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記》列匈奴、南越、東越、朝鮮、大宛等列傳以來，后世正史遵循此例，常以列傳的形式記治外之史地。在《魏書》中，江左諸政權(quán)與五胡十六國及高句麗、西域、蠕蠕等同附于列傳最末九卷（卷95——卷103）。而在列傳次序中，東晉宋齊梁分記于卷96至卷98，前有匈奴劉聰、羯胡石勒、鐵弗劉虎、徒何慕容廆、臨渭氐苻健、羌姚萇、略陽氐呂光（卷95），后有私署涼州牧張寔、鮮卑乞伏國仁、鮮卑禿發(fā)烏孤、私署涼王李暠、盧水胡沮渠蒙遜（卷99）。顯然，《魏書》作者魏收是將東晉南朝視作十六國的同類項。在《魏書·崔鴻傳》中，魏收批評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因“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梢娢菏赵凇段簳分袑|晉南朝夾雜在十六國中敘述是有意為之。

魏收的這一史觀源自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群臣議北魏五德行次、孝文帝的裁斷。孝文帝采納了李彪、崔光以北魏承西晉的意見，并以詔令的形式予以確定。李彪、崔光在其主持修撰的國史中編東晉南朝及十六國于列傳之中，以東晉為“僭晉”。魏收《魏書》承襲這一正統(tǒng)義例，凡涉西晉，皆書廟號，凡書東晉，皆稱“僭晉”。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國與東晉南朝的諸多列傳中，僅東晉在稱謂上有“僭”之名?！秿u夷劉裕傳》《島夷蕭道成傳》《島夷蕭衍傳》雖以“僭立”稱新皇帝即位，但傳名徑稱“島夷”，不作“僭”稱。這一稱謂上的差別反映魏收對東晉與南朝政權(quán)區(qū)別對待的思維。

正是基于這種區(qū)隔意識，魏收將“僭晉司馬叡”與“賨李雄”列于同卷（卷96），卷97在敘述“島夷桓玄”“島夷劉?！睍r，在二者之間夾述了“海夷馮跋”。劉知幾《史通·斷限篇》譏《魏書》這一體例失之于斷限。然而體察魏收之用心，未必不是在否認江左政權(quán)的歷史連續(xù)性，將東晉、宋、齊、梁分別看作是西晉瓦解后的一塊地域歷史碎片。這與“十六國”的觀念一樣。雖然“十六國”是或同時并存，或前后相繼的政權(quán)，但在“十六國”的稱謂中，彼此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被忽略，其歷史的碎片感被凸顯出來。

根據(jù)周一良的研究，《魏書》江左諸傳史料來源不一，《僭晉司馬叡傳》晉哀帝司馬丕以前的記載取材于孫盛《晉陽秋》，海西公司馬弈至?xí)x安帝司馬德宗的歷史取材于檀道鸞《續(xù)晉陽秋》?！秿u夷桓玄傳》取材于何法盛《晉中興書》、臧榮緒《晉書》等中的《桓玄傳》?！秿u夷劉裕傳》《島夷蕭道成傳》《島夷蕭衍傳》的史料來源則與上述不同，周一良認為魏收雖及見沈約《宋書》和蕭子顯《南齊書》，但因宋齊事實易稽、魏收又自矜才學(xué)，故不屑采南人著作。

其實，雖然同為《島夷傳》，但《島夷蕭衍傳》與《島夷劉裕傳》《島夷蕭道成傳》還是有區(qū)別的。蕭梁立國于梁武帝天監(jiān)元年（502年），亡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魏書·島夷蕭衍傳》敘事比于簡文帝蕭綱被侯景所殺，即梁大寶二年（551年）。就北朝而言，這段歷史開始于北魏孝文帝駕崩后的第三年，即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經(jīng)北魏宣武帝、孝明帝，魏末亂世諸帝（孝莊帝、東海王、節(jié)閔帝、安定王、孝武帝），東魏孝靜帝，北齊文宣帝，正與孝文帝改革以后至北齊建立的歷史相始終。在《魏書》對魏史的時代劃分中，這一時期自成段落，且有其獨特性：

“世宗（宣武帝）承圣考德業(yè)，天卜想望風(fēng)化，垂拱無為，邊檄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fēng)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魏自宣武已后，政綱不張。肅宗（孝明帝）沖齡統(tǒng)業(yè)，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于是釁起四方，禍延畿甸，卒于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這一時段正是北魏走向衰亡、北齊得以建立的時期。對于北齊來講，這是他們的近代史，是北齊建立的歷史根基。東魏孝靜帝的禪讓詔書上說：

“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宇。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權(quán)，厥政多僻，九域離蕩。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span>

北齊文宣帝的即位詔書也說：

“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后，內(nèi)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涂炭?！?/span>

雖然東魏孝靜帝、北齊文宣帝的詔書均將魏齊嬗代視為北魏孝明帝正光、孝昌之亂后的必然結(jié)果，但如上引《魏書·世宗紀》及《肅宗紀》所言，北魏的“政綱不張”始自于孝明帝的前任—宣武帝。因此，與北朝這段歷史在時間上一致，在空間上并行的蕭梁史，對于北齊來講，所具有的也是現(xiàn)實的政治意義，其性質(zhì)與《島夷劉裕傳》《島夷蕭道成傳》完全不同。

就魏收本人的經(jīng)歷而言，他出生于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島夷蕭衍傳》所記的年代幾乎與其生命歷程一致，所以蕭梁史不僅是北齊的近代史，也是魏收本人參與過的歷史。據(jù)《北史·魏收傳》所載魏收《自序》，魏收在簡要敘述祖父以上的家族傳承后，主要篇幅是介紹父親魏子建與自己的經(jīng)歷。魏子建在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出任東益州刺史，此前，“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孝昌二年（526年），魏收隨父回洛陽，開始顯名于洛陽士林。可見，魏子建、魏收父子的命運與這段歷史深切相連。

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539年），魏收以兼通直散騎常侍之職，為王昕的副使出使蕭梁。此前，北魏節(jié)閔帝普泰元年（531年），魏收曾以散騎侍郎之職，負責(zé)編撰起居注，并編修國史。使梁歸來后，魏收在高澄的推薦下，繼續(xù)修史。武定五年（547年）侯景背叛西魏，魏收作檄文聲討侯景，又作檄梁文。武定六年（548年）接待梁使謝挺、徐陵。武定七年（549年）魏收奉高澄之命勸降梁合州刺史蕭范。同年八月高澄遇刺，高洋命魏收參掌機密，并撰寫禪代詔冊。上引《北齊書·文宣帝紀》的兩篇詔書皆為魏收所寫。魏收在魏齊之際，不僅親自到過南朝，而且接待梁使，撰寫《西魏檄梁文》《喻蕭范文》，一直處于對梁交涉的最前沿，又長期擔(dān)任修史之職，供職中書，負責(zé)文翰之事。這些情況使《魏書·島夷蕭衍傳》的史料來源更為直接、可靠，并非需要借助南朝的史書來說明。較之于唐代修成的《梁書》而言，《島夷蕭衍傳》更為原始。而且魏收對魏梁外交、魏齊禪代的深度參與，使《魏書·島夷蕭衍傳》的編撰意圖、敘事策略，都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

《魏書·島夷蕭衍傳》所記主要為四事：齊梁易代、梁與北魏戰(zhàn)爭、梁與東魏通使、侯景之亂。四事之中，齊梁易代著墨甚少，主要簡述東昏侯蕭寶卷殺蕭懿、遣劉山陽西上襲擊蕭衍以及蕭衍舉兵。齊梁易代實為蕭衍居雍州以來長期謀劃所致，絕非緣起于東昏侯之發(fā)難。梁陳時人何之元《梁典·序》載“以高祖創(chuàng)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即言明蕭梁肇基于東昏侯永元之世（499-501）。蕭衍入建康后，齊明帝第六子蕭寶夤于景明二年（501年）逃亡北魏，南齊永元時事當(dāng)為北魏朝廷所偵知。武定五年（547年）慕容紹宗的檄梁文所述齊梁易代史事甚至較《島夷蕭衍傳》為詳，有觀點認為魏收即為該檄文作者，可見《島夷蕭衍傳》簡述齊梁易代并非緣于情報缺乏，而是不愿過多著墨于南朝政權(quán)更迭的原委。在以北魏為正統(tǒng)的歷史敘述中，江左諸政權(quán)被看作是斷裂的、碎片的存在，《魏書》在體例上不將其合傳。梁武帝既被視為僭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魏書》撰述自不會對其承續(xù)關(guān)系付諸過多關(guān)注。

正是基于以北魏為正統(tǒng)的立場，在敘述梁魏戰(zhàn)爭時，《島夷蕭衍傳》多視蕭梁為挑釁方。如其對梁魏戰(zhàn)爭的總結(jié)，“衍每欲稱兵境上，窺伺邊隙，常為諸將摧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島夷蕭衍傳》敘事不乏對梁武帝的諷刺，除了將對魏戰(zhàn)爭的失敗歸結(jié)為梁武帝輕啟戰(zhàn)端、自食惡果之外，又在蕭綜叛降事件中強調(diào)其昏庸，連親生子都無法辨明。豫章王蕭綜為梁武帝次子，因自疑為東昏侯遺腹子而在孝昌元年（525年）彭城之戰(zhàn)中北奔，《島夷蕭衍傳》云：“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為慚惋，猶云其子，言其病風(fēng)所致，時人咸笑之?！睋?jù)《梁書·豫章王綜傳》，在初聞蕭綜叛逃后，“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為悖氏”，顯然梁武帝對蕭綜的叛逃是做出過處分的。后來梁武帝雖然下詔恢復(fù)蕭綜的姓氏、爵位，但這是出于維護宗室團結(jié)的考慮，而非本性昏庸。寬待宗室是梁武帝一貫的政策，對蕭綜如此，對蕭正德亦然。正光三年（522年），“其（梁武帝）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fù)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為背氏，既而復(fù)焉，封為臨賀王”。

魏收參掌高洋機密，對政治人物的意圖當(dāng)深有領(lǐng)悟，其對梁武帝的描述實為刻意曲解。之所以如此，或許意在以梁武帝的盲動與愚蠢作對比彰顯北魏之圣明。正始元年（504年），張惠紹戰(zhàn)敗被俘，“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遂聽惠紹等還”。北魏朝廷處置張惠紹一事見于《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釋放張惠紹是經(jīng)由宣武帝下詔、八座會議的程序而決定的，可知北魏朝廷十分重視此事，將之付于御前決策。《島夷蕭衍傳》述張惠紹為梁武帝舅子，《楊大眼傳》?？庇浛甲C諸史認為“魏書以惠紹為蕭衍舅或舅子，實誤”。《魏書》之誤或非魏收記述之誤，而是源于張惠紹被俘時宣武帝君臣對其身份的誤判。對北魏朝廷而言，梁武帝“移書”為外交大事，反映了張惠紹身份的重要性，故由宣武帝下詔召集八座會議。八座會議否決元澄意見、采納元嘉意見，表明北魏禮待梁武帝，而非以仇寇視之，這是魏收“朝議欲示威懷”之語的具體內(nèi)涵。然而，此事不見于《梁書·張惠紹傳》，可見南北雙方對張惠紹被俘及獲釋之事進行了選擇性記述?！段簳窋⑹轮荚诒砻鞅蔽褐巴选薄?/span>

北魏之所以“威懷”，乃在于以藩屬看待蕭梁，而自居天朝之位。以事實言之，這自是北魏一廂情愿，但《島夷蕭衍傳》則著力將梁魏戰(zhàn)時交往納入到宗藩關(guān)系中予以敘述。如永平元年（508年），“衍乃厚資遣（董）紹，令奉書朝廷，請割宿豫內(nèi)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這一事件的背景是，永平元年（508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蕭梁予以救援，宣武帝詔令尚書邢巒率騎征討，中山王元英后來參與會攻，梁將齊茍仁降，白早生等數(shù)十人被殺。董紹為北魏主書，曾奉宣武帝詔宣慰白早生，但被送于建康。按上引《島夷蕭衍傳》，董紹被厚資遣歸北魏是緣于蕭梁“以求和好”，但按同書《司馬悅傳》，宣武帝下詔從俘獲的四員梁將中分遣二人換取司馬悅首級及董紹的釋歸?？梢姳蔽和瑯佑星笥谑捔?，并非蕭梁單方而“以求和好”。上引《島夷蕭衍傳》所謂梁武帝“請割宿豫內(nèi)屬”亦為部分事實，按《董紹傳》，梁武帝之言為“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dāng)以漢中見歸”，蕭梁割宿豫有北魏歸漢中這一對等條件。

自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至于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537年）間，《島夷蕭衍傳》記事以梁魏戰(zhàn)爭為主要內(nèi)容。所記梁魏通好，以天平四年（537年）為始端：

“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送和，令申意于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許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騎常侍張皋、通直常侍劉孝儀、通直常侍崔曉朝貢?！?/span>

事實上，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梁魏雙方已經(jīng)復(fù)通使節(jié)，魏使劉善明抵建康，在外交之余還慕名與王錫、張瓚雅會遍論經(jīng)史?！秿u夷蕭衍傳》之所以以天平四年（537年）為梁魏通好的開端，乃是基于高氏政權(quán)自我合法化的歷史敘述。該年東魏出現(xiàn)了鼓動高歡受禪的輿論，蕭梁來使實為東魏內(nèi)政運作的產(chǎn)物。六月壬申，高歡游汾陽之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陽休之將之解釋為：“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dāng)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征。既于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大王若受天命，終應(yīng)統(tǒng)有關(guān)右。”陽休之的解釋是在高歡的詢問下做出的，實為迎合高歡心意。杜弼敏銳地把握了高歡的這一心意，承間密勸高祖受魏禪。胡三省評價說：“高歡之志，蓋如曹操所謂吾為周文王者，非真無移魏鼎之心也?！?/span>

在宣揚禪讓的輿論氛圍下，蕭梁遣使成為高氏政權(quán)超越元魏的德行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梁武帝通過降人傅和轉(zhuǎn)達交好之意，但雙方之間正式通使卻是東魏主動，即《北史》所云“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高歡得瑞石的次月（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使于蕭衍，梁使張皋等于同年九月出使，可知《島夷蕭衍傳》所謂天平四年（537年）蕭梁“朝貢”是由東魏促成，旨在為高氏禪讓提供重要的輿論支持。

此次遣使，東魏“盛選行人”，最終由朝議決定。之所以精選使者，乃因出使時難免涉及正朔問題，故需才學(xué)可瞻之士。據(jù)《魏書·李諧傳》，魏使抵達建康后與梁主客郎范青就此問題言辯，李諧以東魏為中國、否定金陵王氣說。梁武帝接見時又問及東魏人士，這一問題因東魏權(quán)臣執(zhí)政的特殊情況而顯得格外敏感，李諧應(yīng)對“大丞相勃海王秉文經(jīng)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保悦鞲邭g為九州、四海統(tǒng)治者之意?？梢?，天平四年（537年）魏梁交聘實為高氏與蕭梁交往，其性質(zhì)己不同于始于正光元年（520年）的北魏與蕭梁之間的交聘。對于高氏而言，這是代魏過程中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一個步驟。

天平四年（537年）事后，《島夷蕭衍傳》接連記述十年間蕭梁“朝貢”情況，直至武定五年（547年）。記載的重點是蕭梁使者的職銜、人名與出使時間，但所列蕭梁來使并不完全，如元象元年（538年）七月梁使劉孝儀聘于東魏，《島夷蕭衍傳》卻失載。對東魏使梁，則簡述為“朝廷亦遣使報之”，并不詳細列舉東魏出使時間與使者情況。據(jù)蔡宗憲統(tǒng)計，537年至549年之間，東魏遣使蕭梁與蕭梁遣使東魏均為16次。魏收本人曾于興和元年（539年）副王昕使梁，對于這一親歷的事件，魏收也未載入《島夷蕭衍傳》。不詳細列舉東魏聘梁，并不是因為資料缺乏，而是魏收有意為之，旨在將雙方的交聘表述為蕭梁朝貢。

本文作者李磊

事實上，在梁魏交聘中，“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yōu)渥，館門成市”。梁使入鄴為當(dāng)日東魏朝野關(guān)注的大事，貴勝子弟競相交往。即便缺乏與梁使相交的渠道，也常會“潛觀梁使”，如出身高門士族的清河崔約“潛觀梁使劉孝儀”，因其“姿神俊異”過于突出，而讓梁使“賓從見者駭目”。若能成為接對梁使者，則會獲得士論，“時徐君房、庚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并降階攝職，更遞司賓。（祖）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在梁使入鄴的這段時間里，梁使處于東魏輿論中心，東魏士族十分注重在梁使而前的形象褒貶，常會醞釀為門第糾紛。如，謝藺出使東魏時詢問安平諸崔的情況，負責(zé)接待的李緯回答“子玉以還，彫龍絕矣”，意指自東漢崔瑗以降安平崔氏已無人可稱，崔暹聞之怒，李緯自知“失要人意”，詣門謝之，崔暹卻上馬不顧。崔暹之所以會怒，在于崔氏聲望在梁使而前受損，尤其梁使謝藺還是謝安的八世孫。

可見梁使入鄴是擾動?xùn)|魏朝野的政治、文化盛事，甚至在文化層而，還有梁強魏弱之勢。魏收之所以敘以“朝貢”語境，正是著眼于梁使入鄴的巨大影響力，將之解讀為高氏德行超越北魏的重要象征。雖然《魏書》出于尊北魏為正統(tǒng)的核心思想，將南朝乃至十六國與北魏及其前身代國的外交往來多描繪為向北魏“朝貢”，但《島夷蕭衍傳》中一再將蕭梁派遣外交使節(jié)稱作“遣使朝貢”，仍隱含十分具體的現(xiàn)實政治意義。聯(lián)系《魏書》編纂時的背景，這一敘事策略隱含著闡述魏齊易代合理性的意圖。

高歡卒于武定五年（547年），有關(guān)高歡時期的梁魏關(guān)系，《島夷蕭衍傳》以“十余年間，南境寧息”作結(jié)。此后侯景之亂爆發(fā)，梁魏友好的狀態(tài)結(jié)束?！秿u夷蕭衍傳》對這一過程的表述是：“司徒侯景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惑景游說，遂絕貢使。衍子綱及朝臣并切諫以為不可，衍不從?！睂⒘何簲嘟豢醋魇橇何涞凼芎罹懊曰笏隆?/span>

蕭梁朝臣反對納降侯景之事又見于《南史·謝舉傳》《梁書·朱異傳》，可見《島夷蕭衍傳》有準確的情報來源，東魏對梁武帝的決策過程知之甚詳。只是梁武帝的決定至少經(jīng)過兩次群臣朝議，背后的政治考量也十分復(fù)雜，并非單是“衍惑景游說”所致。魏收的這一表述方式是將侯景之亂的爆發(fā)歸結(jié)為梁武帝的個人因素，這正與《島夷蕭衍傳》將蕭梁王朝視作非制度性的、非文明性的“島夷”敘事策略相一致。

正是基于這一敘事策略，在隨后侯景之亂的敘事中，《島夷蕭衍傳》將蕭梁的失敗歸因于梁武帝個人的愚昧。在《島夷蕭衍傳》的敘事中，侯景之亂的關(guān)鍵是侯景舉兵而梁朝不設(shè)防備，直至侯景兵至慈湖，梁武帝才做出處置，但為時己晚，侯景不僅兵不血刃地奔襲建康，而且渡江時的千人在旬日之間壯大為數(shù)萬人。魏收認為這并非是由于梁朝官員的疏忽，而是梁武帝剛愎自用的性格所致。

“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強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fēng)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軍戍，皆有啟列，而中領(lǐng)軍朱異恐忤衍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為聞。景至嵫湖，方大驚駭?！?/span>

梁武帝“好人佞己”的性格致使情報傳遞出現(xiàn)問題，朝臣左右會依據(jù)梁武帝的喜好篩選情報，如此一來，梁武帝的決策缺乏事實基礎(chǔ)。因而，侯景之亂的蔓延與擴大并非偶然，而是梁朝決策機制的缺陷所致。

在魏收筆下，梁武帝除了“好人佞己”虛榮心強之外，還貪財愚蠢。面對侯景圍城之局，梁武帝“憂懣無計”，但是當(dāng)城內(nèi)大饑以至于“人相食”之時，梁武帝卻因為有人盜取池魚而大怒，并敕付廷尉，魏收感慨“其不識事宜如此”。所謂“不識事宜”，即不知事情的輕重緩急?！秿u夷蕭衍傳》傳末總結(jié)了梁武帝貪婪性格在統(tǒng)治中的體現(xiàn)：

“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zé)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fā)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其土侯貴人，奢浮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shù)，至乃回相贈遺。其風(fēng)俗頹喪，綱維不舉若此?！?/span>

魏收認為，梁武帝以貢賦多寡衡量刺史郡守的治理能力，由此導(dǎo)致官僚競相劫掠剝削百姓、聚斂財富，而在官僚、王侯貴人內(nèi)部則形成了奢淫之風(fēng)。梁武帝時期的確是南朝租調(diào)制產(chǎn)生重大變化的時期，民眾的負擔(dān)不斷加大，但梁武帝的租調(diào)制改革有非常復(fù)雜的政治因素與經(jīng)濟背景，未必完全出于統(tǒng)治者的貪欲。但在魏收的敘事中，梁朝政治德行的敗壞源自梁武帝個人的貪婪品性，政治德行的敗壞再影響整個統(tǒng)治階層的精神風(fēng)貌。易言之，侯景之亂只是果，蕭梁政治德行的敗壞才是因，而這一因，卻是由梁武帝個人的品行與能力造成的。

在《島夷蕭衍傳》的記述中，梁武帝除了德行不足，統(tǒng)治能力更是有限。“衍每募人出戰(zhàn)，素?zé)o號令，初或暫勝，后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标愐∠壬甲C這一戲侮之言出自侯景謀主王偉，梁武帝守臺城仰仗北來降人羊侃，羊侃死而城不能守?！额伿霞矣?xùn)·慕賢》對羊侃守臺城之事敘述較詳，稱“于時，城內(nèi)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魏收對王偉戲侮之言的記述及對梁武帝無將可用情形的描述，當(dāng)來自于親歷侯景之亂的江左流亡士人。鑒于侯景之亂的災(zāi)難性后果，流亡士人對梁武帝君臣多有怨望，上引顏之推之言便隱含著對“王公朝士”的不滿。在批評梁朝朝廷這一維度上，魏收與流亡士人是一致的。

將侯景之亂歸結(jié)為梁武帝個人的德行與能力所致，恐為東魏北齊的官方判斷。武定五年慕容紹宗檄梁文即言“偽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之心，老而彌篤”，“智淺謀疏，曾不自揆”。這一敘事路徑將梁朝的存續(xù)與梁武帝個人統(tǒng)治視為一體，梁武帝統(tǒng)治的終結(jié)即梁朝的實際滅亡。

在述及梁武帝無法平定侯景之亂的原因時，魏收認為這是因為梁武帝已經(jīng)失去了對地方的節(jié)制?！熬熬霉ノ窗?，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更相妬忌，不肯奮擊”；“自衍為景攻圍歷百余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外援及諸王的觀望迫使梁武帝不得不以臺城軍民獨抗侯景，這是建康淪陷的軍事原因，也是蕭梁統(tǒng)治崩潰的結(jié)果。魏收的這一看法亦當(dāng)是東魏北齊對蕭梁研判后所得的結(jié)論。早在武定五年慕容紹宗的檄梁文中便已經(jīng)言明蕭梁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是“兵權(quán)在外”、梁武帝子孫離心離德，以此預(yù)測“外崩中潰，今也其時”。侯景之亂中蕭繹、蕭紀的做法印證了長期以來東魏北齊對蕭梁國勢走向的基本判斷。

魏收還以侯景亂前的諸多災(zāi)異來闡釋梁武帝亡國的必然性。如記述時人對梁武帝信持戒祭其祖禰而不設(shè)牢牲的議論——“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以宗廟不血食否定梁武帝王業(yè)之正。又如記述梁武帝所舍身的同泰寺遭災(zāi)，其祖父墓前的石麟亡失諸事，認為“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此外，魏收還記述梁武帝為侯景所餓殺，簡文帝為侯景所殺以及“衍之親屬并見屠害矣”，以皇帝及親屬的遇害作為蕭梁統(tǒng)治的自然終結(jié)。

雖然《島夷蕭衍傳》以梁武帝、簡文帝身死作為國滅的標志，但大寶二年（551年）簡文帝遇難后梁元帝蕭繹于次年（552年）即位，蕭梁政權(quán)得以延續(xù)?！段簳肪幾加诒饼R天保二年（551年），終于天保五年（554年），后又經(jīng)過皇建年間（560-561）的大幅修改，梁元帝、梁敬帝時事為魏收所親見。《島夷蕭衍傳》之所以對此不著一墨，乃是緣于北齊的對梁政策—以藩屬對待蕭綸、蕭繹、蕭方明，《魏書》編撰自要遵循北齊政策。

早在侯景亂梁之前，東魏即已偵知事態(tài)的發(fā)展，“文襄（高澄）遣行臺尚書辛術(shù)率諸將略江淮之北”。但從武定六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至武定七年（549年）五月梁武帝崩殂的九個多月時間里，東魏正處于魏齊易代的前夕，主政者高澄不僅忙于掃除禪讓的阻礙勢力，而且高澄親自率領(lǐng)“傾國之師”與西魏戰(zhàn)于穎川，戰(zhàn)事從武定六年（548年）八月延至武定七年（549年）六月，幾乎與侯景圍困建康的時間相當(dāng)，東魏并無余力積極經(jīng)略江淮之北。《魏書·孝靜帝紀》云武定七年（549年）“衍江北郡國皆內(nèi)屬”，主要發(fā)生在三月侯景克建康之后。東魏奪取蕭梁江北之地依靠的是郡國的主動歸附。

武定七年（549年）八月高澄被刺殺，遲至次年正月高洋才為之發(fā)喪，這表明東魏內(nèi)部經(jīng)歷了長達五個月的激烈斗爭，其斗爭結(jié)果是，高洋于同年五月在爭議中接受禪讓，完成了魏齊易代。這一階段正是侯景立蕭綱為帝的時段。簡文帝雖然崩于大寶二年（551）十月壬寅，但北齊文宣帝高洋早在此前一年九月便“詔梁侍中、使持節(jié)、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文宣帝詔書中蕭綸的官爵為梁所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為簡文帝大寶元年（550年）呈郢州刺史南平王蕭恪所上，蕭綸“于是置百官，改廳事為正陽殿”，自擬于君主。文宣帝詔書以蕭梁官爵相稱蕭綸，又命之為梁王，這表明北齊承認梁武帝的法統(tǒng)，但卻無視簡文帝的即位，轉(zhuǎn)而視蕭梁為藩屬，由其任命梁王。這實際上是否定了天保元年（550年）五月北齊建立以后蕭梁政權(quán)的獨立存在。

文宣帝選立蕭綸為梁王，有蕭綸主動的一而。天保元年（550年）九月蕭綸為蕭繹部將王僧辯所敗，主動遣使請和于齊，故為齊所冊封。在東魏北齊有關(guān)蕭梁的情報認知中，蕭綸被視為強藩。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紹宗的檄文中便特意指出蕭綸在蕭梁諸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皇位的凱覷之心（“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佷”）。北齊對待蕭梁的政策是，建立一個符合北齊利益的藩屬政權(quán)，而對蕭梁江淮之北的領(lǐng)土則盡力納入版圖。如果對比以后西魏以后梁為藩屬，鯨吞益州的戰(zhàn)略，便會發(fā)現(xiàn)二者對待侯景之亂后蕭梁的策略其實具有極強的相似性。

據(jù)《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二年（551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但此次通使卻是由北齊主動派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蕭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北齊之所以主動遣使江陵，乃是因為蕭繹已經(jīng)在與蕭綸諸藩的角逐中勝出，且成為侯景勁敵。三月己未，文宣帝“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jié)、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轉(zhuǎn)而視蕭繹為梁實際統(tǒng)治者。蕭繹于次月遣使北齊，似是對北齊除授予以積極的回應(yīng)，《北齊書·文宣帝紀》以朝貢書之（“梁王蕭繹遣使朝貢”）。此后蕭繹又于十月“遣使朝貢”，當(dāng)月發(fā)生了侯景殺簡文帝、王僧辯等勸進蕭繹、益州長史勸進武陵王蕭紀等大事。蕭繹遣使旨在獲得北齊的支持。天保三年（552年）三月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蕭繹的皇位繼承權(quán)得到北齊的承認。在北齊的敘述中，“梁主”的即位合法性源自于北齊詔書。

天保三年（552年），“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即帝位于江陵，是為元帝，遣使朝貢”。按《梁書·元帝紀》，梁元帝即位時間為承圣元年（北齊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十一月丙子。辛巳、丙子間隔五日。按《北齊書》文意，梁元帝即位不久便遣使北齊，以此敘述梁的藩屬地位。

對于梁元帝與北齊的交往，《周書·于謹傳》認為是雙方“將謀侵軼”西魏所致。然而，梁元帝即位之初尚有賴于西魏支持，所謂“將謀侵軼”已是次年（553年）八月失益州以后的事情。梁元帝著眼點在于蕭梁內(nèi)戰(zhàn)，故結(jié)好西魏、北齊以自固，但是當(dāng)他戰(zhàn)勝武陵王蕭紀、下詔移都建康之際，不僅與西魏的關(guān)系而臨惡化，而且與北齊的關(guān)系也急轉(zhuǎn)直下。北齊不愿見到蕭梁局勢穩(wěn)定，故于天保四年（553年）九月主動發(fā)起對梁戰(zhàn)爭?！褒R主高洋遣郭元建率眾二萬，大列舟艦于合肥，將謀襲建業(yè)，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眾繼之。”此戰(zhàn)北齊的目標是占領(lǐng)建康、建立以湘潭侯蕭退為主的新政權(quán)。在北齊所出動的軍隊方而，郭元建為侯景舊部、步大汗薩為爾朱氏舊部、東方老為河北世家大族高昂舊部。在文宣帝以六鎮(zhèn)余眾為軍事基礎(chǔ)的國策中，這些軍隊屬于要被清除的對象，故被用作改換蕭梁朝廷的賭注。

梁元帝在得到鎮(zhèn)守建康的陳霸先馳報后，部署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于東關(guān)擊敗北齊軍隊。天保四年（553年）閏十一月，梁元帝再度遣使聘齊。萬繩楠先生認為梁齊通使的背景是西魏占領(lǐng)益州，梁元帝意圖援引北齊牽制西魏以收復(fù)失土。與西魏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故而即便經(jīng)歷了北齊南襲建康之戰(zhàn)后，梁元帝仍要及時遣使與之修復(fù)關(guān)系?？梢哉f在梁齊關(guān)系中，占據(jù)主動地位與優(yōu)勢地位的始終是北齊。

隨著梁與西魏關(guān)系的惡化，西魏于天保五年（554年）十一月攻陷江陵，梁元帝死于國難之中，王僧辯、陳霸先以蕭方智為太宰、承制，蕭梁皇位實際上空缺。北齊抓住這一時機，于天保六年（555年）正月“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為梁主，遣尚書左仆射、上黨王渙率眾送之”，試圖再建藩屬于北齊的蕭梁政權(quán)。五月丙午，蕭淵明即皇帝位，六月戊寅，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北齊。文宣帝六月壬子詔書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逷彼炎方，盡生荊棘。興亡繼絕，義在于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泵鞔_梁為北齊的藩屬。

北齊的政策最終沒有獲得成功，它直接引發(fā)了王僧辯與陳霸先之間的矛盾，推動了梁陳易代。盡管如此，北齊自建立之日起對梁政策卻始終一貫，魏收撰寫《島夷蕭衍傳》正是這一政策的展現(xiàn)。天保五年（554年）三月魏收上奏《魏書》本紀、列傳時，梁元帝政權(quán)尚存，但在魏收的敘述中，蕭梁統(tǒng)治己隨侯景之亂而告終結(jié)。不僅如此，《島夷蕭衍傳》將侯景之亂對建康的破壞視作江左王朝的滅亡。

“初，城中男女十余萬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

“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為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shù)十萬口，加以饑謹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為丘墟矣?！?/span>

“天亡之也”“江左遂為丘墟矣”這些斷言不僅是用以描述蕭梁的滅亡，亦是用以表述江左王朝的終結(jié)。而伴隨魏朝終結(jié)、江左王朝終結(jié)的，正是北齊的興起?！秿u夷蕭衍傳》的敘事最終指向了頌揚北齊的天命。

《島夷蕭衍傳》在《魏書》中占有較為特殊的地位，所述蕭梁歷史不僅為編撰者魏收所親見并親身參與，而且從時段上看，蕭梁歷史與北魏衰亡、北齊建立的過程相始終。因而，《島夷蕭衍傳》的撰寫除了與《魏書》中其他江左王朝本傳一樣旨在彰顯其僭偽性、地方性及民族性之外，還隱含以梁魏關(guān)系史論述魏齊易代、以侯景之亂論證北齊一統(tǒng)南北的現(xiàn)實政治考慮。

《魏書·島夷蕭衍傳》所記主要為四事：齊梁易代、梁魏戰(zhàn)爭、梁魏通使、侯景之亂。四事之中，齊梁易代著墨甚少，這并非是緣于情報缺乏，而是在以北魏為正統(tǒng)的歷史敘述中，江左諸政權(quán)被看作是斷裂的、碎片的存在，《魏書》在體例上不將其合傳，不愿過多著墨于南朝政權(quán)更迭的原委。

《島夷蕭衍傳》所述“蕭梁——北魏”“蕭梁——東魏”關(guān)系形成對照。前者被敘述為因蕭梁挑釁引發(fā)的戰(zhàn)爭關(guān)系，《魏書》的史實剪裁及敘事策略旨在展現(xiàn)北魏之“威懷”。后者則被敘述為因蕭梁“朝貢”而建立的和平關(guān)系，聯(lián)系《魏書》的編纂背景，這一敘事著眼于梁使入鄴的巨大影響力，將蕭梁遣使解讀為高氏德行的重要象征。“蕭梁——北魏”“蕭梁——東魏”關(guān)系的對照性隱含著論述魏齊易代合理性的意圖。

《島夷蕭衍傳》將侯景之亂歸結(jié)為梁武帝個人的德行與能力所致，認為蕭梁“兵權(quán)在外”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及梁武帝子孫離心離德是其滅亡的根本原因，《魏書》這一認識為東魏北齊的官方判斷。

《島夷蕭衍傳》將梁朝的存續(xù)與梁武帝個人統(tǒng)治視為一體，以梁武帝統(tǒng)治的終結(jié)作為時間下限。這一斷限固然以魏祚終結(jié)為時間坐標，但同時也是源自北齊的對梁政策。北齊除將江淮之北的領(lǐng)土盡力納入版圖之外，還試圖建立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藩屬政權(quán)，故而先后立蕭綸、蕭繹為梁王。梁元帝遇難后，又力保蕭淵明即位?！段簳返臄⑹铝稣c這一政策保持一致，《島夷蕭衍傳》將侯景之亂對建康的破壞視作江左王朝的滅亡，最終指向了頌揚北齊一統(tǒng)南北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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