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個世紀末至今,一批優(yōu)秀的北大學子走出國門赴海外學習深造,他們立志學成報國,并最終回到燕園教書育人。今年是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新聞中心特推出“燕歸來”系列報道,聚焦這批“兩度”選擇北大的北大人,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北大人所獨具的追求卓越、報效家國的情懷。 人物簡介: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200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從北大畢業(yè)后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主攻政治理論與比較政治學,同時接受了西方古典學與歷史學訓練。2008年進入北大法學院工作至今,著有《舊邦新造:1911-1917》、《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等專著。 2007年7月攝于壩上草原 章永樂出生在浙江省雁蕩山深處的一個山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讀書無用論”一度盛行,但章永樂的母親卻在三個孩子身上寄托了自己未曾實現的讀書夢,在監(jiān)督他們學習上花費了不少心思。 談及努力學習的原因,章永樂說,一方面源于父母嚴格的管教;另一方面,自己對于讀書也仿佛有著天生的熱愛。 “小時候家里沒什么書,只有三四本,但經常從親戚家借小人書,《三國演義》啊,《西游記》啊,看了很多。”借助這些有限的資源,章永樂在上學前就認了很多字,小學的時候開始啃《東周列國傳奇》這樣的大部頭,還半懂不懂地讀過家里的《毛選》,成了童年時政治學的啟蒙。村里沒有電,他在煤油燈下看書,早早地看成了近視眼。中學的時候,他還曾有過文學夢,“想當一名作家或者詩人,平時也喜歡寫點小東西,發(fā)表過一些豆腐塊”。 憑著對學習的興趣和高效的學習方式,章永樂從小學到高中成績一直穩(wěn)居前列,并在1998年順利考入北京大學,進入法學院學習。走出鄉(xiāng)村,走進燕園,無論是他研讀的書單,還是一起交流的書友,都得到了大大的擴展。 在章永樂看來,他在北大讀本科時,北大學子對理論研究的熱情很高。“當時有這樣的風氣,理論做得好的老師、學者,大家都很尊敬。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也受到這種風氣的激勵?!?/strong>當時北大曾有一個福柯讀書小組,集中了當時北大最出色的一批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他受到影響,大二時和幾個大四的師兄師姐一起,也成立了一個自己的讀書小組。成員們每周五集中讀書討論,大聲朗讀文本,逐字逐句推敲,自己提出問題并尋找答案。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從古希臘開始閱讀西方思想史,把自己的知識基礎夯實。一群青年,純粹是因為對于知識與真理的愛而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間坦誠相見。這種生活方式讓我非常滿足。”章永樂表示,這種精讀的自我訓練讓他受益終身,而通過讀書結成友愛的學術共同體,是北大能夠給年輕人帶來的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入學后,章永樂曾嘗試過不少發(fā)展方向,但他最終發(fā)現學術研究才是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 “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朱蘇力老師給我們上法理學課程。他對‘法治的本土資源’的法律社會學探究,對我有很大的感召力。那門課我學得很認真,朱老師也給了我全班最高分,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大一下學期,我就決定不折騰別的了,以后就要做個學者。” 章永樂認為,法律的運作鑲嵌在社會與政治的情境之中,研究法律,需要對社會的整體進行理解和解釋,而哲學與社會理論對法律研究的幫助非常大。因此,他在本科期間,除了法學院的課程,還修讀了不少社會學系、哲學系的課程,“是實實在在的跨院系選課,不只是旁聽而已”。 找到熱愛的章永樂變得很“偏科”,但這讓他能夠集中精力于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大學四年,他的考試成績并不突出,但學術成績卻有目共睹。從大二起,他就在學院與學校的學術論文評比中多次獲獎,在行政法領域的核心刊物《行政法論叢》上發(fā)表第一篇學術論文,他與王錫鋅教授合作的另一篇論文,在其畢業(yè)后第二年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 2002年畢業(yè)季在北大圖書館 這些學術鍛煉為他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也為他日后申請出國創(chuàng)造了機遇。大三時,章永樂大膽地把自己的論文寄給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的史天健教授,史教授讀后很感興趣,于是邀請他加入他領導的一個中國研究課題組。最后,當他申請美國政治學博士項目的時候,一共有三位美國教授給他寫了推薦信。 “要得到學術前輩的認可,僅僅成績好是不夠的,還要表現出自己對學術的興趣和一定的學術能力。”如今,回顧自己的大學歲月,章永樂依然認為自己的選擇是對的。他也表示,正是北大崇尚自由的精神為他這樣“不安分”的學生提供了個性發(fā)展的空間,這種寬松、包容的學術環(huán)境極其寶貴,讓他獲益良多。 2002年底,章永樂前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決定出國的時候,我就做好了讀完回國的準備。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一大批出國留學的北大學生的人生規(guī)劃。” 據章永樂介紹,90年代國內許多學科的學術水平和發(fā)達國家相比確實有較大差距,但不少北大學子出國的目的并不只是學歷上的“鍍金”,他們心中也裝著一份家國情懷?!爱敃r在北大,我和許多朋友都有這樣一種抱負:我們做學問,是要把中國的學問做上去。出國去學別人的長處、補自己的短板,留學的最終目的,正是為了消滅‘留學運動’。” 2006年,在博士論文導師之一Carlo Ginzburg的洛杉磯寓所 在博士攻讀的方向上,章永樂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最初申請的是比較政治學,但到了UCLA之后,很快轉向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方向,重點研究希臘與羅馬部分。 “當然,研究中國政治是最容易拿到學位的,但很多人做成了這樣一種研究:它的問題意識是別人規(guī)定的,很多研究概念、體系也是受到別人理論支配的,最終不過是拿中國的材料證明或者修正一下既有的某個西方理論而已,成了給別人作注腳?!?/span> 他認為,當前不少研究只是借助新的理論“濾鏡”來重構中國圖景,而要認識到這些“濾鏡”的存在,就需要深入理解西方學術思想傳統(tǒng)的源流。“這不是說,要拋棄這些濾鏡,它們已經是我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但需要的是理解它們的歷史性與可能的限度?!?/strong> 2007年,與UCLA政治學系博士生同學在一起(左二) 2008年,負笈歸來的章永樂回到母校,成為北大法學院一名真正的老師。 從入校到歸來,見證了北大20年間的變化,章永樂頗有感觸:“回國后,感覺北大的一切都變得更忙碌了。老師變得很忙,學生也非常忙?!?/strong> 章永樂說,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學校的節(jié)奏還比較慢,宿舍的氣氛更是“好得不得了”。他和另外三個舍友一起攢錢買了一臺電腦,寫文章、聊QQ、玩游戲——雖然當時電腦的功能還不甚豐富,但他們視若珍寶。到了晚上,同宿舍六個男生天南海北地聊天,從對課堂內容的激烈辯論,一直聊到外星人的話題。畢業(yè)前,他們幾乎每天都要吃“散伙飯”,連吃了幾個月;直到現在,他和大學舍友也依然保持聯系。 “本科那幾年過得挺快樂的,大家也都沒什么功利心,和現在相比,同學之間關系更緊密一些?!闭掠罉氛f,大學的整體氣氛固然會受社會風氣的影響,但他衷心希望北大的學生能夠找到并堅持自己的熱愛。 2015年10月,在德國柏林訪談敘利亞難民 “雖然現在學生掌握的知識量比當初多了不少,但我經常覺得,他們的求知欲降低了,探索不同可能性的空間正在變得越來越狹窄。許多同學可能只是偶然地被拖到一場賽跑中,其他人跑得很快,所以他們非常緊張,一刻不停地跑,沒有時間思考別的——但有些你并不熱愛的賽跑,也許你從一開始就不必參加。北大不是一個簡單的職業(yè)培訓中心,它是要你琢磨,這輩子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去追求這個目標。有所熱愛的人生才是值得過的?!?/span> 章永樂說,他也欣慰地看到,在北大的各個院系,都始終有一批學生有志于做學問,有鉆研的動力,“他們一定會去聽各個院系最有想法的老師的課,同時自學很多東西——就像當年的我一樣。這是北大一種不變的傳統(tǒng)”。 他也勉勵有志于學術研究的同學,無論環(huán)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都要守住初心,堅持前行?!白鰧W術首先不是拼智商,能考上北大的同學智商都不會差;拼的首先是熱愛與意志力。如果你自己熱愛學術研究本身,那么在工作中每時每刻都在得到回報,許多東西就不去計較了。” 展望未來,章永樂表示,應該會沿著現在的道路繼續(xù)走下去,將對西學的理解和對中國的研究融會貫通,做好“有明確中國問題意識的學問”。 文字:楊寧 圖片:來源于受訪者 排版:楊燕燕 責編:園中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