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帖學與碑學，風格面貌和創(chuàng)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實現(xiàn)這種轉(zhuǎn)變，不是一件易事?！蔽峙d華指出，中國書法史上有一個現(xiàn)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遭受挫折時都會親近書法，以書法來排遣愁悶，療治精神創(chuàng)傷，于右任也逃不出這種宿命。

1918年至1922年，于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與北洋軍閥作戰(zhàn)，悲觀之際，他開始學碑法。訪碑，臨碑，則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陜西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漢魏六朝石刻隨處可見，促使他的書風向碑學轉(zhuǎn)變。

1921年間，據(jù)《于右任年譜》記載，“先生開始購置碑石墓志。”1924年至1927年間，于寫了很多墓志作品。而《總理遺囑》是他從魏碑走出貼學(楷書)的代表之作，書風跌宕獨具的個人風格逐步形成。

為了表現(xiàn)金石氣息，于在用筆上追求縱橫揮灑，自然跌宕。一如他所言：“起筆不停滯，落筆不作勢，純?nèi)巫匀??！睅捉?jīng)探尋，1928年后，其新的書體被創(chuàng)新出來。

對此，沃興華點評：
?
?“清以來，帖學大壞，碑學興起，經(jīng)過趙子謙、康有為等人在結(jié)體上橫向取勢，左右拓展字形，恢弘博大初現(xiàn)。而到于右任手中，他在前人基礎上，又強調(diào)體勢與結(jié)構(gòu)造型，因不穩(wěn)而產(chǎn)生拙樸的趣味，標志著清初逐漸興起的碑學到此臻于極致。”

1932年是于書法發(fā)展的又一轉(zhuǎn)折期，沃興華指出，有三件標志性的大事。
?
?一是《右任墨緣》出版，匯集了碑版行書的代表作品；
?
?二是，于認識王世鏜(1868-1933年，天津人，著名章草書法家)興趣從行書轉(zhuǎn)向草書；
?
?三是，成立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四大原則，倡導“標準草書”運動。

從于1938年所書《文天祥<正氣歌>》(六屏)可見，以標準草書寫之，線條流暢，字形簡約，結(jié)體開闊，從橫勢變縱勢，是他的典型代表書作之一。“

應該說，1932年至1949年，于右任的草書因為有這種追求而沒有完全標準化，表現(xiàn)出一種強力的探索勇氣、精進的發(fā)展勢頭和蓬蓬勃勃的生命氣象。”沃興華認為。然而，隨著1949年，于右任到了臺灣后，晚年書法的藝術遺憾亦隨之而來。

晚年選擇上偏向于章草，并認為它有“三長”，而這三長恰恰都是違背書法藝術精神的

于生前最后一任秘書胡恒先生說：“自1949年先生到了臺灣后，直至先生仙逝為止，其書法再無太大變化了?！倍笕嗽谠u定標準草書方面，爭議亦未有停歇。

姜壽田認為，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國書壇一直為沈尹默(1883年-1971年，浙江吳興人。以書法聞名，民國初年，書壇就有“南沈北于”之稱。)海派帖學所籠罩，碑學已被全面遮蔽。而于右任的碑草書及轟轟烈烈的標準草書運動幾乎被歷史忘卻。

于首創(chuàng)的“標準草書”，雖是站在極高的審美觀來選定的“標準符號”，對于后學者在入門上難度降低，變得“有章可循”。

但為何于的創(chuàng)新書體會落寞？
?
?沃興華認為，晚年身在臺灣，于的草書局限在了標準草書之內(nèi)，即選擇上偏向于章草，并認為它有“三長”(利用符號，一長也；字字獨立，二長也；一字萬同，三長也。)而這三長恰恰都是違背書法藝術精神的。

如何理解？
?用祝枝山(明代四杰之一)所言解釋或更貼切：“情有輕重，則字之斂疏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倍谄糜谌L，或是給自己無形中定了個框。

這一遺憾，于右任在暮年時分也是深深自知。1963年，他說：“延濤(劉延濤，1908—2001年，著名書畫家、書法理論家)作我的年譜已成，我后段太不爭氣，年譜不生色，為世人所輕?！?/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