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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賓《大瓢偶筆》(卷1——卷4)

楊賓《大瓢偶筆》　 卷一

　　○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

　　大禹岣嶁碑，在衡山岣嶁峰。岳麓所刻者，宋嘉定間何致子一所摹，在岳麓山巔石壁間，有亭覆之。石東北向，高七尺，廣兩之，若屏然而亞其兩角，刻文于中，空其前后。拓墨處獨(dú)黑，望之若另一碑，其實(shí)則一石也。余于康熙戊子春從岳麓書院崇道祠登山，由道中庸極高明亭往觀之。亭外西北隅有摩崖古刻三行，大如斗，類八分，缺其上截，旁有小楷書二行，俱不可辨，不知何人所刻。亭中石刻尚多，大都近代人書，不足觀也。

　　會(huì)稽山禹陵窆石，本無字，漢永建元年五月始刻題字于石。石在禹廟東南小阜，高五尺許，下大可合抱，而上微銳，銳處有一孔，形若秤錘，故土人呼之為石秤錘。予幼時(shí)見其孔若斷而復(fù)續(xù)者。朱竹曰：相傳千夫不能撼。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而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才數(shù)寸爾。土人涂以漆，仍立故處，覆以亭。

　　案曝書亭集云：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yàn)其文乃東漢遺字，王復(fù)齋碑錄定為漢刻，是矣。趙氏金石錄目曰窆石銘，誤。連江石鼓文。明時(shí)吳襄惠公文華得拓本于楊用修，用修得之李西涯，相傳為蘇子瞻藏本?？滴醭?，襄惠后人吳子鈞屬李登、陳延之、歐陽惟禮篆而刻之木，與國學(xué)陳倉本不同。竹云：西涯偽作。

　　案韓文公石鼓歌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杜少陵云：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云：風(fēng)雨缺訛苔蘚氵齒。則石鼓唐時(shí)已無全文，集古錄歐陽公所見止四百六十字五。近時(shí)阮蕓臺(tái)相國取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重刻于杭州府學(xué)，亦止四百六十二字。元人吾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bǔ)缺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馀字。而升庵所拓乃至七百有二字之多，朱竹辨其妄自改增，可無疑矣。據(jù)升庵謂得之李西涯傳之蘇子瞻，竹謂，果爾，則子瞻應(yīng)先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何以子瞻之詩曰：強(qiáng)尋偏旁推點(diǎn)畫，時(shí)得一二遺八九，糊模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字形汗漫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是子瞻、子由均不應(yīng)有是言。又西涯石鼓歌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bǔ)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岳。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馀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馀字，拾殘補(bǔ)缺，亦已多矣，賓之亦不應(yīng)為是言也。觀此則竹非疑西涯偽作，直指升庵偽作耳。間考李文正懷麓堂集絕不道及，其為升庵偽作可知。

　 　《日下舊聞》載，賦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溫、李丙奎，作詩歌者二十人，曰韋應(yīng)物、韓愈、張耒、洪適、梅堯臣、蘇軾、蘇轍、張養(yǎng)浩、揭傒斯、宋褧、吳萊、顧文昭、盧原質(zhì)、唐之淳、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郭天中。

　　會(huì)稽山碑，舊傳李斯篆，在鵝鼻山。近見明南逢吉會(huì)稽三賦注云：宋升明本縣民家兒，襲祖行獵，見山上有文三處，苔生其上，刮而視之，有大石文、小石文。其大石文云：黃天皇肅字道成得賢師天下。似與秦碑不同。

　　案孫淵如寰宇訪碑錄：會(huì)稽石刻，二世元年李斯篆書，在浙江會(huì)稽。元申屠厓摹本，近時(shí)所刻。又范氏天一閣書目史部：會(huì)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嘉靖二年南大吉序。原鈔本誤作會(huì)稽山賦。

　　秦東門三字，相傳丞相斯書，刻海州馬耳山上。宋中丞求之?dāng)?shù)年不得，亡弟楚萍于無意中忽見之，明日再往，復(fù)失所在。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相傳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大水至沖入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徙于使星亭。不知何時(shí)徙沛縣湖陵城閘下，明顧崇善工部出理漕渠，徙置徐州官廨。吳文定公云：殘缺已甚，獨(dú)額完。有宋人題識(shí)。

　　案婁彥發(fā)漢隸字源碑目第六十三：荊州刺史度尚碑，永康元年立，在徐州湖陵荒野。政和壬辰，巡檢王當(dāng)世遷于官廨，劉宗儀立之使星亭。所記與此不同。

　　介休郭有道碑，中郎隸書。舊石相傳為一秀才盜去，介休令重刻以應(yīng)求者。趙子函曰：盩王正己再刻。王阮亭秦蜀后記又云：萬歷中郭青螺鉤摹重刻。夫子函正萬歷時(shí)人，如果青螺重刻，石墨鐫華何以不言青螺而言正己？豈刻者正己而青螺為之主耶？抑子函、阮亭所傳有一誤耶？或又云墓前今有二碑，一為明人翻刻，一為康熙初白門鄭谷口所臨。余足跡所未至，無從考證，敢問世之往來于介休者。

　　案范氏天一閣碑目載：郭有道碑，康熙三十一年，介休令王直重摹郭青螺重刻郭林宗碑，自跋云：介休王尹正己訪于汾故家，得舊碑示予。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參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據(jù)此，則刻者正己，而主之者青螺，王、趙所傳均無誤也。周武帝時(shí)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特留。乃此碑自宋以來著錄家皆未之及，知已亡于唐代或宋初矣。今林宗墓前二碑。一為明人傅山刻，字跡丑惡，殊昧古意。原跋稱碑在南渡前已不可見，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bǔ)書，陋甚。其一為國初鄭簠所書，皆不足觀。翁覃溪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傅、鄭二刻頗有根據(jù)。姜自識(shí)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jīng)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補(bǔ)桐柏碑之例，重補(bǔ)此碑，或比近人傅、鄭二家杜撰者差勝云。

　　陶丘謂余曰：漢陽故相吳公正治家，有蔡中郎隸書圣主得賢臣頌四十馀字，書綱紙上，后皆帝王跋，自吳大帝至?xí)x元帝、梁武帝、唐太宗、高宗止于宋徽宗。此奇寶也，予又烏從見之！

　　漢淳于長夏承碑，蔡中郎書也，介于篆隸之間，何良俊定為八分。宋元祐中開河，碑始出，不知何時(shí)毀壞。成化間秦民悅重刻廣平學(xué)宮，訛勤約為勤紹。嘉靖間知府唐曜又刻之漳川書院。

　　案碑出土于元祐，修于永樂七年。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廣平守秦民悅于府治后堂見碑仆地，復(fù)建愛古亭覆之，自跋云：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系后人摹刻，覽者當(dāng)自擇之。據(jù)此是重樹原碑，非重刻也。在府治，非學(xué)宮也。元王惲秋澗集訛府治為府學(xué)，后人遂疑成化間不應(yīng)尚在府治，而以民悅所見為非原碑。夫使原碑果在府學(xué)，民悅既稱愛古，必不遺之。蓋緣王集誤刻一學(xué)字，遂致疑議。今曰重刻廣平學(xué)宮，則更誤矣。觀唐曜自跋云：嘉靖癸卯筑城之后，為工匠所毀，越二年，來守郡，索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摹本刻石，置亭中。似亭即愛古軒舊址，未知何時(shí)移入漳川書院。又案秦跋，則原碑下半截成化間已經(jīng)重刻。案唐跋，則嘉靖二十三年筑城取石，碑復(fù)全亡。今世所行，皆唐曜以曾經(jīng)重刻之拓本勒石者?？计渥之嬛炆醵啵缢囎?，漢碑皆從Ａ１或省作圭，未有從幸者，今碑從幸，若偽約為紹，又其甚焉者耳。

　　漢槐里令韓仁殘碑，隸書，近劉寬碑，熹平四年立。金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之發(fā)地得之。今在中州滎陽縣，所謂京索之間也。后有金翰林學(xué)士趙秉文及趙郡李獻(xiàn)能跋。

　　案碑原額題漢循吏故聞憙長韓仁銘。蓋仁自聞憙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仁既歿，司隸校尉愍之，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石以旌其美。法以上表下，故題額稱名。碑以金哀宗正大五年出土，吳山夫金石存謂：劉太乙青藜續(xù)金石錄始載之，至?？丈竭\(yùn)震始摹圖，近乃遍鬻于世。碑隸書，趙周臣跋亦八分，李欽叔跋及李天翼題名均正書。

　　漢蕩陰令張遷碑，歐、趙、洪三家皆不載。明時(shí)始出土，因字多訛謬，故顧寧人疑其摹刻。余取而細(xì)閱，雖敗筆不免，而古勁處要非后人所能。

　　案碑字畫古折樸勁，自是東京法物。其字之訛謬，諸家辨論不一，遂有強(qiáng)為求合者。惟翁學(xué)士覃溪云：撰碑之人未必即書石之人，想東漢時(shí)胥吏能書固不乏人，竟似草稿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如此，則從政之為從，畋暨之為既且，及來字之類，或皆誤筆。又碑合表頌僅五百言，而敘先世事乃三之一。頌文無曰字，而碑尾紀(jì)年月后又若頌詞，是書與文皆未可以常格律也。此論最當(dāng)。又案所敘先世曰良、曰釋之、曰騫，宗系絕不相及，復(fù)誤以釋之為苑令。文后忽贅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經(jīng)句，亦裁截成文。想其人亦粗涉經(jīng)史，率任己意，而不自悟其謬者，固不必疑后人之摹刻耳。

　　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監(jiān)豪山有漢郭蒼周府君碑。唐周夔到難篇，皇華紀(jì)聞稱其文字最佳，然金石諸書都不載，若到難則并無其目矣。

　　案翁覃溪粵東金石略：粵東石刻以周府君碑為最古，碑題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勛之紀(jì)銘，傳為荊州從事曲紅郭蒼伯起撰。府君名憬，字君光，徐州下邳人，開鑿瀧水。曲紅長區(qū)祉與故吏龔臺(tái)、郭蒼、龔雒等勒銘公功。碑建于漢靈帝熹平三年。原刻在樂昌縣昌樂瀧上府君廟中。唐重刻本在張曲江廟，后移府治。又英德縣西南十五里巖前村碧落洞，有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撰到難篇，所謂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者也。上有蛻仙臺(tái)，壁間鐫行草書到難真境四字。洞含水氣，石壁題刻易于漶滅，所謂羽皇到難之文，當(dāng)南宋時(shí)已不可見矣。周府君碑，歐、趙錄及天下碑錄、洪氏隸釋均載之。若到難篇，則王象之輿地碑目亦不載也。

　　魯靈光殿磚刻漢長生未央瓦頭，皆工匠書刻，而其妙若此，古人勝今人遠(yuǎn)矣。

　　撫州臨川縣劉象兩家有曹孟德草書鳶飛魚躍四字，武昌黃鶴樓亦有孟德書涌月臺(tái)三字，今臺(tái)字已斷。

　　楊椒園曰：湖廣黃鶴樓有涌月臺(tái)三字，真書，大尺馀，相傳為曹孟德書。臺(tái)字不可見，見者僅上二字，雖剝蝕而神采猶在。近年來官斯土者恐朝廷巡幸，取其碑覆墻陰，而涌月二字亦不可得而見矣。

　　安慶府東門曰樅陽門，門有額大尺許，相傳為曹孟德書，而不得一見。乙未歲客皖公使院，因拓而觀之，雖極勁健而無古雅之致。且自漢魏至今幾二千年而毫無剝蝕，其非曹書也無疑。

　　漢程博古旌忠太廟銘，黃初三年陳思王曹植文，鍾繇正書，大如桃，渾厚沉著，與宣示同一結(jié)法。不知者疑趙孟壒偽書。余謂孟壒多肉少骨，豈能辦此。元常真跡在晉已不傳，故戎路、季直，世多疑之。若此碑立于鳳翔而金石諸書無一紀(jì)載，烏能免于世人之疑？獨(dú)是筆畫堅(jiān)厚，確非六朝以后人書，不可忽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相傳元時(shí)始出，至明始刻入真賞齋停云館法帖，前后皆有陸行直印。然予見舊帖中已有之，但無陸印耳。

　　前輩稱梁鵠受禪、尊號(hào)二碑，去篆而純用隸法，為隸書之祖。然余特愛尹宙、曹全諸碑。四友齋叢說極稱元人吳叡、褚奐隸書，謂宗梁鵠受禪等碑。

　　南都江寧縣學(xué)尊經(jīng)閣下立圓石三段，孫吳天璽間紀(jì)功碑也，相傳皇象八分書。因石斷，文不可讀。中州周雪客聯(lián)而貫之，并為之考，書未成而雪客下世，歸其稿于繡水王安節(jié)伏草。安節(jié)為之賦伏草續(xù)為之考，而書猶未成。丁亥夏，余過白下門伏草寓齋，索觀至再不可得，悵悵者久之。然其圖則已得之三山林氏矣。顧起元曰：其石四方。余親往觀之，石微圓，非方也。中一段高三尺五寸，東西各二尺五寸，圍各七尺，古樸類石鼓，而書亦奇奧絕倫，江南第一舊物也。

　　吳皇休明八分書禪國山碑，在今宜興縣董山，世無拓者。壬辰春，從弟千一以事至宜興，拓以相寄。雖漫漶而筆力尚在，在三段石上。

　　陶隱居舊館記，前人言其首一行自書，后是其弟子書。余曾見舊拓本，前后出一手，前人豈可盡信哉！

　　瘞鶴銘本摩焦山石壁，不知何時(shí)為雷所碎，俯臥山麓，故山中人呼為雷轟石。若問瘞鶴銘，則舉大殿程康莊碑亭宋射陵翻刻本以對矣。余拓得五十六字，為陳香泉太守取去。

　　案王述庵金石萃編所載瘞鶴銘，全文計(jì)一百八十字。今石本現(xiàn)存者，合全與半共九十字，據(jù)張力臣所補(bǔ)者六十九字，原文泐者十一字。又近年海鹽張燕昌芑堂，嘗取楊大瓢未出水藏拓本重摹刻之，增多華陽真逸紀(jì)也六字，亦足見舊拓之不易多見者也。據(jù)此，則張芑堂所刻楊大瓢藏本只得六十二字耳。

　　瘞鶴銘圖考莫詳于張力臣所刻，然余親至雷轟石傍，觀拓碑人下手仆臥一石，乃直長，并非斜曲。所指江陰真宰十二字，正與爽塏十九字直對，恐不與真?zhèn)H一石并列也。須再考之。

　　案翁覃溪瘞鶴銘考，載著錄者七家：一瘞鶴銘辨證，見元郝經(jīng)陵川集；一華陽真人瘞鶴銘考，見明司馬泰家藏書目；一瘞鶴銘辨一卷，本朝山陽張召力臣撰；一瘞鶴銘考二卷，本朝長沙陳鵬年滄洲輯；一瘞鶴銘考一卷，本朝長洲汪士澍退谷撰；一抄撮池北偶談瘞鶴銘考一卷，本朝曲阜陳潁手錄；一瘞鶴銘考一卷，本朝金壇王澍虛舟撰。摹傳者七本：一太平州重刻本，見宋周密云煙過眼錄載鮮于伯機(jī)所云；一南宋鄧州重刻本，見元郝經(jīng)陵川集；一明廣東黎瑤石翻刻本，見明關(guān)中來浚梅岑金石備考；一明海寧陳氏玉煙堂刻本，萬歷四十年壬子陳元瑞摹勒上石；一明華亭董氏刻本，一焦山重刻橫直二本，俱見張力臣辨；一本朝武鄉(xiāng)程氏翻刻玉煙堂本，見汪退谷考。計(jì)僑玉煙堂翻刻本跋下注云：郡別駕武鄉(xiāng)程君翻刻玉煙堂本，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潤州逋客計(jì)僑為跋之。

　　焦山瘞鶴銘，圓健舒徐，不露鋒鍔，真從篆籀中出，恐非右軍不能。顧況書，生平未見，無從論定。若陶隱居書，余曾見許長史舊館壇記，方嚴(yán)峭厲整密，似從黃初勸進(jìn)、受禪諸碑來，與瘞鶴銘殊不類。黃長睿、董逌輩群指為隱居筆，豈未見舊館壇碑耶？抑舊館壇碑首行亦非隱居手書，皆出于其弟子耶？此余因舊館壇而致疑，非敢與黃、董樹敵也。

　　案歐陽公以華陽真逸為顧況道號(hào)，考唐書及況文集皆無此號(hào)，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耳。且銘后有唐貞觀王瓚詩，則碑之刻非顧況時(shí)可知。陶貞白自稱華陽隱居，蔡絳西清詩話云：予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hào)華陽真逸，與此適合。黃伯思東觀馀論，以貞白所著真誥，但書己卯歲，不著年號(hào)，他書亦爾，為此銘但稱壬辰歲甲午歲之證。壬辰者，梁天監(jiān)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jiān)七年游海岳，住會(huì)稽，來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作傳，可知壬辰甲午正在華陽。且王逸少以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逮四十九歲始去會(huì)稽而閑居，不應(yīng)三十二歲時(shí)已自稱真逸，況未官及閑居均不在華陽，決此銘非右軍書。董彥遠(yuǎn)廣川書跋所論亦同。故胡仔、劉昌詩、馬子嚴(yán)、曹士冕、朱長文、都穆、顧炎武、計(jì)僑、汪士鋐諸家，多斷以為隱居遺跡，王述庵亦謂諦觀此銘飄飄有仙氣，其為通明無疑。然以右軍未嘗至朱方華陽，則銘但稱華陽真逸撰耳，其書者上皇山樵也，上皇山正在會(huì)稽，又安知非右軍之跡乎！

　　焦山瘞鶴銘原刻之外，予所見者有四：一為墨妙亭宋曹所翻本，一為大殿東廊程康莊所翻本，一為海寧陳增城家玉煙堂本，一為陳鷲峰太守刻在原本前者，自有此本而前三刻俱廢矣。

　　焦山瘞鶴銘，或云右軍書，或云陶隱居，或云顏清臣，或云顧況，或云王瓚。予主隱居。不知何時(shí)為雷所轟，沒山麓水中，拓墨最難。今為陳滄洲太守移置山門，人人可得而拓矣。

　　焦山瘞鶴銘，不知何時(shí)為雷火所轟裂而為三，故山僧以雷轟石呼之。三四月后沒水中，不能拓，十月后涸出。其俯臥一石如爽塏以下十九字，去地三尺，雖仰臥而拓，墨汁淋漓被面，然猶可得也。若江陰等十三字，去地才數(shù)寸，墨無所施，世遂無得之者。余告同人欲扶立之，輒以事阻，竊嘗恨焉。壬辰十一月朔日，蘇州前太守陳公滄洲鳩工相度，鑿其背而薄之，遂移砌山門。此古今一快事也。

　　焦山瘞鶴銘，陳太守滄洲患其石為雷所轟，不便拓墨，乃削其背而薄之，移砌焦山寺門外壁間。陶甄夫云：滄洲告之曰，石背有天寶間及大歷二年題跋。然則指為顧況者可以語塞矣。

　　案上皇山樵，至今莫定為何人。石背既有天寶、大歷間題跋，正當(dāng)表而出之，以斷顏清臣、顧逋翁之疑。今削而嵌之于壁，何以傳信？且碑以難拓而久存，今移砌山門，雖便摹拓，然恐自此遂無鶴銘矣。又案王箬林竹云題跋云：銘后題識(shí)有唐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cè)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shù)十步崖上。又潤城蔣亦垕于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

　　丁亥冬，客南京權(quán)按察使魏江鎮(zhèn)官舍，遇滁之駱遇安。詢之，遇安曰：康熙間有不知姓名楚人，寓寺數(shù)月，遂失是銘。驗(yàn)之，蓋逐字鑿取云。昔人有臥碑下三日而盜碑以去者，楚人殆其苗裔耶？若日本之易萬安橋蔡碑，則又平平無奇矣。

　　案此則原鈔本列在陳太守滄洲患其石為雷所轟一則之上，今審其詞意，恐即指盜瘞鶴銘事，或上文別有脫落，亦未可知，姑類編于后。

　　焦山瘞鶴銘，學(xué)之者顏魯公、黃涪翁，人皆知之。若張嘉貞，則知之者少矣。今觀其北岳碑，則豈二公所能及耶！

　　古人但知黃魯直學(xué)瘞鶴銘，不知魯直以前則有唐張嘉貞，魯直以后則有明八大山人。

　　唐太守評蕭子云書：行行如結(jié)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此評其草書也。今草書不傳，而真書列子則絕佳。

　　案唐張懷瓘書斷：梁蕭子云，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國子祭酒滁州太守。少善草、行、小篆，諸體兼?zhèn)?，而?chuàng)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其真書少師子敬，晚學(xué)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dāng)世，舉朝效之。其肥鈍無力者，悉非也。以太清三年卒。景喬隸書、飛白入妙品，小篆、行草、章行入能品。又今所傳有福州府學(xué)章草書出師頌。

　　魏高祖吊比干碑，似隸似楷，與汲廟碑相伯仲。后有元祐五年秋左朝請郎知衛(wèi)州吳處厚記，承事郎林含書。今在汲縣。

　　案魏書劉芳傳：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吊之，芳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此碑字多別構(gòu)。隱綠軒題識(shí)云：崔浩之為國書也，皆自書刻石。當(dāng)時(shí)被毀，即拓者不可得見，惟吊殷比干文傳為浩書，今猶存衛(wèi)輝府城外比干墓上。

　　曲阜孔廟張猛龍碑，筆意近王僧虔，而堅(jiān)勁聳拔則過之。六朝正書碑版可得而見者，當(dāng)以此碑為第一，崔敬邕不及也。

　　案猛龍，南陽白水人，熙平中為魯郡太守，郡人立碑頌之。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幸國子學(xué)祀孔子，此碑立于正光三年正月，其得列孔林者，以當(dāng)日有興起學(xué)校之功也。碑文雋永，開齊梁風(fēng)致。正書虬健，已開歐、虞門戶。碑額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正書大字十二尤險(xiǎn)勁，又蘭臺(tái)之所自出也。石墨鐫華暨金石后錄諸書具論之。

　　南北朝書雖多生強(qiáng)，而古意猶存，若張猛龍、崔敬邕碑，則精拔粹美、妙不可言矣。

　　案敬邕碑于康熙間出土，無書撰人姓名。王漁洋居易錄載，安平令陳崇石掘地得之。孫淵如寰宇訪碑錄、續(xù)古文苑、李兆洛駢體文鈔均載之。題為魏故持節(jié)龍?bào)J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志銘。其略云：敬邕，博陵安平人，以功授龍?bào)J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永平初除營州刺史，延昌四年徵為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熙平二年十一月卒，贈(zèng)左將軍濟(jì)州刺史，謚曰貞。

　　馮欽南為余言：睢州王少司農(nóng)公垂家，有宋拓智永千文，與今陜本不同。余托寧編修觀齋借觀，再三不得。

　　陳傅巖觀察家藏智永千文，紙墨雖不甚舊，然薛嗣昌跋下有侄方綱摹李壽永壽明刻二行小字，目所未見也。董跋亦云然。

　　余鄉(xiāng)張陛家所刻永師真草千文，正書缺三十五字，草書缺九十八字，字與薛本迥別，雖覺勁健，然微近俗。墨本為縣令景融取去，今歸徐氏。

　　吾鄉(xiāng)張氏智永千文墨跡，山陰令景融以事勒取之。融死，歸昆山徐氏。余訪求數(shù)載，徐氏子孫無知之者。然觀張氏摹刻本，亦不佳。

　　山陰張登子家藏智永真草千文墨跡，為知縣景融所取，后歸昆山徐健庵司寇。司寇沒二十年，始得見于花溪之二澞草堂。疑元明間贗本。

　　山陰張登子家智永真草千文墨跡，今在徐藝初家。草書疑元明間習(xí)永書者所為，真書別出一俗工手，與草迥異。明清間人題跋，不足信也。

　　吾鄉(xiāng)張登子家智永真草千文，初為山陰令景融所得，后歸東海徐氏。庚寅夏，余觀于花溪之二澞草堂，前有東嘉士楨篆書永師真跡四大字，后有徐天池、張登子、孫北海、曹秋岳諸公題跋。案徐張跋云：此本寧邸世寶，宸濠之變，王文成公取以歸。文成沒，歸張文恭公。缺真書三十五字，草書九十八字。余自幼聞此冊為探花橋董氏物。登子之母，董氏也，攜歸于張。觀此始知傳聞之謬，然字跡不佳。

　　會(huì)稽董氏智永千文，乃草書，今藏董茲懷家。張登子家所刻真跡為景融勒去，后歸東海徐氏者，則一行真，一行草。余向誤信人言，為即董氏本，今始悟。然董氏本亦贗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