……”

這是古稀老上海熟悉的洋涇浜英語。

“洋涇浜英語”之稱,大約出現(xiàn)在20世紀(jì)初,這是學(xué)者周振鶴先生的考證,原來稱呼是“別有琴”或“別琴”(pidgin或pigeon)英語。這是一種在英國勢力為主導(dǎo)作用的租界條件下,產(chǎn)生和流行的以上海話夾雜英語詞匯的混合語言,也是洋涇浜在上海文化上留下的深刻印記。

洋涇浜雖窄，但兩岸卻是繁華無比

上海自開埠和開辟租界后,以商業(yè)貿(mào)易為龍頭,百業(yè)俱興,附洋即發(fā)。于是,在既未受過正規(guī)英語教育,又最早與洋人打交道的一批買辦、商人、服務(wù)人員中,開始出現(xiàn)這種別琴英語,到同治年間已非常流行。當(dāng)時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一位名叫楊勛的翻譯,力圖扭轉(zhuǎn)這種狀況,特地寫了《別琴竹枝詞》百首,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日(1873年3月3日)起,分4次在《申報》上發(fā)表,希望引起大眾的注意。其第一首所言即充分反映了洋涇浜英語對于上海商場上討生話的重要性：

“生意原來別有琴,

洋場通事盡知音。

不須另學(xué)英人字,

的里溫多值萬金?！?/p>

的里、溫、多即是three、one和two(三、一和二)。洋涇浜英語使用面后來極廣,就連煙紙店小老板甚至黃包車夫都會來上兩句。

隨著留洋歸來者增多,特別是各類外語學(xué)校興起,正規(guī)外語教育迅速發(fā)展,洋涇浜英語漸漸衰落。當(dāng)年筆者步入小學(xué)堂時,“一塊洋鈿溫大辣(one dollar),念四塊洋鈿吞的福,由阿發(fā)柴(your father)就是我……”,已成了討人便宜念白相的兒歌。

市民們在洋涇浜邊觀看起吊大型管道

“洋涇浜”也成為譏笑人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的代名詞,諸如“洋涇浜普通話”之類的說法紛紛誕生。

其實,這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洋涇浜英語,正反映了中西俗文化的混雜和融合,也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發(fā)展之初的一個特征。

“大英法蘭西,大家勿來去(qi)。”這是一句老上海俗語,意思與“黃牛角,水牛角,大家各歸各”相同。而出處恰從洋涇浜而來。

道光二十九年起,洋涇浜成了英法兩租界的界河。咸豐年間,上海政局不穩(wěn),小刀會起義、太平軍進(jìn)攻,而當(dāng)時上海有英、美、法三個租界,英美政府就提出三界合并,以加強(qiáng)防衛(wèi)和管理,一度也建立了三界合并的市政機(jī)構(gòu)。

由于法租界最靠近縣城,受影響最多,法國領(lǐng)事對合并設(shè)立的市政機(jī)構(gòu)只關(guān)注洋涇浜北的利益而忽視浜南利益,頗有抵牾。當(dāng)時英國在華的勢力最大,法國政府不甘心受英國支配,遂于同治元年四月初一日(1862年4月29日)宣布單獨(dú)成立大法國籌防局(后名公董局),正式宣告脫離聯(lián)合。次年,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光緒二十四年又以共同租界名義擴(kuò)張,遂改稱“公共租界”。實際上從1863年起上海已形成了兩界(華界、租界)三方(中國政府、英美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并存的行政格局。

昔日洋涇浜，變成今日車水馬龍的延安東路

從此,兩租界各行其是,彼此不能越界。此界的黃包車牌照入彼界就無效,故后來有了僅一界通行的小牌照和各界通行的大牌照之分。如坐電車,從此界到彼界,亦須于分界處換乘。即便是巡捕追捕逃犯,只要逃過界去,巡捕只能望界興嘆。洋涇浜既是界河,這類事自然都發(fā)生在浜的兩邊。加上作為侵華先鋒的英國,在上海的影響實在太大,盡管洋涇浜北首早已合并為英美租界(1899年又改稱公共租界),但上海人還是習(xí)慣地稱之為英租界。于是,便有了以上這句俗語。

“鄭家木橋小癟三”,這也是老上海的一句俗話,說的是洋涇的一句俗話，說的是洋涇浜的鄭家木橋兩堍是癟三云集之地。兩租界既然“大家勿來去”,自然成了小偷、強(qiáng)盜等作奸犯科者最可利用之處,于是就有了這樣的情況。

鄭家木橋者,洋涇浜上一座橋也。洋涇浜上有過許多橋,自東向西排列著,外洋涇橋(今中山東一路、中山東二路處)、二洋涇橋(今四川路口)、三洋涇橋(今江西路口)、三茅閣橋(今河南路口)、帶鉤橋(又名蕩溝橋,今山東路口)、鄭家木橋(本名陳家木橋,今福建路口)、東新橋(又名新橋,今浙江路口)、西新橋(今廣西路口)、北八仙橋(今云南路口)。

洋涇浜上第一橋——外洋涇橋

據(jù)有關(guān)方志記載,最早的是三茅閣橋,建于康熙年間,外洋涇橋與鄭家木橋建于咸豐六年(1856),其余大多建于同治年(1862-1874)。方志記載常有疏漏。以三茅閣橋言之,地處上?？h城北門外,自嘉靖倭禍平弭后至康熙的一百多年間豈可能一直無橋?

東新橋

再如鄭家木橋,美國人泰勒于道光二十七年在橋址東南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基督教堂,即今西藏中路沐恩堂的前身。為便利教徒禮拜,同年他又造了一座木橋,名泰勒氏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記錄》中多次提到此橋。再追遠(yuǎn)些,《上海李氏家乘》中記載了上海望族李家嫁女于老閘鎮(zhèn)瞿氏,為送嫁妝和方便兩家探視,以一步一石板的標(biāo)準(zhǔn),從北門筑了一條石路到老閘鎮(zhèn),這就是福建南路與福建中路舊名石路的來歷,顯然這兒理應(yīng)有橋,只是史料發(fā)掘尚欠充分而已。

小癟三者,乞丐、小偷、盜賊、流氓之總謂也。租界時代,鄭家木橋兩堍,南有孔子路(這是租界里最早以中國人名命名的道路),北有松江路。洋涇浜當(dāng)時四五十米寬,篷船、舢板運(yùn)載著浦東、西鄉(xiāng)、北郊的柴菜出入于此,而兩界三方又各不管轄,于是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組成的流氓團(tuán)伙,以此為大本營,“拋頂宮”(搶帽子),剝豬玀”(劫掠行人衣服首飾),交易鴉片,策劃各種犯罪勾當(dāng),成為上海犯罪分子的一大淵藪。

清末民國初,上海灘有不少著名流氓出身于此。如一首俚歌中的小丁香,即鄭家木橋一霸,“正月梅花陣陣香,四海名揚(yáng)小丁香。在幫兄弟都曉得,出門常帶小家生。”關(guān)于小丁香,所留史料絕少,后被清廷捕殺于蘇州。

光緒十八年進(jìn)入法租界捕房、后來當(dāng)上督察長、被法租界倚為“治安長城”的上海青幫大亨黃金榮,更是巧妙利用鄭家木橋小癟三的“典范”。

黃金榮

他先與混跡于斯的丁順華、程子卿等結(jié)交,既利用這幫流氓作案由他破案,邀功取信于法國佬,又利用自己的影響釋放被抓的人,在流氓群中建立起威信,從而廣布眼線,為破獲大案形成情報網(wǎng)絡(luò)。惲逸群在《蔣黨真相》中披露過這樣一件事：黃金榮曾讓鄭家木橋的混混到一家劇場去搗亂群毆,那天無論劇場老板請哪路老大都制止不住,此時有人進(jìn)言“不妨讓黃金榮來試試”,老板將信將疑。待黃登臺一喝,全場頓時停手,鴉雀無聲。

黃氏遂聲名大振。諸如杜月笙的師父套簽子陳世昌、追隨黃金榮后當(dāng)上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諜報處處長的鬧天宮徐福生、七十六號警衛(wèi)大隊長吳世寶的師父季云卿,也都是鄭家木橋出身。前面提到的程子卿,也由黃金榮拉進(jìn)了法捕房,當(dāng)了十多年的督察長,由他起主要作用的法租界警務(wù)處政事部,1927年時被法國政府贊為遠(yuǎn)東最出色的情報機(jī)構(gòu)。丁順華也當(dāng)上了淞滬鐵路便衣偵探隊的隊長。

洋涇浜畔柳千條,

雁齒分排第幾橋。

最是月明風(fēng)露夜,

家家傳出玉人簫。

這是晚清邗江李默庵寓游上海時寫的《申江雜詠》中的《洋涇浜》一詩。洋涇浜兩側(cè)自劃為租界以后,經(jīng)華洋雜居,人口劇增,迅速成為鬧市。同治、光緒年間,南匯丁宜福來到上海,曾驚嘆其地“繁盛極矣”。

洋涇浜邊的茶樓

當(dāng)時的洋涇浜獨(dú)多茶樓、酒肆和青樓。如三茅閣橋畔的麗水,“杰閣三層,樓宇軒敞”。著名的洋務(wù)文人王韜在《瀛壖雜記》中稱蕩溝橋畔“皆江北流娼,動以千百計。每夜譙樓鼓動,門外皆綴一燈,從橋畔望之,叢密如繁星”。洋涇橋一帶則多粵東女子,“粵俗呼之'咸水妺’”,滬人訛呼為“咸酸梅”；向里的二洋涇橋附近又多西妓院。

洋涇浜和它上面的橋

同治年間,有位署名西泠漱華子的寫了篇《洋涇浜序》,云：

“花月清陰,春光醉我。

香迷十里,爰開歌舞之場；

麗斗六朝,敢續(xù)煙火之記。

……花燦堆銀,天真不夜。

火齊列樹,星有長明。

楊柳簾櫳,送出笙歌一派；

枇杷門巷,圍來粉黛三千。”

洋涇浜分明是座不夜城,洋場秦淮金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