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本科教學回憶

王鍾陵

寫作緣起

人們常說，往事如煙；但也有人說，往事并不如煙；兩者其實不矛盾。人們在時間推移中所經(jīng)歷的新的事物以及產(chǎn)生的新的情感體驗不斷積聚著，對于往事的記憶自然會淡化下來；但人們經(jīng)歷過的獨特的事情，以及其時產(chǎn)生過的特殊的情感體驗，卻是難以忘卻的。于是，如煙的往事中就有了不如煙的存留。

這次八四級同學畢業(yè)三十周年返校，紛紛寫了回憶文章，這是很自然的，人總是難以忘懷青春時期。弗洛伊德一貫強調(diào)童年經(jīng)驗的重要性，他在《摩西與一神教》中說，五歲以前的經(jīng)歷，會在人的一生中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我以為，這倒不一定。整個青少年時期都是知識框架與情感特質(zhì)的成形期。

起先是徐光萍同學，然后是朱亞輝同學，發(fā)微信給我，希望我也能寫篇回憶當年教學的文章。我開頭拒絕了，我說寫篇自吹自擂的文章有意思嗎？但亞輝與光萍同學堅持。他們的堅持，讓我心中懷舊的絲縷織出了深夜中的一天星辰，我夜不能寐地看著眾多閃爍的星星——那是同學們的青春眼眸，那么熱情，充滿真誠。于是，我嘆一口氣，披衣起床，情不自禁地敲打起了鍵盤，不是寫我正處于緊張階段的那部研究《莊子》的多卷本著作，而是寫一篇自我賣瓜記，雖然我很不愿意停下我的這第二部多卷本著作的寫作工作。

按照英加登的閱讀意識過程的現(xiàn)象學理論，文學作品在個人閱讀中，其被再現(xiàn)的客體層次和外觀層次中所包含的“不定點”，會部分地被讀者以自身的經(jīng)驗與體驗以及想象所填補，英加登將這一閱讀現(xiàn)象稱之為文學作品的具體化。其實人們在回憶往事時也會這么做，因此不僅各人的記憶往往不同，自我的記憶也會移位。但我不打算這樣做，我只打算將如煙的往事中并不如煙的存留記錄下來，力求真實是我一貫的追求，也已經(jīng)化為了我的品性。

講選修課“《文心雕龍》研究”

我到蘇大工作后，首先上的是選修課：“《文心雕龍》研究”，似乎是在八四年秋在八二級（大三）開的這門課，選課的同學挺多，因此教室安排在外語系小禮堂，是一個階梯教室，因為是禮堂，其前端，有一個高而寬的木板臺子。在這上面放置了一張講臺。以后，這門課我在中文系講了多年。我翻查出一張紀錄，依上面的所記，我到90年還上過這門課。

我在四川大學師從名揚港臺日韓的《龍》學權(quán)威楊明照先生讀研時，學的就是《文心雕龍》。對于要開的課，我有較好的專業(yè)基礎(chǔ)。但當年我讀過三次講授《普通語言學》，卻沒有寫成講稿，在其死后由學生整理聽課筆記，方才出版了《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一篇文章，他說：我還需要思考一個假期，才能夠開出一門新課。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于是在上課前的那個假期，我非常緊張地備課。一些到我家來串門的客人，看到我備課的情景，都驚訝地對我內(nèi)人說，王老師這么全神貫注??！

每周上課前的一個晚上，我都會放下其它研究工作，專心將第二天要講的內(nèi)容仔細閱讀一遍；有時第二天還會比平時早起一個小時，將馬上要在課堂上講的內(nèi)容再看一遍。這樣，我上課時，對于所要講授的內(nèi)容就極為熟悉了，因而，我講課的語速就能調(diào)節(jié)自如了，時而快，時而慢，當然以語速快的時候居多；要板書的話，直接就在黑板上默了出來；而我的眼睛則可以始終看著同學們。我有一個信念，講課成功的訣竅是眼睛對眼睛的交流，因為眼睛是靈魂的窗戶。你只有看著學生，學生才會看著你。全課堂的學生眼睛都看著你，用現(xiàn)在的話，你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氣場，換成當年的話說，就是形成了一種濃厚的氛圍。處于這個氣場或氛圍中，學生就會十分專注地傾聽，接受你所傳授的知識。脫了稿講課，你講到所講文本的美妙深微之處時，才會有激情。而這種激情反過來又會感染學生，受到感染的學生當然就會更加喜愛你講的課。

我找到了一本當年由謝丹、徐心云同學整理的講稿。在“導言”部分，寫明了教學內(nèi)容與目的。教學內(nèi)容以選講《文心雕龍》中的多篇文章為中心，講解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將訓詁、校讎，以及相關(guān)的歷史的、文化的與哲學的知識，以及字句典故的出處與有關(guān)的詩文資料融為一體予以講授，既要字字落實，又要博大深入。二是理論分析：段落層次的分析要清楚，對篇章大旨與其所涉及的理論問題要作闡發(fā)，必要時還要按排專題研究的講授。教學目的有三：一是初步培養(yǎng)學生閱讀古代典籍的能力，就《文心雕龍》而言，還應(yīng)該認識駢文的特點。二是初步培養(yǎng)學生深刻而縝密的思維能力，努力使學生從接受型發(fā)展為思維型，最終發(fā)展為創(chuàng)造型的人才，這一點是我當年有感于歷來本科教學的弊病而提出的一個革新性的觀點。三是培養(yǎng)學生鉆研“骨頭”學問的精神，反對趣味主義，教育學生要耐繁難，耐枯燥。“骨頭”的含義有二：一是它重要，能夠成為學生建構(gòu)知識體系之骨架的一個部分，二是它的難度高。

即使到三十多年后，翻閱當年這本僅僅記錄了部分講課內(nèi)容的講稿，我自己都驚訝于它的廣博與翔實。比如，在講《正緯》篇之前，作為專門的一章講了“漢代學術(shù)思想介紹”。名為介紹，其實講得很深入。此章分十九個大項，大項中又分若干小項。

當時一個從復旦本科畢業(yè)的系負責人聽了課后對我說了兩句話：你的講法是重點大學的講課方法，旁征博引。現(xiàn)在你年青，能夠這樣講課，以后你年紀大了，這樣講課，你會吃不消的。我記得，當年系里排的課是每次三節(jié)。我征求過同學們的意見，要不要課間休息，大家都說不要，于是我就三節(jié)課一氣呵成地講下去。我覺得這樣講，酣暢淋漓；而聽課的學生也都精神飽滿，不愿休息。聽課的系主任撤了后，我發(fā)現(xiàn)課堂上還有年歲大的人在聽課，而且一直在聽。我問了一下，此人原來是外語系的副教授（當年因“文革”的耽誤，幾乎沒有教授，副教授的年紀都比較大了）。他說，聽了你的課，我才明白那些《文心雕龍》的譯本許多地方都譯錯了。

我聽說，也親眼目睹了，同學們爭搶位子的情況。在有“《文心雕龍》研究”課的那天，睡在上鋪的同學會對睡在下鋪的同學講：你快點，幫我也搶一個位子。以至于在課代表來開門前，小禮堂門前已經(jīng)聚集了一大群同學。這門課的課代表，叫丁華仙，宜興人，她先到我住的宿舍，幫我把水瓶和茶杯拿去，然后去開小禮堂的門。有時我也會和課代表一道到教室去。我確是每次都看到，小禮堂門口早已圍滿了同學，課代表擠進去開門，門一開，同學們嘩地一下子便沖了進去，爭占最有利于聽課的位子。

我向八二級的曹惠琴同學核對上課的時間地點，她發(fā)來微信描述當時的情景說：“大家都喜歡聽您講課，記得每次您上課都是盛況空前，席無虛座。后面的人沒有座位就站著聽，其中還有一些非中文系的學生也來聽。對《文心雕龍》篇章的講解有詳有略。您講課時神采飛揚，特別自信、迷人，您常常引經(jīng)據(jù)典，還大段大段背誦原著，特別讓人佩服。講著講著，有時會一揚頭，一甩發(fā)，簡直帥呆了?！?/p>

有一個細節(jié)，我自己也記得，因為快下課了，我將劉勰以其宦海沉浮為主的生平經(jīng)歷，只花了幾分鐘，就在黑板上一揮而就地默了出來。

當年課程快結(jié)束時，謝丹同學說：聽王老師講《文心雕龍》，我們都不知道《文心雕龍》到底是劉勰寫的，還是王老師寫的了。這句話曾讓我感到欣慰。

講基礎(chǔ)課《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除了選修課，我還需要講一門基礎(chǔ)課，這是當年大學教師的標準工作量。就古代文學而言，唐詩宋詞是熱門課，明清段有小說戲劇，好講，學生也容易學。先秦段雖難講，但重要。魏晉南北朝這一段，朝代更迭快，給人的感覺挺亂的。這一段的文學既沒有唐詩宋詞的光輝，又沒有小說戲劇之易學，也沒有先秦段那些典籍的赫赫威名，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師分課時，這一段最沒有人愿意教。我到蘇大，教魏晉南北朝這一段的老師，一直想扔掉這門課，而其它各段則沒有人愿意出讓，我別無選擇，只有接下這門“雞肋”課。我在學生時代曾經(jīng)背熟過詩經(jīng)、楚辭、唐詩、宋詞的大量作品，尤其是后兩者，也多有對這些作品的心得體會。我當時想，如果讓我講唐詩或宋詞，以我背誦過千首以上的數(shù)量，我在課堂上可以一首接一首將詩或詞背出來或默寫在黑板上，分析起來也有自己的心得，教學效果起碼可以比較好，但現(xiàn)實中沒有選擇，你只有認。從“認”中走出一條路來。

我至今仍然維持這個信念，大學教師應(yīng)該講授自己的學說。我們現(xiàn)在不可能像當年蔡元培在北大那樣讓教師們根據(jù)自己的研究心得任意開課，現(xiàn)在的基礎(chǔ)課的設(shè)置是不可改變的。即使如此，我以為，在基礎(chǔ)課上，你仍然應(yīng)該講出新的心得、新的觀點乃至新的學說。只有這樣講課，才有大學的水平。學生聽這樣的課，才真正叫上大學。

當時學術(shù)界對舊的文學史體系普遍有著嚴重的不滿，一種重寫文學史的沖動愈益明顯地在抬頭；但路在何方呢？路在腳下，不，誰都不知道怎么邁步。

我得講課，而且得貫徹我的信念，不邁步也得邁步。我后來在拙著《中國中古詩歌史·后記》中所說“生命的旅程在向前延伸，我切實感到了它的壓力和它的呼喚”這句話中，就包含了這一層意思。不僅作家們的作品的特點需要通過深入的閱讀來體會，而且作家們各自在文學史上所起的作用也需要通觀整段文學史來予以確定。因此，我明白，我的備課必須有整體性。那時流行的文學史，不說其充滿階級論之類的觀念，就說其組織方式，乃是孤立作家的集合。這也不奇怪，自從茅盾、蘇雪林、胡風等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采用作家論的評論方式后，這種結(jié)合了階級分析的評論方式就彌漫了開來，并且侵入了文學史領(lǐng)域，成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我曾諷刺過這種文學史：一個個作家評論像一個個土豆，將土豆集中起來裝在麻袋里，在麻袋上寫上某某文學史幾個字，這便完成了一部文學史。這樣講文學史，不僅難以說清一個作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及其地位究為如何，而且還傳授了一種孤立的、狹小的思維方式。這不是我想傳授給學生的知識與思維方式。既然課的名稱叫文學史，那么，我就應(yīng)該向?qū)W生講清史的脈絡(luò)，準確地說明一個作家何以取得以及取得了何種文學史地位，更重要的是，我要培養(yǎng)學生深入歷史內(nèi)在發(fā)展邏輯的思考力以及通觀整段文學史的宏大的眼界。

我明白對所教課程作出這樣的定位以后，我就得拿出一部文學史來，這意味著巨大的工作量，并且要開辟一條前人所未曾走過的路。教師的責任感促使我邁步走向當年不知有多艱難、多遙遠的前方。

八五年那一年，除了上課，我的時間都用在備這門新課上了。夏初有一段時間，吃過晚飯，我一個人從南校門出去散步，走了不遠一段就是城郊了，當時竹輝路那一帶還是農(nóng)田呢。我沿著田埂小路走，路邊有結(jié)在藤上的黃瓜，田里有茄子和辣椒。一段路后有條不寬的河橫攔著，沒有橋，我只好坐在田埂上。周遭沒有人，我一個在那里望著遠方的云朵，傻想一會，便原路返回。回到宿舍，重新投入寫作，寫了劃掉，再寫，有時劃掉的比留下的多得多。

不久，放假了，我回到當時在鎮(zhèn)江的家中，在酷暑中繼續(xù)寫作。九月初返校了，天氣仍然酷熱，不上課時，我整日呆在室子里寫作，有時還赤膊坐在靠門口的一張用來吃飯的小課桌上工作。那幾年都是這樣干活，我隔壁住著學校某部門的一位名叫姜存祿的處級干部，每次下樓都要從我門前經(jīng)過，經(jīng)常目睹我工作的情景。他于是說：蘇大要有十個王鍾陵，我們就比北大還北大了。我知道，他是有感于我的勤奮刻苦而發(fā)此言的。

八五年秋，我在文科樓314大教室給八三級講“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課程，由于是一邊寫，一邊教，因此，對內(nèi)容極為熟悉，隨手便能將整首的詩句板書在黑板上。蔬菜水果是新鮮的好吃。對于這一段的作品、詩人生平、社會思潮、歷史變遷之類的內(nèi)容，我都能隨手拈來就講。

我給八四級講這門課時，也處于蔬菜水果新鮮的階段。脫稿講課，而又能旁征博引，眾多詩人的詩仍然能夠隨手就默書在黑板上?，F(xiàn)在回憶當年講課的情景時，總是想起那年初夏漫走時所見到的正在生長中的特別新鮮的黃瓜、茄子和辣椒。以后，我一直在文科樓的314大教室上這門課。

教室靠著系主任辦公室。宣樹錚副系主任對我說，只聽到你的課堂上掌聲不斷。是的，似乎每節(jié)課，同學們都有四五次鼓掌。而課間休息時，男生總是里外兩三層地圍著我，在樓道走廊里形成一個圓圈，別人要走路都得擠過去。而在課堂上，總是女生搶到了最前面的位置。

這一段時間中，我還給政法干部班的同學以及夜大學的同學上課。八四級徐光萍同學與政法干部班的同學住在一起，她只要見到宿舍里議論熱烈，就說又聽過王老師的課了吧？夜大學的同學們的慣例是在最后一節(jié)課結(jié)束前十分鐘，便收拾好書本文具，準備一下課就好走，因此教室里一片聲響。

但我上課時沒有這種情況，哪怕最后一節(jié)課的下課鈴響了，同學們也仍然是極為安靜地在聽課，夜大學的同學形容說，教室里靜到連根針掉下來都能聽得見。夜大學的班長當年曾總結(jié)說，王老師講課，讓同學們好像站到了高山上一樣，可以看得很遠，邏輯線索又極為清晰，加之詞匯十分豐富精妙，因此大家都希望繼續(xù)聽下去。

拙著《中國中古詩歌史》1988版出版了。蘇州古舊書店的有關(guān)人員告訴我，他們多進了一百多本。八六級同學將蘇州書店里的拙著一搶而空，有不少同學買了兩本。說一本當教材用，一本珍藏。結(jié)果是我遭遇到了尷尬：好幾次下課后，許多同學排隊等著我給他們題辭。這么多同學，每人還要寫得不一樣；并且好么多人等著，我無空多想；一般是只問每個人一個問題，馬上就此聯(lián)想出一句話來作為題辭。我印象中最深的一句題辭是：生活是生命向上的進程。

講授選修課《文化學概論》

本來，我的任務(wù)是給每個年級上兩門課，但八三級同學不干，我的兩門課聽完后，他們突然發(fā)起了一個蘇大中文系從未發(fā)生過的簽名請愿運動，陳子平同學幫我核實情況，他說有同學回憶說有五十多人簽名，也有同學回憶說有近百人簽名。他說，王才興、趙劍、徐翔以及他自己等人，都參與了這件事。十多個代表拿著這份請愿簽名單，坐到系主任家里，一定要我再給他們上一門課。系主任約我談話，我說，這樣，八四級就會少上一門課了。但系主任說，現(xiàn)在八三級同學這個坎就過不去，你就上吧。我只好立即備課，匆忙上陣。

我翻出了一本也是由學生整理的當年的講稿。封面上第一排寫了“文化學”三個大字，第二排于“學”字的下側(cè)寫了“聽課筆記”四字，紙的下部署有“一九八七年夏”的時間，算下來，應(yīng)該這門課是在八三級同學大四下學期講授的。

不少同學因為教室里沒有坐位了，扛著板凳來，將教室擠滿了，教室里面以及窗外還站了不少人聽課。陳子平同學說，還有社會上的人來聽。他認識的新華書店的一位職員名叫陳知，每次都來，一直旁聽到結(jié)束。雖然人很多，但教室里安靜極了，有一位同學曾形容說，教室里只聽到同學們抓緊記筆記的沙沙聲。

這門課的講授不期然地成為我撰寫另一部大型著作《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之準備工作的發(fā)端。但“聽課筆記”中的許多內(nèi)容，并沒有寫進拙著之中，這些內(nèi)容，今天看來還相當專業(yè)，有不少觀點也比較精彩。寫《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時，我已經(jīng)忘記了這本聽課筆記了。

近日，陳子平同學對我說，八二、八三級的同學還會到下一個年級去聽你的課，包括聽過的課，也再聽一次。

與同學們的親切互動

八三級同學王才欣畢業(yè)二十多年后，在鳳凰網(wǎng)上發(fā)表博文《鐘陵側(cè)記》說：“他給我們講的是魏晉南北朝文學，他的講稿成了后來轟動學術(shù)界的《中國中古詩歌史》一書。他的課富有詩人的激情，又有高度的哲理概括，達到哲思、才情、文采并茂。聽他的課，我們往往被他的情緒感染。那時，他進蘇大不久，我們是他的第二屆學生。師生之間的真誠互動，猶如演員與觀眾的關(guān)系，戲演得好，還要有‘鐵心’的觀眾的喝彩?；诖耍蚕矚g我們這一屆學生。他的課好，學生喜歡，他的名聲鵲起?！?/p>

王才欣同學說得對，我喜歡八十年代這幾個年級的學生，相比以后的學生，他們求知欲更為強盛，人文情懷更為濃烈，更富有理想與追求精神。我的單身宿舍里，經(jīng)常有同學們光臨。女生往往問一些學習或?qū)W術(shù)上的問題，也會請我對她們未來的發(fā)展提建議。男生與我談話的內(nèi)容更為廣泛：諸如對我的學術(shù)發(fā)展的預測，對社會、人生一些問題的看法，甚至問我什么叫愛情？有一段時間，到我宿舍去的人太多，有時甚至談得很晚。

在拙著《中國中古詩歌史》出版前，用“才華橫溢”來稱贊我的話已經(jīng)在蘇大學生中傳開了，這對于我在“居大不易”的環(huán)境中立住腳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到了九十年代，我在課堂上講課時引了唐詩“青山滿眼少年多”，一位女生交上來的作業(yè)竟發(fā)端就說：“早聽說蘇州大學中文系有個才子名叫王鍾陵，但等我們見到他時，已經(jīng)是一位慨嘆‘青山滿眼少年多’的先生了?！?/p>

我和八四級還有一份特殊的緣分：88年上半年，我?guī)О怂募壍囊恍┩瑢W去三中實習，這是我?guī)н^的唯一的一次實習。在帶實習期間，我主持并與同學們一道辦了一份《三中實習報》，在三中與整個年級里發(fā)生了很好的影響。實習的同學也都得到了三中老師們的好評。

師生之間良好的互動關(guān)系，自然是建立在教師的教學取得學生信任的基礎(chǔ)上的，因此這個問題也就能夠轉(zhuǎn)化為教學與科研的關(guān)系問題。

《中國中古詩歌史》是個典型的例子。它首先是在教學中取得學生熱烈的歡迎，然后出書后才在學術(shù)界獲得老、中、青三代一致的肯定的?？梢耘e一個例子：中華書局是中國古代典籍及研究著作出版的頂級出版社。當年有人告訴我，中華書局總編傅璇琮先生到處找我的書，我于是寄了一本給他。整個中華書局就只有這一本，但想讀的人很多，于是排隊輪著借閱。當年中華書局的編輯盧仁龍就曾寫信給我說：“中華編輯的眼睛一向是長在額頭上的，能夠排隊閱讀大著，讀后都贊嘆不已，這種景觀在中華是前所未有的。”上個月11日去華東師大開會，會議主辦方一定要我在開幕式上坐主席臺，我不愿意，但主辦方堅持，只好照辦了，以免影響開會。中華書局的現(xiàn)任總編顧青先生也坐在主席臺上。開幕式結(jié)束后，我們自然地交談起來，談的就是《中國中古詩歌史》，他說，當年你將一塊大石頭扔在古代文學的河里，激起了巨大的波瀾。中華許多編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有些編輯想同你對話。我說，對話很好嘛，怎么不對話了呢？顧總編說，沒有底氣呵，我對他們說，王鍾陵深入的那些領(lǐng)域、他所掌握的知識，都是你們不懂的，怎么對話？我對你這本的定位：是一本走在時代前面的書。

當我寫完這篇回憶時，正是中午，麗日朗天，白云朵朵。我忽然聯(lián)想到，八四級那一篇篇回憶文章也是同學們從歷史天幕中召回的朵朵白云。而我也從逝去的時日里摘來了一片云朵，融入其中，這樣我們又共同相處了。這些云朵將一起從歷史的天幕上飛降到即將編成的一部書中，將如煙的往事中不如煙的部分凝定為一排排文字，那感人的如花的歲月將永久地散發(fā)出青春的芳香！

201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