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1】魯哀公非不欲有所作為也，非不欲國泰民安也，然而，在位二十七載，雖屢次問政于孔子及弟子，貴在聞而后能自正且躬行。人之為君、為主、為長者，孰不欲國泰民安、家和業(yè)興，然而不問圣賢君子之道，或雖聞之而不用心于自正躬行，亦何益哉？

《論語》于首篇《學(xué)而》稱“有若”為“有子”，此篇何以徑稱為“有若”也？前既言哀公，則對君而言，故稱其名，禮敬于君也。西伯侯之事紂也，必居仁、由義、執(zhí)禮；武王之伐紂也，心在于救民，而非在于伐紂。哀公德不及王，然亦非紂。君子事君，敬而忠也。

有子學(xué)于夫子，非惟其相貌似夫子，其言亦貌似夫子。其德行雖未至于圣人之境，亦可謂知道、遵道之賢哲。哀公所問者，非問“政”也，乃問“事”也。然而，事涉家國天下，君子之答必以“政”。能“自正正人”之“事”，方可謂之“政事”。

學(xué)習(xí)《論語》此章，僅從“哀公問于有若”，即可有所得?！安W(xué)之”，謂學(xué)必以正通達(dá)上下左右也；“審問之”，謂審慎自問而不輕易放過也；“慎思之”，謂既誠且敬而入于己心也；“明辨之”，謂自我辨明是非、偏正、誠偽也；“篤行之”，謂堅(jiān)守而躬行也。

學(xué)習(xí)經(jīng)典，而字斟句酌，以求其義，“為學(xué)日益”也；得之于心，行之自然，不假思索，“為道日損”也。己心未正者，若“從心所欲”，必不能“不逾矩”，故須誠敬學(xué)習(xí)經(jīng)典以自正也；由學(xué)而能覺，由覺而能悟，然后可以言及“為道”也。

【2】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所謂“年饑”，是五谷不熟而不能豐登也；所謂“用不足”，是國庫空虛而財(cái)物不足以行其國事也；所謂“如之何”，是哀公欲知如何能使其“用”可“足”也。朱子曰：“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此言有所不妥。

天下之人，生來皆已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魯哀公豈能不知“加賦”之不仁不義且不智？是故，當(dāng)其“用不足”之時(shí)，其心思既在于“用足”之上，則意欲使人出一兩全其美之計(jì)謀：既不必“加賦”，又可解“用不足”之患。

倘若無計(jì)可出，則或以“不得已”為借口而“加賦”，如此，則求“用足”之意蒙蔽其“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從而失其“仁”矣。倘若他人所出之計(jì)為“加賦”，則如借梯上樓，雖由此而導(dǎo)致盤剝庶民，似乎罪亦不在我矣。噫！仁心由此而失矣。

此問既在《論語》之中，則不宜以史實(shí)論之。江希張先生曰，魯國之貧，是三桓中飽私囊，從而導(dǎo)致國庫空虛，國用不足，非在賦稅之輕重。此是江先生由此章而推演其義，非謂此章之宗旨。此章既言“年饑”，是單就歉收之年而言也。

然而，“用不足”未必單在歉收之年，雖平常之年，乃至豐收之年，未必?zé)o“用不足”之情。何也？倘若心思但在“國用”之上，而不及“民用”，則必不尚“仁義”而崇尚“利益”。“欲望”必由“利益”牽連而出，由此而后難免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欲壑難填矣。

【3】有子對曰：“盍徹乎？”其意謂“何不施行徹法？”何謂“徹法”？取其收成十分之一以為“國用”，留十分之九以為“民用”也?！皬胤ā痹从凇熬镏啤保欢?，并非限于“井田制”。“井田制”，是天地分配之法；“徹法”，是制訂稅率之法。

是故，“井田制”可以采用“徹法”，但非“井田制”，亦可采用“徹法”。何以謂之“徹”？《說文解字》曰：“徹，通也。從彳（音赤），從攴（音撲），從育?！庇纱硕裕皬尼堋眲t可通行，“從攴”則有規(guī)矩，“從育”則無不可以由此而得以生存繁衍也。

是故，“徹法”既行，則君臣民各得其所應(yīng)得，可謂通徹于上下也。“徹法”如何實(shí)行？以西周“井田制”為例，每一成年男子為一家，一家各得田地百畝，八家共耕九百畝，其中一百畝為公田，各得之一百畝為私田，通力合作而耕種收獲，公田所收者悉為“國用”。

“徹法”，又稱“什一稅”，即取所收十分之一作為賦稅。如上所述，則可謂“九分之一”為賦稅矣，何以稱之為“什一稅”？各家又于公田各得二畝半以為農(nóng)忙時(shí)之住宅，另加二畝半以為閑暇時(shí)之住宅，住宅不繳納賦稅，合計(jì)之則惟有“十分之一”為賦稅。

“徹法”不僅可以用之于農(nóng)夫，且可以用之于工匠、商賈，是可以通行之稅法。北宋陳祥道先生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其意謂多于此者則“民用”不足，少于此者則“國用”不足。故有子以“徹法”對哀公之問。

【4】哀公聞?dòng)凶又?，曰：?/span>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其意謂：吾取十分之二意謂賦稅，尚且國用不足，何以使吾減少至于十分之一也？當(dāng)時(shí)，魯哀公之稅法，已可謂“什二法”，按其語意，欲再提高稅率，增加稅收，而有子竟告之以降低稅率。

有子何以告之以“徹法”？一者，“徹法”之稅率兼顧“民用”與“國用”，乃是天下中正之法。再者，“徹法”實(shí)行，則豐年與歉年所收之多寡不同，所繳納之賦稅亦因之而不同，豐年則君與民同甘，歉年則君與民共苦。此外，耕種者先公后私，且耕種與收獲互助。

朱子曰：“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jié)用以厚民也。”此言有所未妥。何也？有子但言賦稅之正道而已，而非意在進(jìn)諍諫之言而使哀公“節(jié)用以厚民”。若謂“節(jié)用”，則但言減賦即可；若謂“厚民”，則宜建議“仁政”；且有子未必是哀公之臣，無諍諫之權(quán)責(zé)。

無論“加賦”或“減賦”，皆可謂計(jì)較稅率之高低，亦即計(jì)較獲利之多少而已，終究不合于“君子喻于義”，卻如“小人喻于利”。有子之言，從“義”而言也，其“義”何在？君臣民本為一體，君子非惟為君，非惟為民，但依據(jù)“仁義”而已。

有子所言，以小人觀之，必謂之迂腐之極，必以為無才無能。非圣賢君子之道不能使小人知曉，但小人蔽于利則無法知曉也。若用小人之法，則無外乎巧立名目而加賦，或不必巧立名目而加賦，前者自欺欺人，后者誤君誤民，雖未必出于有意，而其結(jié)果必致禍國殃民。

【5】有子再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即行“徹法”之義所在。君主為政之道，《論語·為政》篇首章已然明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所據(jù)之“德”，即仁義禮智信也，而五常之中，以仁為本。

“徹法”之所以是天下中正之法，在于可以體現(xiàn)君主之“仁德”，可以落實(shí)為“仁政”。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币坏┚鳌耙岳麨槔倍挥?jì)于“仁義”，則雖能使庶民富裕，而難免導(dǎo)致民風(fēng)澆薄、身心不安；至若損民利國，則必失民心。

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言但能百姓富足，則按“徹法”而君之用亦必可足；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若遇歉收之“饑年”，因“國用不足”而加賦，對百姓生計(jì)而言，猶如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縱能一時(shí)解除“國用不足”之患，而后卻難以為繼矣。

若行“徹法”，則雖遭遇歉收之“饑年”，“民用”固然不足，賦稅亦因歉收而減少，“國用”亦不足，然而，君主不因“國用不足”而加賦，則不至于虐民害物、失去民心。以“仁心”而行“仁政”，則非惟不失民心，且可獲信于民，民亦可立其信。

有子此言，雖不可謂之錯(cuò)，然后，亦可謂貌似夫子之言，實(shí)則尚有不及。何也？從“百姓足不足”與“君足不足”而言，亦有從利害計(jì)較之嫌。若是發(fā)乎“仁德”而行“仁政”，則惟有“仁義”而已，不必言及“足不足”矣。為“國用足”而行“徹法”，亦貌似“仁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