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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夢龍3 小時前

作者簡介：

亞當·費恩斯坦（Adam Feinstein）是一位備受贊譽的作家、譯者、記者和西班牙語言研究者，在許多報紙和雜志上發(fā)表過關(guān)于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文學(xué)的文章，為《當代譯詩》翻譯了巴勃羅·聶魯達、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以及馬里奧·貝內(nèi)德蒂的作品。他為 BBC 的拉丁美洲節(jié)目工作，曾經(jīng)是西班牙著名報紙《世界報》的倫敦通訊員。他撰寫的《聶魯達傳》由 Bloomsbury 首版于 2004 年， 2013 年出了增訂版。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哈羅德·品特稱之為“杰作”。此外費恩斯坦于 2013 年創(chuàng)辦名為 Cantalao 的西英雙語雜志，致力于研究聶魯達的生平和作品。他目前和妻子及三個孩子生活在倫敦。

書籍摘錄：

引言

只有很少的詩人，人們可以說，他們豐富了全世界百萬人的生活，并且，在其死去三十多年以后仍然如此。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就是這樣一個人。聶魯達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西班牙語詩人之一，他的作品之美，跟他對社會正義的熱情以及他對生活的熱愛一起，一如既往地充滿活力。

在他 1971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之前的近半個世紀內(nèi)，世界各地的戀人們就已經(jīng)從聶魯達《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以下簡稱《二十首情詩》）中摘抄詩句來互相表白。更多的人深深著迷于《元素頌》的優(yōu)雅與動人的簡潔，《大地上的居所》的深奧之美，《大詩章》的史詩力量，《狂想集》中輝煌而機智的自嘲，以及后期愛情詩所向披靡的抒情性。

聶魯達的政治信念—他很長時間內(nèi)是個斯大林主義者，盡管不斷受到 1956 年以后的各種政治事件困擾—也許不再有效。但他本質(zhì)上的人道主義直到我們走向 2004 年 7 月他的百年誕辰之時，依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聶魯達橫跨整個世紀和全球，他與 20 世紀最迷人、最富有影響力的許多人物過從甚密，包括洛爾迦、畢加索、艾呂雅、阿拉貢以及愛倫堡。

他的人生經(jīng)歷卓爾不凡。聶魯達不只是一個詩人、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也是醇酒（尤其是智利酒）、女人（他有過三任妻子與無數(shù)情人）和歌曲的永不疲倦的熱愛者。在西班牙內(nèi)戰(zhàn)期間，他放棄在馬德里的外交職位，來勇敢地支持共和主義者，并且用一艘舊漁船“溫尼伯”號，把兩千名共和主義者運送到智利，挽救了他們的生命。他那些逃避本國獨裁者的隱匿歲月，以及他在馬背上翻越安第斯山脈逃到阿根廷的冒死經(jīng)歷，本身都足以寫成一本書。毫無疑問，在那段逃亡歲月，以及以后的歲月，他詩歌的力量以及他死里逃生的純粹歡欣使他不僅贏得了摯友同時也贏得了政敵的衷心支持。他在歐洲的三年逃亡中，包括一次乘坐威尼斯剛朵拉成功逃出意大利統(tǒng)治者的掌心。回到智利之后，他被提名為總統(tǒng)候選人，后來為了支持薩爾瓦多·阿連德而退出。

他給他所遇見的所有人都編織了一道魔咒。洛爾迦意味深長地稱他“相比于墨，更近于血”。

聶魯達也是一個極其復(fù)雜的男人。他承認自身內(nèi)在的矛盾，稱“巴勃羅·聶魯達……我最忘恩負義的敵人”。本書是第一本資料完整的英語傳記，試圖解開這些矛盾。唯一的另一本完整傳記，是聶魯達的密友博洛迪亞·泰特博姆 1984 年在莫斯科撰寫的，在那里，泰特博姆沒有機會接觸到核心檔案，并且明顯掩蓋了聶魯達人格以及政治關(guān)系上面不那么有魅力的方面。

巴勃羅·聶魯達是讓–保爾·薩特的對立面。當薩特對周遭世界感到惡心之時，聶魯達即使在他高度痛苦與頑固的臨終疾病之中，依然感到歡欣。當薩特教導(dǎo)我們通過接受生命核心的無意義性來找到個體自由，聶魯達感到：人——首先是作者——有責(zé)任擁抱生命，并致力于尋求社會公正。在我們所生活的全球村時代，薩特的信息是疏離而空洞的，難以卒讀，而聶魯達對人類團結(jié)的呼吁卻比以往更加具有潛力。

俄羅斯詩人葉甫蓋尼·葉夫圖申科——那個在赫魯曉夫解凍時期轉(zhuǎn)而反對斯大林主義但依然是聶魯達密友的人——在這個智利人 1973 年離世幾天后寫出了他動人的《致聶魯達的一封信》：

……今天我看見聶魯達—
他始終站在正中央
絕不搖晃，
他把詩歌帶給人民
如此簡單，沉默
如一塊面包。

第十四章 諾貝爾獎—以及最后一場激情的愛 1968 — 1972 （節(jié)選）

1971 年 10 月 21 日，聶魯達被正式授予諾貝爾文學(xué)獎。記者們聚集在他巴黎的住所焦急等待一個回應(yīng)。阿連德總統(tǒng)發(fā)了一則消息，表達了智利人民的“歡樂”，他們“祝賀他們的同胞，他們的兄弟”。

在聲明中，阿連德說聶魯達“很多年前就應(yīng)該、并且可以贏得這個非凡的重大榮譽……他的書和詩已經(jīng)被翻譯成全世界各種語言有些日子了，但值得指出的是：這個獎授予了一個忠于他的人民的詩人。”很少有人知道—因為聶魯達堅持讓它保持為謹慎的秘密—詩人在接下來的幾天內(nèi)接受了更多的身體檢查。讓他感到惱火的是，這妨礙他代表智利政府去參加在巴黎體育宮舉行的慶?；顒樱瑧c祝巴勃羅 · 畢加索九十歲的生日。

12 月，聶魯達和瑪?shù)贍柕碌搅怂沟赂鐮柲?，接受諾貝爾獎。他們在機場受到了阿爾圖爾 · 倫德克維斯特的迎接。他向記者們確認，他為這一時刻已經(jīng)做出多年漫長而艱辛的努力。比希尼婭 · 比達爾是唯一的一個智利記者，全程跟蹤了聶魯達諾貝爾授獎儀式。她回憶說，聶魯達在 12 月 10 日穿著一件雨衣走下了停在斯德哥爾摩機場飛機的舷梯。

他走得不急不慢，也沒有笑。記者們圍繞著他，開始傾瀉各種問題。他是清醒的，富有經(jīng)驗的，散發(fā)著平靜的光輝。他回答說：“我的愛好是貝殼、舊書、舊鞋子。在巴黎，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杯外交詩人和社會主義者混合的雞尾酒?！背聊似?，他接著用一種簡潔的方式說：“我害怕你們，但現(xiàn)在看上去你們也害怕我?！庇腥藛査骸白钇恋脑~是什么？”“我將用一種相當俗套的方式來回答你這個問題，就像在，收音機的一首歌里，用一個被濫用的詞來回答你的問題：這個詞就是—愛。這個詞你用得越多，它就變得越強大，并且，濫用這個詞也沒有任何害處?！?/blockquote>

在那以后，他被送到斯德哥爾摩的賓館。在那里，他很激動地聽說：他和瑪?shù)贍柕聦⒑退麄兊呐笥衙咨w爾 · 奧特羅 · 席爾瓦及其妻子瑪麗亞 · 特蕾莎·卡斯蒂略會合。他還非常高興與他的老朋友兼外交同事路易斯·恩里克 · 德拉諾重逢—后者當時是駐瑞典的智利大使。

在臨近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的那三天內(nèi)，一個流言開始在斯德哥爾摩流傳，說聶魯達收到匿名威脅，譴責(zé)他穿著燕尾服參與一項帝國主義事件，并聲稱在儀式期間，他的燕尾服將會被剪刀剪成碎片。瑞典警方非常嚴肅地對待這個威脅。后來人們才得知，這個威脅是米蓋爾 · 奧特羅 · 席爾瓦策劃的一場鬧劇。

正如比達爾指出的，1971 年 12 月 13 日當天，穿著燕尾服坐在費萊德菲亞教堂的聶魯達看上去完全很放松。他在出席使館各種活動的時候，已經(jīng)很多次穿過這種燕尾服。

當瑞典國王走來跟他握手的時候，他們倆非常熱烈的交談起來。后來瑪?shù)贍柕聠柊筒_，他們彼此談了一些什么。聶魯達回答說，“我們開始談?wù)摰氖鞘^，石頭是他的興奮點。然后我告訴他關(guān)于我們復(fù)活節(jié)島的情況……我告訴他，那些大雕像是如何仰面朝天，凝望著天空，他們的目光消失在大海中。我們談了很長時間這個話題，他非常感興趣，最后我告訴他我會邀請他參觀這個島嶼，他回答說：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他向往的事情，但是他的精力已經(jīng)不允許這樣做了?！边@個國王在那一年的晚些時候就死了。

在他的長篇諾貝爾獎受獎演說中—那也是他所做過的最有力的一次演講—聶魯達首先把他的聽眾帶回到了 1949 年非同尋常的穿越安第斯山逃亡到阿根廷的遭遇，然后，他轉(zhuǎn)而講述經(jīng)驗如何教會他寫作詩歌：

我未曾從書本學(xué)到任何寫作詩歌的配方。反過來，我也拒絕在風(fēng)格、模式上提出任何建議，哪怕它們可能給新的詩人們帶來一丁點洞見。詩人不是“小神仙”……他并非被神秘的命運選中，優(yōu)越于那些忠于手藝和職業(yè)的人。我堅持認為，最好的詩人就是為我們準備日常面包的人，離我們最近的面包師并不認為他自己是一個小神仙。他履行他光榮而謙虛的責(zé)任，搓揉面團，把它們放進烤箱中，烤出金黃的色澤，遞給我們每天的面包，作為同類之間的一種責(zé)任。并且，如果詩人也能成功達到這種樸素意識，那么這也就會被轉(zhuǎn)化為更廣闊活動的一個部分，一種復(fù)雜或單純的結(jié)構(gòu)中的一個部分，促成社會的建設(shè)，人類的生存條件的改變，人類產(chǎn)品的分配：面包，真理，酒，夢想。如果詩人加入這個無止境的斗爭，接觸到每個人的雙手，把他的那部分承諾、奉獻和溫柔都獻給所有人的日常勞作，那么這個詩人就必然分享所有人性的汗水、面包、酒以及夢想……我的每一行詩都選擇作為一個有形對象而存在，我的每一首詩作都渴望變成一件有用的生產(chǎn)工具，我的每一首歌都盡力充當虛空中的一個標記，為了那些彼此交錯的道路皆可相逢，或者充當一塊石頭一塊木頭，某人，某些其他人，從今以后的人，可以用它來雕刻新的標記……

他談到他服務(wù)于

一支光榮的軍隊。這支軍隊不時犯下錯誤，但是，它不停地前進，每天都與負隅頑抗者的反動以及固執(zhí)己見者的焦躁作斗爭。因為我相信我作為一個詩人的責(zé)任不僅涉及與玫瑰和韻律之間的兄弟關(guān)系，與熱切的愛以及無盡的渴望之間的兄弟關(guān)系，還涉及與一直融入我的詩歌中的不屈不撓的人類責(zé)任的兄弟關(guān)系。

那天晚上在斯德哥爾摩，路易斯 · 恩里克 · 德拉諾的妻子羅拉 · 法爾孔主持了一個晚宴，宴會中瑪?shù)贍柕赂嬖V羅拉巴勃羅得了癌癥—但堅持認為不應(yīng)該讓聶魯達知道這一點。

第二天，聶魯達，在斯德哥爾摩當代藝術(shù)博物館朗誦了他的詩歌，面對的是一群年輕人，他們或坐或躺在博物館的地板上，由演員馬克斯 · 馮 · 西多交替進行瑞典語翻譯。

在巴勃羅離開瑞典之前，有一個最后的驚喜：被邀請參加一個展覽，這個展覽讓詩人目瞪口呆，既歡樂又沉醉。展覽的焦點是一艘十七世紀的瑞典船只，叫作“瓦薩號”，它在 1628 年的處女“航”時就已經(jīng)沉沒了，甚至都沒能離開港口。這艘船由 1000 顆橡樹做成，它再次浮出水面的時候依然保持完好無損的狀況。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對這次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選擇感到高興。阿根廷作家豪爾赫 · 路易斯 · 博爾赫斯告訴記者拉蒙 · 查奧：

聶魯達寫過一首詩反對美洲的暴君，將一些詩句獻給美利堅合眾國，但沒有一首詩寫到庇隆。人們認為他充滿了高貴的尊嚴……他娶了一個阿根廷婦女，他很好地意識到正在發(fā)生的事情，是這樣嗎？但他不想要他的詩歌造成任何傷害。當我去智利的時候，他溜走了，避免見到我，他有理由那樣做。人們想要讓我倆陷入彼此反對的泥潭。他是一個智利共產(chǎn)主義詩人，而我是一個保守的阿根廷詩人。我不同意那種理論，宣揚國家應(yīng)該凌駕于個人之上。但我上面所說的一切與聶魯達詩歌的品質(zhì)無關(guān)。在 1967 年，諾貝爾獎授予米蓋爾 · 安赫爾 · 阿斯圖里亞斯的時候，我馬上說：聶魯達應(yīng)該得這個獎。他最終在 1971 年獲得該獎。我不認為通過政治觀點判斷一個作家是公平的。實際上，魯?shù)聛喌?· 吉卜林也為大英帝國辯護。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離開斯德哥爾摩，巴勃羅和瑪?shù)贍柕氯チ瞬ㄌm，在那里，巴勃羅想要看《喬昆 · 穆列塔》在波蘭的首演，該劇是在智利人鮑里斯 · 斯托謝夫指導(dǎo)下完成的。隨后，聶魯達和瑪?shù)贍柕吕^續(xù)旅行，對蘇聯(lián)做了一次秘密訪問。這大概是 1971 年底；在莫斯科，針對這次諾貝爾獎的獲得舉行了一個遲到的慶祝會，但聶魯達的主要任務(wù)是讓蘇聯(lián)的頂級醫(yī)生再次為他做體檢。

莫斯科的這次訪問，值得一提的是，聶魯達的朋友蘇聯(lián)詩人西米翁 · 伊薩科維奇 · 基爾薩諾夫為他舉行的一場難忘的晚會，這人曾是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爱斔桶筒_到一起的時候，你就像站在一場焰火旁邊，四處迸發(fā)著機智與歡樂的火花，”瑪?shù)贍柕抡f。在晚會期間，西蒙送給巴勃羅一個漂亮的酒杯，告訴他，“如果你要干杯，我和你一起?！焙髞恚麄冇只氐搅税屠璺蔽目d節(jié)的工作中去了。

盡管他時常感到疲憊，聶魯達依然嚴肅對待他的外交職責(zé)。豪爾赫 · 愛德華茲回憶說，聶魯達是如何在早上十點走上他在大使館三層樓的辦公室—那個樓被他稱作“陵墓”。他會和愛德華茲一起討論電報和信件，并且接待兩到三個來訪者。

在大概中午 12 點，他已經(jīng)非常疲憊了。他會把頭伸進我的辦公室—因為我的辦公室就挨著他的—他說：“我再也做不動了，我得出去走一走?！薄澳闳グ?，”我會對他這樣說?！安灰獡娜魏问虑?。”或者，我會說：“記住你一定要在幾點幾點吃午飯?！钡⒉皇峭浡氊?zé)的那種人—除非在他的病情最糟糕的時候……下午他把自己關(guān)在二樓的臥室里，在那里，正如他在回憶錄中寫的，一個十字軍東征時代的騎士，也能住得下，甚至，還可以放得下他的馬。在午休之后，六點以后或者更晚的時候，我會下樓告訴他這一天發(fā)生的事情。聶魯達仰臥在床上，床邊桌子上放著一杯茶，床上鋪滿了書本和雜志，他肥胖的赤裸的雙腿從被單中露出來，因為那時，瑪?shù)贍柕聲o他的腿腳做按摩—我認為是用來減緩靜脈炎或者痛風(fēng)的癥狀，因為聶魯達也患了痛風(fēng)。（“痛風(fēng)阻止我吃魚子醬，”他有一天告訴我—而這出自一個共產(chǎn)主義詩人之口的抱怨聽起來有一點滑稽。）后來，當他起床穿上衣服，瑪?shù)贍柕卤仨毝紫氯ソo他系鞋帶，因為詩人令人難以置信地笨手笨腳……有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大概九點左右，他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準備出去參加招待會，他露出痛苦的表情，向瑪?shù)贍柕潞鸾?。如果她沒有來給他系鞋帶，他就會等在那里一動不動，像一只沉重的船不能提起他的錨。

題圖為年輕時候的聶魯達，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