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戊戌變法120周年，這兩場變法維新運動的成敗，可說決定性地影響了中日兩國在近代的命運，其余波至今未息。很多國人所不知道的是，戊戌變法本身就曾深受明治維新的影響，曾著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等書的孔祥吉就明確說：“對晚清歷史影響深遠的百日維新，就其實質來說，是一場模仿明治維新的改革運動?！比欢煨缱兎ú粌H比明治維新晚了三十年，并且還失敗了，兩國自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或者倒不如這么說，中國變法自強是不足為怪的，因為近代試圖由此擺脫殖民地命運并躋身列強的非西方國家?guī)缀醵际×?，唯一的例外就是日本?/p>

　　對日本來說，在經(jīng)歷了太平洋戰(zhàn)爭的戰(zhàn)敗之后，明治時代的成功現(xiàn)代化也顯得更熠熠生輝，比昭和時代更為正面積極，正如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所形容的，那時的日本是“坂上之云”(順著山坡向上爬升的云)。不過，去年、今年我兩度踏足日本，從有限的見聞來看，日本人對明治維新的記憶還有著相當復雜多元的側面，這其中不僅是對當時“開眼看世界”的欣喜，也有各地對明治維新的不同理解和記憶。

　　地方化的記憶

　　給人印象最深的一點是：日本各地對明治維新150周年的紀念活動明顯熱冷不均。去年春到日本，在廣島和北九州的小倉、門司都還沒看到紀念明治維新的一絲痕跡，可是在山口縣首府所在的山口市，已經(jīng)提前一年掛出彩旗、貼出招募海報和籌備活動通知，開始大張旗鼓為明治維新150年做熱身了，口號是相當自豪的“明治維新策源地”。這當然也不奇怪：山口縣當年便是倒幕并主導明治維新最積極的長州藩，由此在日本政壇取得了長久的優(yōu)勢，雖然其人口僅占全國1%強，但出身于此的首相卻是全日本第一(當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是)，甚至還超過人口比它多十倍的東京都。

　　今年的狀況也是如此：佐賀(原肥前藩)、鹿兒島(原薩摩藩)對明治維新的紀念活動熱火朝天，讓人感覺那是這些地方歷史上最為輝煌、也最值得記憶的一頁，而在明治維新之后近百年來的歷史反倒湮沒無聞;四強藩中的土佐(今高知縣)不在我的行程中，但想來也相差不遠。在山口縣的萩市博物館內，甚至還有“平成薩長土肥聯(lián)合”的標語，倡議這四縣當下在這一議題上的合作。相比起來，其它地方對明治維新的紀念則冷淡得多：在我們一路經(jīng)過的福岡縣久留米市，都未看到值得一提的紀念活動。熊本縣的八代、水俁、蘆北、人吉等城市倒略涉及到了那段歷史，但談的卻是西鄉(xiāng)隆盛等人反對維新運動的西南戰(zhàn)爭遺跡。我的另一些朋友在岡山、高松、鐮倉等地周游，也都沒看到明治維新的紀念活動。

倒幕四強藩

　　至于去越后、青森、福島等東北地方的，那就更是如此了，因為在那些地方的人們心目中，“明治維新”本身就是受難史。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發(fā)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新政府軍與幕府軍爆發(fā)持續(xù)五個月的戊辰戰(zhàn)爭。在這場戰(zhàn)爭中，東北奧羽越諸藩組成同盟支持幕府，在戰(zhàn)敗后被視為“朝敵”和“賊黨”，在明治時代長期受到排擠、歧視，當?shù)爻錾碚咴谡纳w、發(fā)跡均深受阻礙，當時甚至還有“白河以北一山百文”這一對東北地域的侮辱性稱呼，意指當?shù)厝艘晃牟恢?。這一記憶至今未能磨滅，因而在西南四強藩大張旗鼓紀念“明治維新150周年”之際，東北的新瀉縣、福島縣、宮城縣等地則針鋒相對紀念“戊辰戰(zhàn)爭150周年”，有些甚至提早一年就開始了——去年福島縣會津若松市就已在準備“戊辰戰(zhàn)爭150年 藩士慰靈”活動了。

　　對會津若松來說，明治維新帶來的首先是“受難”與“恨”，他們記憶的是抗拒這一變革時的“勇氣與不屈之魂”(勇気と不屈の魂)。會津藩的首代藩主松平正之是德川幕府二代將軍秀總的庶子，對會津藩來說，德川將軍家是祖先，是不能推翻的政權，正因此，它在戊辰戰(zhàn)爭中抗拒到底，在此地的戰(zhàn)斗最為慘烈悲壯。戰(zhàn)敗之后，以長州藩為主的政府軍禁止會津人收葬死者尸體，任其腐爛，甚至有人因埋葬死者而被收押入獄，藩士家族全部被流放到北部蠻荒之地青森。因而有一個說法：對會津若松人來說，“戰(zhàn)爭”讓他們想到的并不是太平洋戰(zhàn)爭，而是戊辰戰(zhàn)爭。整場戊辰戰(zhàn)爭中，以會津戰(zhàn)后對戰(zhàn)敗方的凌辱最為殘忍，而另一支薩摩藩為主的政府軍卻在擊敗莊內藩后作出了寬大處理——盡管雙方原也有舊怨，因為幕末時薩摩曾糾集浪人在江戶挑起事端，試圖由此獲得倒幕的正當理由，當時幕府惱火之下便命令莊內藩等攻擊薩摩藩邸。因而會津若松與鹿兒島市已結為友好城市，但1986年原長州藩首府萩市認為“一百二十年都快過去了”，提議與會津若松和解時卻遭到拒絕，會津若松人的答復是：“那另一個一百二十年還沒過去?！?/p>

　　僅此大抵可見日本各地對明治維新記憶的紛繁復雜，那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化了，各地對此都有自己不同的記憶與理解——對東北的一些縣市來說，甚至都不愿意提“明治維新”的字眼，會津若松市今年只在市博物館做了戊辰戰(zhàn)爭的特展，沒有“明治維新”。反過來，即便是在佐賀、鹿兒島這樣對明治維新引以為傲的地方，民眾對那些紀念活動看來興趣也不是很大，在佐賀的幕末維新博覽會所吸引到的參觀者遠不如場外花火大會相關表演吸引的人多。更進一步說，在日本各地原本就有很多紀念物，作為地方特色來招攬游客，以至于對佐賀、鹿兒島而言，明治維新的紀念在某種程度上只怕也是“地方特色”之一。

　　因此，這些紀念活動不僅是高度地方化的，甚至給人感覺是相當碎片化的，人們都是透過本地的“眼鏡”來看待明治維新。例如：在鹿兒島看到的明治維新人物，幾乎全都是當?shù)爻錾碚?唯一的例外是曾和妻子一起來鹿兒島旅行的坂本龍馬)，但凡提到明治維新時的革新進步之舉，也都是就鹿兒島本地而言;而到了佐賀又只談本地在當年的風云人物與突出事跡，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雖號稱“明治維新三杰”，但由于不是佐賀本地人，就根本看不到蹤影。的確，佐賀的幕末維新館在回顧歷史時也會提到近代開國時長崎港所扮演的角色，但那恐怕是因為長崎在當時還是肥前藩的一部分，到后來才劃出去成為長崎縣。即便是當時的技術進步，也都大抵只談本地的：佐賀講自制的西式軍艦凌風丸，到鹿兒島看到的便是“日本最初洋式軍艦”升平丸。

佐賀凌風丸

　　在這樣一種自我形象認知中，“明治維新”常常變成各地將自己塑造成開放領先者的“加分項”。在山口縣萩市的松陰神社內，有一塊巨石，刻著“明治維新胎動之地”八字，顯然自視為發(fā)祥地。佐賀縣突出本地明治維新時的“七賢人”，將他們稱作時代先驅的偉人，是現(xiàn)代國家的設計者(近代國家の設計士たち);并提出了一個口號：“當年佐賀放眼世界，如今佐賀展望未來”(その時、佐賀は世界を見ていた。そして今、佐賀は 未來を見ている)，將明治維新的歷史用在了激勵當下。鹿兒島市同樣強調“放眼世界的薩摩”，并專門建造了一座“維新故鄉(xiāng)館”(維新ふるさと館)，以突出鹿兒島是“孕育出維新偉人的城市”(維新の偉人を生んだまち)。在鹿兒島中央車站廣場前，還樹立著當年第一批出國留學的薩摩少年群像，顯示鹿兒島在當時領日本風氣之先——但這背后真實的故事是：1865年的薩摩藩還存在著強烈的排外情緒，這批被派遣到英國學習的少年不得不使用假名秘密離國。

　　固然，在中國也會有對鄉(xiāng)土歷史的傾向，但這種“歷史記憶地方化”的現(xiàn)象之所以在日本特別明顯，當然也是因為在日本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幕藩體制帶有某種“聯(lián)邦制”的特性，人們高度認同的是“本藩”而不是整個日本，戰(zhàn)后的地方自治制度可說是它的歷史延續(xù)。由于目光聚焦在地方，這些展覽中即便提到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意義，大體也是“我們曾在推動日本變革中起到巨大作用”這樣一種視角。毫無疑問，這樣的取向中不會提到明治維新對日本境外的影響——但這確實曾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亞洲很多國家。不僅是戊戌變法，孫中山當年在日本避難時也曾說：“明治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明治維新的第二步?！薄秳驏|南亞史》也曾提到，明治維新曾“鼓舞了大批東南亞的政治活動家，尤其是越南和菲律賓的政治活動家”。

　　說起來吊詭的是：明治維新的模式在當時之所以吸引東亞和東南亞諸多鄰國的革命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其保守性——它借鑒西方經(jīng)驗保護本國傳統(tǒng)，也就是說人們內心深處是“要現(xiàn)代化，但不要西化”。這種變革是在沒有劇烈破壞傳統(tǒng)的情況下實現(xiàn)的，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學者Seymour Broadbridge甚至強調明治維新“現(xiàn)代部分的成功乃是由于立腳于傳統(tǒng)部分之故”。按照中國的革命歷史論述，這常會被看作是“不徹底的”，但其實倒不如說是好壞參半的：它既保證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變革之間的連續(xù)性，避免了大規(guī)模破壞傳統(tǒng)帶來的異化，與此同時又使日本社會呈現(xiàn)出保守化的總體傾向。政治學者中村敏子曾說過：“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力求做到既效仿外國的社會制度，又不劇烈改變密切的人際關系。結果我們永久地擁有了這種雙重社會結構。社會的外部結構是西方的，內部卻是日本的?！?/p>

　　梅棹忠夫在其1986年所著的《何謂日本》一書中曾說：“講到日本的近代化問題時，人們常常只強調明治維新的革命性一面，而我總是要強調它連續(xù)性的一面?！北M管這在學術上很能說得通(畢竟沒有任何革新是像宇宙大爆炸那樣憑空產生的)，但公眾看來還是對它變革的那一面印象更深。在公開的展出中，常?？吹降囊粋€敘事是：經(jīng)歷了鎖國的日本，在長期醞釀之后，終于打破了昏沉沉的蒙昧狀態(tài)，使整個國家面貌煥然一新。

　　這種角度很自然地不是強調明治時代與此前的共通性，而偏重近代生活如何不同。當然，這種“近代體驗”的例子極多：明治時代首次開通了鐵路(1872)、開放了面向民眾的公園(上野動物園，1882)、建造了52米的高樓凌云塔并安裝了日本首部電梯(1890)，當下很多普及的事物在當時都是極為新鮮時髦的——1893年，外國進口的自行車價格相當于普通警官月薪的25倍。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在《明治維新生活史》中，對當時日本日常生活的種種變化都做了細致入微的敘述，這本身確實也是許多人所感興趣的。長崎的明治維新150年紀念便偏重對“近代都市”新景象的描繪、當時近代工業(yè)的遺產，還將2018年的長崎與1868年的長崎作了對比，以突出長崎作為當時日本對外窗口、領風氣之先的形象，以及現(xiàn)代化的成效;滋賀縣長浜市在明治維新主題的展覽中同樣側重城市生活的現(xiàn)代化——這也不意外，因為“近江商人”自戰(zhàn)國時代以來便聞名全國，長浜一向商業(yè)氣息濃厚，其城市建筑在日本也號稱“西日本近代建筑萬花筒”。因此，在這里，即便是明治時代生活的現(xiàn)代化，其實仍是與地方特色結合而推出的“主題策劃”。

　　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些歷史回顧中，大體上都將明治時代的現(xiàn)代化進程視為一件“好事”，在人們的記憶中無形中被美化了。盡管前些年經(jīng)濟不景氣時，日本社會也曾彌漫著一種對江戶時代的懷舊氣氛，認為當時的日本和平安寧，還不必像黑船來航之后那樣驚破太平夢，艱難革新，到世界上去討生活;不過，在公開的展覽中我的確不曾看到對明治維新的批判性反思。2015年“明治日本產業(yè)革命遺產”成功登錄世界遺產名單，其中除了巖手、靜岡的兩處外，無一例外均位于九州和山口，主要都在倒幕強藩的轄境內。這對日本人來說意味著近代工業(yè)化的輝煌，然而其中有九處工礦設施都曾留下當年被強征的朝鮮勞工的血淚，尤其軍艦島曾有100名朝鮮勞工在此遇難，因而日本剛一申遺就遭到韓國政府的抨擊。

　　對深受日本近代軍國主義之害的東亞鄰國來說，明治維新的意味很不一樣：日本軍國主義毫無疑問與明治時代的現(xiàn)代性無法脫離干系，其基礎便是明治時代引入德國軍事制度后奠定的，而一個對外擴張的日本也正是在此時逐漸成形的。和同時代的德國一樣，日本的自強統(tǒng)一與對外軍事勝利，產生了一個重要后果：讓君主和傳統(tǒng)統(tǒng)治階層(在德國是容克地主，在日本則是武士)重獲威望。如果說“在德國完成現(xiàn)代化的同時，現(xiàn)代社會中過時和經(jīng)濟上處于衰退的元素再次得以興起”(《金與鐵》)，那么在日本也是如此。但有所不同的是，在1945年戰(zhàn)敗后，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批判性的觀點都成了社會主流，人們開始意識到正是1862-1871年間俾斯麥的勝利，或多或少地導致國家后來走向納粹主義;然而在日本，明治維新的記憶沒有指向軍國主義，更未指向1945年的戰(zhàn)敗，倒仿佛是現(xiàn)代日本國家尚未被那些愚蠢的軍國主義分子搞糟的美好童年。這或許是隱藏在看似紛繁多元的歷史記憶背后的更深層記憶。

　　英雄，誰是英雄

　　在日本歷史上，從黑船來航(1853)到明治維新(1868年起)的這段時間是一個風云時代，涌現(xiàn)出了許許多多個性鮮明、引領時代的英雄人物，這一點大概只有應仁之亂后的戰(zhàn)國時代(1467-1585)差堪比擬。很多人在想到明治維新時，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這些人，他們是維新政治的道成肉身。

　　這些人的共同特點之一，是都很年輕：培養(yǎng)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鼓吹“皇國史觀”的吉田松陰，在被囚去世時年僅29歲;創(chuàng)設奇兵隊的高杉晉作在明治維新前夜去世，不過28歲，比他晚半年去世的坂本龍馬時年31歲;1868年明治維新正式開始，此時巖倉具視43歲、西鄉(xiāng)隆盛40歲、大久保利通38歲、木戶孝允35歲、板垣退助31歲、大隈重信/山縣有朋均為30歲、伊藤博文27歲，第一個在歐美獲得學位的日本人新島襄才25歲。相比起暮氣沉沉的大清帝國，當時日本的政治精英是一個相當朝氣蓬勃的群體。

　　這些人的另一個特質，是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家的地位略高外，坂本龍馬出身于土佐寒微鄉(xiāng)士家庭，西鄉(xiāng)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來自小姓與(koshō gumi)家庭，屬于薩摩藩中級武士的最低一級，按幕府的政治體制，他們根本連與天皇直接交談的資格都沒有，巖倉具視雖是公卿，但在朝廷正式會議中也沒有發(fā)言身份。長州藩也一樣：自天保改革(1841年)之后的長州各派領袖都是收入低微的平侍：村田清風，91石;周布政之助，68石;坪井九右衛(wèi)門，100石;椋梨藤太，46石。長州藩在明治維新中占據(jù)核心地位，躋身明治政府的要人中有很多人曾在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中學習過，而松陰當時的一個重要理念便是“草莽崛起”，寄望來自底層的志士起來改變腐敗的幕府與諸侯，建立新日本。

　　他們在政治上確實成功了，但是否受到后人喜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伊藤博文作為明治九元老之一，曾四次組閣，不過他的故居頗為冷清，也很少看到他的形象在山口縣的公共場所出現(xiàn)。相比起來，在明治維新前夜遇刺身亡的坂本龍馬，卻是日本無數(shù)書籍、動漫、影視劇乃至游戲中的超級英雄，在前些年還曾被選為日本歷史上最受歡迎的人物，在“明治維新十二人組”啤酒中以他名字命名的也是最暢銷的一種。這未必是他本身做出了多大業(yè)績(他死后明治政府追贈正四位，并不算高，而西鄉(xiāng)隆盛是正三位，大久保利通正二位)，倒不如說是人們對他的形象更為偏愛。

　　坂本龍馬

        從真實的歷史來看，坂本龍馬的推動作用也確實有限。日本歷史學家小島毅便曾指出，即便在他去世之后的“明治維新之初，坂本龍馬并不那么著名。雖然他促成了薩長同盟，應該功勞不小，但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或木戶孝允皆未曾稱許他的功績。即使是他的老師勝海舟，也沒有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他。土佐藩中認識他，并且日后成為明治政府要員的人，也不太關心坂本龍馬的事跡”。但這些都并不妨礙他成為日本人特別喜愛的歷史人物，因為他們并不完全是根據(jù)其功過來評判歷史人物，而是他的“個性”與“精神”。正如William G. Beasley在《明治維新》一書說到當時這些維新志士時所說的：“事實上，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與其說是出于對激進政治的獻身精神，倒不如說是由于年輕人的血氣方剛：一種冒險的意識，一份迫不及待的沖動，一股為追求更高理想而拋棄傳統(tǒng)道德的愿望。坂本龍馬就具有所有這些品質?！?/p>

　　其他人物的身后之名也是如此。近些年來的一個新變化是：那些原先在明治維新中被認為所起作用不那么大的貴族上層，開始回到人們的視野中心。在山口縣博物館，幕末長州藩主毛利敬親在群像中位居最高處;在佐賀的幕末維新博覽會，當時肥前藩主鍋島直正的形象居于中心，而他的雕像也已在本丸歷史館外高高樹立起來，從四周浮雕的內容看，儼然當時諸如反射爐、海軍制造所、種痘等新技術都是在他主導下引進的。在鹿兒島，三代藩主島津氏均備受推崇，甚至十三代幕府將軍正妻天璋院篤姬也進入了公共視野，其卡通形象四處可見，2010年她的雕像在黎明館外落成，以表彰她在明治維新時讓江戶和平開城、在戊辰戰(zhàn)爭中為德川家族存續(xù)所作的貢獻。

佐賀本丸城博物館內肥前藩大炮制造所繪圖

　　這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8年宮崎葵主演的50集NHK大河劇《篤姬》的成功，這片極大地提升了天璋院篤姬在公眾中的知名度，讓人們對這位出身薩摩藩主島津家族的公主兼幕府將軍夫人大感興趣。這也迎合了這些年來人們對當時貴族生活的興趣，在佐賀關于明治維新的展覽中，其中一項便是藩主鍋島氏侯爵家的用品及藏品展。與此同時，這些貴族在當時抵觸明治維新的一面則被悄悄略過，例如薩摩藩主島津久光雖曾參與推動維新變法，但在1871年廢藩置縣觸及他自身利益時其實極為憤怒，久久不能饒恕西鄉(xiāng)隆盛和大久保利通。

　　明治維新能成功實施，大久保利通所做出的貢獻恐怕比西鄉(xiāng)隆盛大得多，西鄉(xiāng)后來還站在不滿維新政府的舊武士一邊發(fā)動叛亂，思想也頗有反對現(xiàn)代化的保守一面(他一度認為政府建設鐵路是浪費，敦促用于強化軍事);然而在鹿兒島市內，西鄉(xiāng)隆盛這個“最后的武士”的人氣明顯是壓倒性的，以他為名的大河劇《西鄉(xiāng)殿》正在熱播，在城山展望臺下的紀念品商店里，幾乎全是他的畫像和紀念品，看不到別人。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中認為：“日本人都非常同情像義經(jīng)、楠正成、四十七義士、西鄉(xiāng)隆盛這些失敗的英雄，它反映了日本人在道德觀念上有一種受虐狂意識?！边@或許不無道理，但另一點也不可忽視：盡管大久保利通也鞠躬盡瘁地推進維新變法，但他的形象遠不如西鄉(xiāng)隆盛那么具有親和力。大久保利通的雕像是一個看上去慷慨激昂的形象，而西鄉(xiāng)隆盛的典型形象卻正如東京上野公園入口處的銅像所示的，他穿著寬松的和服、木屐，牽著自己那條小狗次寅。在鹿兒島市內，看到西鄉(xiāng)隆盛的格言“敬天愛人”的概率可比大久保利通的座右銘“為政清明”高得多，后者一看就是讓人頗有距離感的做派。

　　西鄉(xiāng)隆盛在鹿兒島的受歡迎程度異乎尋常，幾乎可說是當?shù)氐拇匀?。日本人不僅為他建造了西鄉(xiāng)南洲顯彰館(1977年西鄉(xiāng)隆盛百年祭時建造)，甚至還有專門的神社，這意味著他死后已經(jīng)成神。這也不是近些年才如此，1942年的日本電影《南風·續(xù)》中就有這樣的橋段：日本人加世田在新加坡認識了當?shù)厝诵痢R普，信奉紅大教，其教祖竟是西鄉(xiāng)隆盛與柬埔寨女人的私生子，據(jù)傳西鄉(xiāng)并未戰(zhàn)死，而是逃到南洋創(chuàng)立了該教。奇妙的是，其圣堂與基督教教堂相似，圓內嵌十字的薩摩紋教徽也類似十字架，但掛在祭壇上方的圣畫不是耶穌而是西鄉(xiāng)隆盛。今年鹿兒島的旅游手冊，甚至還有一個特典“西郷どん”專門規(guī)劃西鄉(xiāng)隆盛在日本所有遺跡的行程路線，以滿足那些特別崇拜他的游客需求。

　　中國和韓國游客對他的感受可能復雜得多，不僅因為西鄉(xiāng)隆盛強烈主張對外擴張，也因為西鄉(xiāng)隆盛的西南戰(zhàn)爭本身就旨在發(fā)動“二次維新”，這正是后來從三島由紀夫到“平成維新”的日本右翼一直在使用的宣傳口號。事實上，荒原樸水在《大右翼史》中就曾說：“人說右翼的源流始于西鄉(xiāng)南洲?！睂Υ?，小島毅也分析過日本人的心理：“在當下的輿論中，西鄉(xiāng)與板垣被認為是站在人民這邊，被視為英雄;巖倉和大久保則被認為站在體制那邊，變成了令人厭惡的壓迫者。但是別忘了，前者才是積極推動‘征韓論’這一侵略政策的人。其實，巖倉與大久保也沒有要與朝鮮國永遠保持對等的友好關系的想法，他們之所以反對‘征韓論’，只是認為當時日本不宜發(fā)動軍事行動罷了?！币簿褪钦f，日本人對這些人物的評價更多是感性的，看重的是他們是否具有親和力、是否站在民眾一邊，但對其政策利弊則放到一邊。

　　當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也常常如此，尤其是電視時代的選舉，選民們常常下意識中與其說是“投票給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倒不如說是“投票給我喜歡的候選人”。但日本人的心理特點在于：他們有時還確實更喜歡那些失敗的英雄、壯志未酬的人物。根據(jù)藤澤周平小說改編的電影《黃昏清兵衛(wèi)》(2002)、《隱劍鬼爪》(2004)中，人物生活背景均被設置在幕末時代的海坂藩(現(xiàn)實中的莊內藩，即今山形縣鶴岡市)，屬于明治維新中的失敗方，黃昏清兵衛(wèi)最終便在戊辰戰(zhàn)爭中死于新政府軍的炮火。這些雖是虛構的故事，但它們的大紅則顯然是因為微妙地契合了觀眾的心理。歷史從來就不僅僅是歷史，這些長久活在人們心目中的歷史人物，倒不如說一面鏡子，折射出群體在不同時代的心理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