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修園之論泄瀉，雖散見各書，但自有其主旨和系統(tǒng)，辨證精當(dāng)，用藥廣泛，實有益于臨床。茲分述于后。

濕勝則瀉論

陳修園在《時方妙用》中設(shè)有泄瀉專篇，推究其所論，他是以“濕勝則瀉”立論的。

具體地說，以濕為綱，兼涉其他，因而，他在《時方妙用》中指出“濕勝則濡瀉，此均濕病之總論”。這就是修園論泄瀉的主導(dǎo)思想。

在這個總綱的前提下，然后涉及外感、濕熱、濕寒、暑泄、食積、脾虛、腎虛、久瀉等，分證論治，條目昭然。

陳修園對泄瀉一證之所以要突出一個“濕”字，這是有其深刻認(rèn)識的。

《難經(jīng)》所說：“濕多成五泄”。

雖然其他寒邪、暑熱，除了侵襲皮毛肺衛(wèi)之外，也可直接影響脾胃，使脾胃功能發(fā)生障礙，而引起泄瀉，仍多與濕邪有關(guān)。

所以《雜病源流犀燭》說：“濕盛則飧泄，乃獨由于濕耳。不知風(fēng)寒熱虛雖皆能為病，茍脾強無濕，四者均不得而干之，何自成泄？是泄雖有風(fēng)寒熱虛之不同，要未有不原于濕者”。

由此可見，陳氏對泄瀉之因于濕，突出“濕勝則瀉”的主旨，既上溯經(jīng)旨之章，又旁及諸家之說，其立論是符合實際的，可以借鑒。

瀉歸脾胃，病分寒熱

泄瀉病涉脾胃，脾胃功能受到病邪的干擾，則可產(chǎn)生各種不同的泄瀉。

陳修園對泄瀉的病機認(rèn)識，首先著眼于“脾虛濕勝”，其立意是泄瀉的初起，和泄久而病機單一者，即以此病機論述；至于久瀉的病機，則較之復(fù)雜而應(yīng)當(dāng)別論。

如他在《時方妙用》中說：“久瀉諸藥不效，有臟熱腸寒，臟寒腸熱之弊”，提出了胃與腸，寒與熱之交錯的病機變化。

此則與《靈樞》“胃中熱則消谷善饑，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的論述，相互呼應(yīng)。

同時，這種脾胃同病，寒熱并存的病機認(rèn)識，與《傷寒論》的痞滿證治，瀉心湯的辛開苦降法，是不謀而合，一脈相承的。

此外，陳修園認(rèn)為，《難經(jīng)》有五泄之分，曰胃泄、脾泄、大腸泄，小腸泄、大瘕泄（即痢疾），其實不必泥也，總以虛實久暫為辨。

脈小手足寒難已，脈小手足溫易已；泄而脫血難治，泄而脈大難治。這種以脈證辨疾病的性質(zhì)，以病程久暫辨虛實，是淵源于仲景《金匱》論泄瀉的宗旨，陳修園襲而從之，并運用臨床，亦屬可貴！

辨證治泄，各疏其方

陳修園對泄瀉的論治，總的原則是尊崇《內(nèi)經(jīng)》之意，仿效仲景之法，正所謂“取古人之成法，以己意運之”（引《醫(yī)學(xué)從眾錄》·林序）。

并在《時方妙用》中提出用平胃散合五苓散，更名為胃苓湯以統(tǒng)治諸瀉。其制方的理論依據(jù)，是以“濕勝則濡泄”為指導(dǎo)思想，與臨床實際是相符的，有一定的實用價值。

從《時方妙用》的記載來看，陳氏治除了以胃苓湯為統(tǒng)治方外，還結(jié)合泄瀉的病性不同，進行靈活加減：

如腸垢濕熱，溺赤者，去桂枝加防風(fēng)、黃連；

下利清谷，口中和，屬濕寒者，加干姜；

噯腐吞酸，穢下屬食積，加山楂、麥芽；

脾虛便頻，面色晄白，去厚樸，加人參、干姜；

腎虛臍下痛，屬五更瀉，去陳皮、厚樸，加補骨脂、吳茱萸、五味子、熟附等以溫補腎元。

并主張用四神丸加白術(shù)、人參、干姜、附子、茯苓等煉蜜為丸，早晚各服一次，米飲送服。

陳修園在《時方妙用》中還指出：

若夏月伏陰在內(nèi)，大瀉不止，須防脾腎之氣暴脫，應(yīng)急用附子理中湯大劑，絕忌藿香、香薷之類，耗傷正氣，必致于死。

若屬于熱邪暴迫下注，應(yīng)見熱證熱脈，試用香連丸，六一散之屬，亦不可以涼藥。

若屬清氣在下為飧泄，須用升清法，宜補中益氣湯去當(dāng)歸，加干葛、木香。

對于久瀉不已，痼冷在腸間，調(diào)治之法仿《千金》，宜平胃散去蒼術(shù)，加干姜、附子，或用溫脾湯；

若是臟熱腸寒，臟寒腸熱者，烏梅丸米飲下日三服。

冬月瀉，有用肉蓯蓉，鹿角霜，當(dāng)歸須等，有用芩連甘草葛根等法，有用阿膠、羊脂乳、酥連末、蜂蜜熬膏等法（以上參考張忠選等：《陳修園治泄探述》，內(nèi)部資料）。

綜觀陳修園治泄瀉，辨證用藥，各有其方，病因主濕邪，病機主脾虛，兼論熱邪和寒熱相合，論理本自《內(nèi)》、《難》，用藥多宗仲景，臨證加減，因證而施。

如上所引《時方妙用》之治泄瀉大法，理出淺顯，時序分明，用藥得當(dāng)，權(quán)宜有度。雖然方書未例舉醫(yī)案，亦可見其臨證經(jīng)驗的廣泛性，方能如數(shù)家珍，切中臨床，對后之學(xué)醫(yī)者，確有其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