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什么考古學爭論，比夏文化更有吸引力了。正如許宏所說，從司馬遷開始，王朝之始，就一直是中國人拂不去的夢。

當了20年河南二里頭考古隊長的許宏，自認是眼下中國學界“極少數(shù)”抱“疑古”態(tài)度的人。他認定，二里頭文化是最早的中國，但也始終強調(diào)，在沒有如甲骨文這樣過硬的材料出土前，不可輕易言“夏”。

現(xiàn)代史學上的“疑古”，始于上世紀20年代由史學大家顧頡剛等人倡導的“古史辨”運動，之后100年中，圍繞這個問題，學界主流觀點數(shù)次變化甚至反轉(zhuǎn)。到上世紀末，聲勢浩大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通過文獻梳理，將夏代紀年大致確定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可這也僅是權衡各方觀點得出的暫時結論?！拔渫醴ゼq”是確定夏商兩朝的重要時間點，但根據(jù)不同學者對文獻的理解，光是關于這一事件的年份就有44種說法，前后相差112年。

從考古實物來說，二里頭文化的最新測年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30年，部分與此前被認定的夏代紀年重合。盡管考古學家在二里頭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wǎng)、最早的宮城，二里頭文化也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但那么多考古發(fā)現(xiàn)，依然無法讓所有人心服口服。這恰恰凸顯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困境：古史文獻的描述與考古實物之間，始終無法完全對應，缺少一項直接、可見的實物證據(jù)作為連接——如殷墟甲骨這樣的出土文獻。1928年殷墟發(fā)掘后，正是甲骨文與傳世文獻的互證，確鑿無疑地證明了商代的存在。

100多年前找到甲骨文的好運氣，再也沒有降臨到研究者身上，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只能對著考古探方干瞪眼。

最近，又一本大部頭的夏代研究專著出版，考古學家孫慶偉的《鼏宅禹跡》，欲以50多萬字“重構夏代信史”。這本書在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fā)又一輪關于夏的爭論。在它出版前后，“信古派”孫慶偉與持“考古學本位”的許宏先后三次在會上面對面爭論，北大著名學者李零、朱鳳瀚、趙輝、徐天進等也參與其中。兩人幾乎每次公開碰面，都火花四射，針尖對麥芒。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

三聯(lián)書店2018年3月版

孫慶偉反對沒有類似甲骨文這樣的材料出土，夏就無法確定。因為說到底，殷墟甲骨的發(fā)現(xiàn)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考古學家不能靠偶然性工作，殷墟的研究模式也無法復制到夏文化研究上。在歷史學的語境下進行考古學研究，是這位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的方法論主張。在書中，他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考察夏代王系、積年、都邑、族氏等問題，用“文化比較法”對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龍山時代遺存和二里頭文化進行梳理，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

“夏文化不是沒有發(fā)現(xiàn)，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睂O慶偉的北大前輩、著名考古學家鄒衡的這句話，被他在多個場合引用，并放在了書的扉頁上。

但許宏對此并不認同。這種執(zhí)拗的態(tài)度，讓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叛徒”，引起一些網(wǎng)友的憤怒。前不久，甚至有一篇網(wǎng)文建議撤掉許宏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職務，因為他沒有“夏的情懷”，“甚至有可能銷毀關于夏的證據(jù)”。談到這件事情，許宏笑得有些無奈：“我當然也希望挖出甲骨啊，還最好那上面就寫著一個‘夏’字，但在發(fā)現(xiàn)之前，我的確無法下定論?！?/p>

他甚至質(zhì)疑，關于夏的問題是不是最終可解。當一個學術課題經(jīng)歷幾十年，數(shù)次反轉(zhuǎn)，久議不決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考慮它是不是一個真問題”。與他持相似觀點的還有美國著名考古學家羅泰。在羅泰看來：“現(xiàn)在不可否認，二里頭有一個龐大國家的存在，也許就是以前提到的夏朝。但究竟是不是這樣，好像從考古學的立場來看，是無所謂的。這個階段當時叫什么名字，后來叫什么名字，好像都比較模糊。”

但很多中國人依然希望考古學能澄清“中國之始”的這片模糊?！饵喺碹E》一開篇，孫慶偉就提出了這樣的設問：“離開了這些‘鐵證’，考古學就真的對夏文化束手無策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照我說，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痹S宏的回應，同樣斬釘截鐵。

對話孫慶偉：把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排除出去，剩下的就是夏文化

找到夏文化，不一定要靠出土文獻

第一財經(jīng)：關于夏代的爭論持續(xù)了100多年，而且分歧如此之大?！饵喺碹E》出版前后，你與許宏在北大和三聯(lián)新知大會上已經(jīng)有過三次交鋒，能否說說爭論焦點在哪里？

孫慶偉：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文字是一個終極證據(jù)。許宏老師也沒說過“沒有夏”，我認為他心里也認為是有夏的。只是，證明有“夏”，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證據(jù)。他認為，需要出土的文字資料作為證據(jù)，我認為，不需要出土文字作為證據(jù)。

第一財經(jīng)：殷墟甲骨文被國際上普遍認為是確認商代信史地位的關鍵證據(jù)。你認為，夏代不需要出土的文字資料，理由是什么？

孫慶偉：第一，在上古史考古中，文字證據(jù)本身就是偶然發(fā)現(xiàn)的，不是必然的。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最早的竹簡是戰(zhàn)國竹簡，而即便是戰(zhàn)國時期，也必須是在南方特殊的埋藏環(huán)境下才能夠保留下來。更別說夏商時期，連西周、春秋都沒有出土竹簡。但事實上，商人的書寫方式和夏人、周人一樣，他們都是寫在竹簡上的。現(xiàn)在沒有商代竹簡出土，是否就意味著沒有呢？并不是這樣。我們找不到，是保存條件和材料的特性決定的。

第二，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是具有極大偶然性的。首先，殷人喜歡占卜，他們又把卜辭刻在甲骨上。其次，甲骨也非常容易保存。另外，考古學家又恰好挖到了殷墟。這里面有特別多的偶然性。

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甲骨文，是非常幸運的小概率事件，殷墟模式是不可復制的。我們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不僅是文字。你把不是這個學科研究主體的對象拿來作為衡量這個學科的標準，這本身也有失公平。

第一財經(jīng)：你新書的副標題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這可能會讓你有一定的壓力。因為大家普遍認為，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即傳世文獻與出土文字材料互證，是考古學的主流。比如，海昏侯墓出土“劉賀”的印章，確證了墓主確是劉賀。之前，考古學家們也不敢下定論，只能說“極有可能”。

孫慶偉：對。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主要是基于殷墟甲骨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一般讀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們對考古學不了解。

你剛剛說的?；韬钅梗谟≌鲁鐾林?，學界已經(jīng)基本認定這個墓是劉賀的了。印章出土之后，只不過再添一重證據(jù)。而之前，考古學家其實并不需要地下出土的文字資料，也能認定，那就是海昏侯墓。

關于夏文化，出土文字資料就好比是口供。但是你沒有口供，難道就無法定罪了嗎？這時候，需要有強有力的、完整的證據(jù)鏈。在這個基礎之上，沒有口供也能定罪。我也希望夏文化能夠有文字材料出土，但并不是說沒有這一項材料，我們就不能下判斷。

第一財經(jīng)：你對夏文化的研究，強調(diào)的是幾種證據(jù)的交叉對照，其中不僅包括考古材料，還有傳世文獻。

孫慶偉：對，一定要多重證據(jù)綜合利用。而且，很重要的是，不能把傳統(tǒng)的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割裂開來。我認為，實際上應該在大歷史的框架下了解考古資料，這是這本書最強調(diào)的研究方法?，F(xiàn)在很多學者，尤其是考古學者認為，要把文獻和考古分開，各干各的，我認為那是錯誤的。

第一財經(jīng)：那你如何看待考古學的實證取向？比如，許多人依然期待，看到一個確鑿的實物證據(jù)，才能相信夏的存在。

孫慶偉：對夏的研究，是考古學的一個試金石。因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99%是沒有文字的。如果什么都期待文字來證明，那考古學就不成其為一個獨立學科了。并且，我認為，僅僅因為“看見”而相信，是非常粗淺的，表面上看上去比較科學，實際上是非常不科學的。事實上，我們很多的科學認識，包括自然科學，都無法真正看見。

通過辨認周邊文化，擠出“夏文化”

第一財經(jīng)：能否說說《鼏宅禹跡》一書“重建夏代信史”的邏輯？

孫慶偉：這本書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有沒有夏？第二，如果有，我們用什么證據(jù)來證明？第三，哪些考古學遺存屬于夏代遺存？

展開來說，說中國歷史上沒有夏，即便在疑古學派中也是極少數(shù)?，F(xiàn)在也幾乎沒有人說“沒有夏”，最多認為是“有待證實”。假如有人提出“沒有夏”，那么必須否定所有后來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中有關夏的記載，比如司馬遷的《夏本紀》。如果現(xiàn)在還無法完全否定司馬遷的《夏本紀》，那我們就暫且認為，夏文化是存在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證據(jù)。一般人認為，文字是證據(jù)。但我認為，如果一定要等到出土文字資料才能確定，那么考古學就無所作為了，只能坐等。但考古學家的工作僅僅是挖文字嗎？顯然不是。就像鄒衡先生說的，夏文化不是沒有發(fā)現(xiàn)，是如何去辨認它的問題。這本書中最重要的部分，講的就是怎樣去辨認夏文化。

第一財經(jīng)：你是使用了“夏墟法”，也就是通過比較周邊幾個不同的文化，將“夏文化”擠出來。

孫慶偉：對。我打一個比方，你要證明“你”是你自己，這是證明不了的，你只能證偽。也就是說，房間里只有你、我、張三、李四。那么另外三個被證偽了，被證明不是你，那么剩下那個人就一定是你。

這就是我所說的“歷史學語境下的考古學”。首先，我要分析這個時空范圍內(nèi)有哪些文化，先找到夏文化的他者，把已知的確定下來，剩下的就是夏文化。

第一財經(jīng)：但你用來排除是不是夏文化的標準是什么呢？

孫慶偉：商是一個定點。鄒衡先生很早就通過大范圍的文化比較發(fā)現(xiàn)，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兩種文化，一種是以“鬲”為代表的商文化，一種是以“罐”為主的夏文化。排除以鬲為主的文化聚落之后，剩下的就是夏文化。所以，我們要對每個遺址出土的陶器做大范圍的統(tǒng)計。

第一財經(jīng)：但為什么以“罐”為主的就是夏文化？如果它屬于另一個文化類型呢？

孫慶偉：這是有文獻可考的。我在第一章就花了大量筆墨，把史料中夏人的主要活動范圍理清楚了。

第一財經(jīng)：所以，你依然是根據(jù)文獻中對夏的記載來劃定夏文化在考古學上的時空范圍？

孫慶偉：對。商人的活動空間在哪兒？他們周邊有哪些人群？把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排除出去，剩下的就是夏文化。否則，陶罐上也沒寫著“夏”這個字啊。然后，通過碳十四測年，這個地方年代與文獻中對夏的記載大致契合。活動范圍也和文獻記載的空間范圍契合。這時候，就不需要文字材料了。

第一財經(jīng)：中國與西方不同的一點在于，中國的傳世文獻數(shù)量很多，而且質(zhì)量很高，很準確。這是中國考古學的優(yōu)勢，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但如你剛剛這樣一套基于文獻的研究方法，是否會在國際學界受到一些質(zhì)疑？

孫慶偉：外國其實有很多類似的做法。這種基于歷史文獻的考古學在任何一個文明古國都是必不可少的。當然，如果面對的歷史，文獻史料相對匱乏，考古學就會走上另一條路，也就是以人類學為核心的道路。研究的方法通常是由研究的對象所決定的。

通過牙璋，判定夏王朝的起始時間

第一財經(jīng)：就你的推斷，夏代的起始于何時？

孫慶偉：大約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也就是龍山文化晚期。

第一財經(jīng)：關于夏的爭論，多年來聚訟紛紜。你之前有一本著作《追跡三代》，是對三代考古學的一個系統(tǒng)梳理。那么，現(xiàn)在這本《鼏宅禹跡》，與前輩們相比，不同之處在哪里？

孫慶偉：寫這本書主要有一個愿望，就是發(fā)現(xiàn)原先研究的不足，去彌補它。具體來說，有幾個方面。首先就是我強調(diào)在歷史語境下做考古學研究。原來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夏都法”，就是找到一個王朝都邑，再對王朝進行研究。但現(xiàn)在，我們找不到夏都，所以很難用這種方法。還有一個是“夏墟法”，也就是在不同文化中作比較，來找出夏。但這種方法的缺陷是，無法確定王朝的起止時間。

總體來說，我用的是“夏墟法”，但是比傳統(tǒng)的“夏墟法”有所進步，有所細化和明確。

第一財經(jīng)：你說夏都很難找到。但現(xiàn)在大家普遍相信，二里頭遺址很可能是夏都。

孫慶偉：我也認為二里頭遺址很有可能是夏都，但關鍵問題是如何認定它是夏都。你怎么證明呢？沒有比較，只能靠出土文字資料證明，或者找到一個大型王陵。但現(xiàn)在兩者都沒有，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通過都邑來確定夏文化，這是有很多限制條件的。當然誰都愿意用這種方法來解決，這是因為，之前的殷墟考古太成功了，但我再強調(diào)一次，殷墟模式是不可復制的。如果沒有殷墟甲骨文，很多人也會懷疑殷墟是否商代都邑。

第一財經(jīng)：在許宏看來，考古學適合于長程觀察，很難找到王朝的絕對年代。你是通過什么方法大致確定夏的起止時間的？

孫慶偉：本來考古學是定不了絕對年代的，你只能說，在某個時期，這個地方的文化改變了。這種變化，我們通常是通過陶器來觀察。但在夏王朝的起止時間上，陶器精確度并不高。因為這是一種生活用具，對王朝變化的反映并不明顯。所以，我們就需要找一種或幾種對王朝變化敏感的器類。

第一財經(jīng)：我看你書中寫到的是牙璋？

孫慶偉：是的。我認為所謂的牙璋就是夏王朝的核心禮器玄圭，它與夏王朝的興衰密切相關。牙璋突然之間在很大范圍內(nèi)同時出現(xiàn)，這說明什么？只能說明，夏王朝建立了。

第一財經(jīng)：那么夏王朝的終結時間，你是用什么方法判定的?

孫慶偉：從幾個方面，一是二里頭遺址文化面貌的變化，二是更大范圍內(nèi)的文化變遷，三是鄭洛地區(qū)二里頭到二里崗時期的城市建設異動。各種因素綜合起來，我認為，在二里頭四期末，夏王朝終結了。

對話許宏：目前還無法確認二里頭文化姓“夏”還是姓“商”

夏不應該是一種“信仰”

第一財經(jīng)：你如何評價孫慶偉對“夏代信史”的重建？

許宏：我覺得孫老師的這本書，是延續(xù)了從徐中舒、范文瀾等先生開始的假說思路，補充完善并總結概括了徐旭生、鄒衡再到李伯謙等先生的研究框架。與其說是超越，不如說是集大成者。

孫慶偉老師在書中寫道，徐旭生夏文化研究的基石是他對夏代“信史”地位的篤信。很明顯，孫老師自己也是這樣定義的，也就是先信。但是，這個“信史”的“信”應該是確鑿無疑的，是一種可以憑信的“信”，而不應該是信仰的“信”。這樣的一種共同信念，我不知道在學術上應該往哪兒放。因為信仰和科學不是一個范疇的。

關于這個副標題，我沒有和孫慶偉老師聊過。我的《何以中國》第一版封底就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著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zhí)著?！?/p>

第一財經(jīng)：《鼏宅禹跡》出來以后，你們已經(jīng)在三聯(lián)新知大會上有過交鋒。你們爭論的焦點，已經(jīng)不是“有沒有夏”，而是考古學究竟能否辨認夏、考古學家是否應該相信有夏。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們的分歧其實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方法論層面？

許宏：對。網(wǎng)上很多人說，我不承認夏的存在。其實不是這個概念。夏肯定是一個“客觀存在”。什么叫“客觀存在”？就是它見于從東周尤其是戰(zhàn)國，到漢代兩晉人的口中筆下，是他們對曾經(jīng)可能存在過的一個族屬或者王朝的追述。夏，到目前為止還是屬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第一財經(jīng)：所以你的觀點是，夏作為一個“文化觀念”或者“共同記憶”，是存在的。但在考古學上，目前還無法得到肯定？

許宏：我不否認夏的存在。但在考古學上，目前夏處于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的狀態(tài)。在沒有出土如甲骨文那樣的自證性文書材料之前，這問題不可能徹底解決。所以，現(xiàn)在無法說有沒有夏，無法下定論。

第一財經(jīng)：但一部分學者的研究，是先承認有夏，然后在這個前提之下去構建夏的歷史。

許宏：這一下子就指到了焦點問題上。如果在考古材料被揭示之前，就已經(jīng)認為它是信史，那這樣的結論就和考古學沒啥關系了。

所謂“信史”應該是確證的、唯一的、排他的。而推論和假說，則只代表可能性，是不排他的。在沒有出土文獻的情況下，徐中舒先生曾經(jīng)推論仰韶是夏；范文瀾先生等推論龍山文化是夏；到現(xiàn)在，大家基本認同，二里頭或者從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是夏。這些都是推論和假說，至今沒有定論。

然而，這些學者總體的方法論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相信古史的記載，認為其中總有一條是真的，屬于“信史”；認為文獻中的“夏”的遺存，可以在當時的文書材料出土前被指認出來。只是他們內(nèi)部還存在紛爭，被指認為信史的文獻各不相同，被指認為夏的遺址也各不相同。我把這些學者稱為“可知論者”。

還有極少數(shù)的“有條件的不可知論”者，就像我這樣偏“軸”的，輕易不肯言“夏”，認為當時的具有“內(nèi)證性”的文書材料的出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門檻。

除了文字，鍋碗瓢盆肯定推導不出夏

第一財經(jīng)：你擔任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長近20年，一直被置于爭論的風口浪尖，也向公眾發(fā)表過很多關于夏的看法，。對工作了那么多年的二里頭遺址，你是怎么看的？

許宏：二里頭遺址極有可能是夏，或最有可能是夏，但我不能說它肯定就是夏。但不論姓“夏”還是姓“商”，它肯定是最早的中國，是存在于3700多年前的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那里有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wǎng)，最早的宮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筑群，最早的四合院和多進院落宮室建筑，最早的官營手工業(yè)作坊，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等，開了后世許多制度的先河。二里頭再往前，就是“滿天星斗”的狀態(tài)，是一種無中心的多元。所以說，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屬于“夏”還是“商”，并不影響我們對它在中國文明史上地位的認識。

第一財經(jīng)：你是一位以考古學為本位的考古學家。但另一方面，許多學者也強調(diào)文獻資料和考古實物的結合。因為考古材料也是孤立的，撇開文獻，就會出現(xiàn)各種方向上的解讀，很可能走向謬誤。?；韬钅刮奈锎罅砍鐾梁螅芏嗳颂岢隽祟嵏彩窌惖难哉?。去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出了一本《?；韬顒①R》，強調(diào)了古史文獻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其中一部分內(nèi)容很就是對一部分考古學家輕言“顛覆史書”所作的回應。他曾說：“總的來說，考古新發(fā)現(xiàn)，大都只能起到補充細節(jié)的作用，通常很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做出根本性改變?！?/p>

許宏：辛德勇老師說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要補充的一點是，海昏侯是信史時代的人物，而夏是處于史前時代和信史時代之間的原史時代，是非常撲朔迷離的?，F(xiàn)在，我們所有關于夏的記載，都是夏終結近1000年甚至1000多年之后人們的追溯。戰(zhàn)國時期，各國為了爭奪華夏正宗，都會有自己的歷史主張。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只能是春秋之后，尤其是戰(zhàn)國到漢晉時期人們筆下的夏。

辛德勇老師說的那個也很對。在信史時代，文獻對歷史的構建作用當然比考古學重要得多。但即便是這樣，依然沒有絕對正確的記錄，我們依然講究互證，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jù)法”，地下出土文書和傳世文獻的互證，注意：二者都是文字材料。只有這二者互證，才能“卡死”一個族屬或王朝，比如說，晚商，就是因為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我們才能認可殷商進入信史時代。

曹操墓為什么在社會上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從一個文化事件上升到社會事件？刨去社會方方面面非學術的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少鐵證。在洛陽邙山上發(fā)掘的曹休墓就沒有什么爭議，因為在主墓室中發(fā)現(xiàn)了一枚刻著“曹休”兩個字的印章，這不就是鐵證嗎？

二里頭也是同樣的道理。我說它極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說要下定論，我接受不了。

第一財經(jīng)：孫慶偉也對被視為金科玉律的“二重證據(jù)法”提出了反思。他認為，既然“二重證據(jù)法”是王國維基于殷墟考古提出來的，只適用于出土文字資料，不適用于“啞巴”材料，那么在對夏文化的研究上，應該用其他方法。你怎么看這個觀點？

許宏：有人認為孫慶偉老師在書中采用的考古材料和文獻互證的方法，叫做“二重證據(jù)法”，并不是很妥當?！岸刈C據(jù)法”是需要古史材料和出土文字相互印證。孫老師采用了很多考古學材料，但沒有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我把這稱為“二重證據(jù)法”的泛用。

在考古學上，鍋碗瓢盆肯定推導不出“夏”?；蛘?，你推導出的“夏”和我推導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孫老師在做新的推導，他的很多觀點也與他的老師李伯謙先生不同。這些推論都沒辦法被視為一種定論。

站在國際視角看問題，而不是自說自話

第一財經(jīng)：在主流學者中，和你持相似觀點的學者是少數(shù)派，大多數(shù)學者依然主張夏是存在的。這個時候，是否會感到一定的壓力？

許宏：正如孫慶偉老師總結的那樣，很多學者都是一個“證經(jīng)補史”的思路，他們是在歷史學的語境下做考古學研究的。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紛爭不可能終結。上古史和考古領域中，我們很難用正確和錯誤來評說一種學說，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往往是具有不可驗證性的。學者們的觀點，都是其中的一種說法而已。

我們的研究應該放到跨國界的視角去看，應該是和國際學界平等交流，而不是在漢語世界里自說自話。如果我們把關于“夏”的研究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去看，我們就要考慮現(xiàn)在的學科關注點是不是對頭，學科使命究竟何在？我們對考古學自身的擅長和短處是否有明晰的把握？

我不在乎當代人怎么看我，我所寫的和說的這些話都留到一二百年以后的人回頭來看吧，都留給歷史吧。我覺得自己現(xiàn)在的確是少數(shù)派，但這也是分年齡段和群體的。和我同齡的學者或者我的前輩們，觀點思路或許和我不同。但是，在年輕人那里，我不是少數(shù)派了。我得到了更多年輕學者的支持。但他們還沒有話語權，我們這個學科有著濃厚的敬老傳統(tǒng)。

所以，我一直說自己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產(chǎn)物，如果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光是在專著和期刊發(fā)表見解，我們這些學者之間的爭論是很難讓大家知道的。現(xiàn)在則大不同了，所以我很感恩這個時代。

第一財經(jīng)：那么你認為，考古學在重建古史上面臨哪些局限？是否有些事情無法寄希望于考古學家來完成？

許宏：考古學擅長什么？考古學擅長的是對歷史文化發(fā)展的長時段觀察，是一種宜粗不宜細的觀察。考古學不擅長什么？就是對具體歷史事件和具體人物的把握，以及對絕對年代的把握。

由于意識到這樣的局限，整個學科都在面臨轉(zhuǎn)型。我們的關注重點已經(jīng)從物質(zhì)文化史的研究，逐漸轉(zhuǎn)移到人地關系、生產(chǎn)生計、聚落形態(tài)、社會結構、人群交流這樣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也就是社會考古的研究。西方學界早就在這樣做了。但我們有豐富的文獻資源和濃重的“證史”傳統(tǒng)，所以還存在很大的學科發(fā)展的慣性。

值得欣喜的是，我們已身處這一巨大的學科轉(zhuǎn)型浪潮之中，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社會考古蔚然成風，絕大部分學者致力于此。這代表著中國考古學的未來。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三聯(lián)書店2014年3月版

《最早的中國》

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追跡三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