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溯

    以近乎完美之設計，乃得無法盡信之結論，誠可見這種登峰造極的文史結合，性價比實在是太低，如果讓詩學素養(yǎng)不及陳寅恪先生的研究者來操作，性價比會更低?！读缡莿e傳》之不聞嗣響，我想這是根本原因。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里說，人之聰明在于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里充獸，在獸類里充鳥，向武人賣弄風雅，向文人裝作英雄。交叉地帶更不可忽視方法論和學術史的檢討，原因就在于此。

    錢鍾書先生有篇文章叫《古典文學研究在現(xiàn)代中國》，是他在意大利的漢學會議上的演講稿，內(nèi)中諷刺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中對楊貴妃的相關考證瑣碎無謂，“今天很難想象這一類問題的解答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這個學林掌故有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地方是，陳先生對《元白詩箋證稿》的定位本來就是“意在闡述唐代社會史事，非敢說詩也”（陳寅恪《致陳槃（一九四四年）》）后來陳氏在中山大學開設“元白詩證史”課，也開宗明義“此課屬歷史學范圍，不多涉及文學”（劉隆凱整理《“元白詩證史”講席側記》）。錢鍾書的不滿，代表著一種典型的因問題意識不同造成的隔閡——感到對方的問題無意義，是不同學科間、尤其是共享同一研究材料的學科間最常見的矛盾，據(jù)說結構工程師和建筑師很難成為朋友，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在現(xiàn)代學術體系下，不同學科有截然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有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及其研究方法，文學和史學也不能例外。盡管有句老話叫“古人文史不分家”，但那畢竟是前現(xiàn)代學術的特質(zhì)；事實上，問題意識越強，越會催生出新分工，專業(yè)難免會越走越細化。因此就連陳、錢這樣對文史文獻都精熟的學者，他們在問題意識上也還是文史分途的，畢竟，他們也已經(jīng)是文史分家后的一代學人了。

    不過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陳寅恪先生，又總被標舉為“文史結合”的典范。在中國知網(wǎng)上用“陳寅恪”進行主題搜索，出現(xiàn)的關鍵詞中涉及治學方法的只有三個：“詩史互證”、“文史互證”和“以詩證史”，這給人的觀感差不多是文史結合成了陳先生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治學方法。這就更有意思了，因為陳先生的學術遺產(chǎn)中，對后來史學推進最大的似乎并不是涉及“結合”的那些著作。如此標舉與繼承的不平衡，在其收官巨制《柳如是別傳》上最明顯，盡管享有盛名，《別傳》那種寫法幾乎可以說再無后繼。

    既是史學本位的又是文史結合的，既是廣為標舉的又是缺乏繼承的，集中在陳先生身上的這種矛盾其實說明了“文史結合”概念的模糊性。

    作為史料擴展手段的文史結合

    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史料擴張是民國史學的一個特色，這種擴張主要集中在兩個方向，一是新見文獻，比如敦煌文書、簡牘、墓志、域外文獻等；二是傳統(tǒng)上不被視為史料的文獻，比如詩、歌謠、小說等。在后一個方向上，早在1908年，劉師培就寫有《讀全唐詩發(fā)微》一文，倡導以唐詩考補唐史，后來梁啟超有“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乃至“蓋以文字形諸記錄者，無一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的說法（《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中國歷史研究法》）并不是說民國之前就沒有人用這些材料進行歷史研究，不過偶一為之和蔚為風氣的學術史意義是完全不同的。陳寅恪自30年代陸續(xù)發(fā)表的《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簡易解釋》《讀秦婦吟》《桃花源記旁證》《讀哀江南賦》《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等一系列文章，包括更成體系的《元白詩箋證稿》，都應被視為這個大風氣的產(chǎn)物。

    在所有新被接納為史料的傳統(tǒng)文獻中，詩是非常重要的一種，它被提出來得早，成果也多，除了劉師培外，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也特別說過：“至如杜甫、白居易諸詩，專記述其所身歷之事變，描寫其所目睹之社會情狀者，其為價值最高之史料，自不待言。”研究歷史不能放掉詩，逐漸也就成為常識，像陳垣并不以“文史結合”著名，也強調(diào)學歷史“必須熟讀各朝一二大家詩文集……即知正史之外，詩文筆記如何有助于考史也”（陳垣《致陳樂素（一九四）》），甚至嚴耕望這樣用史料非常傳統(tǒng)的學者，其《唐代交通圖考》也是廣引唐詩。老一輩學者多受過舊式基礎教育，對詩本身不陌生，一旦有了用的意識，很快就能驅(qū)遣自如，從這個角度說，相比起經(jīng)眼不易的出土文獻，詩進入常規(guī)史料范圍要容易得多。

    按照現(xiàn)代學科劃分，詩詞戲曲小說等同屬于“文學”，但它們在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時代，各自體性完全不同。傳統(tǒng)上“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和“詩言志”（《詩大序》）的觀念，使詩在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呈現(xiàn)上都受到約束，故其創(chuàng)作態(tài)度遠比詞曲小說嚴肅，且有內(nèi)在的非虛構要求（特殊詩類如擬作類作品除外），而后者也是古典詩歌與現(xiàn)代詩、外國詩不同的地方?，F(xiàn)代詩寫“我被肢解、刀擊/鐵和血肉/橫飛于四面八方”（海子《種子》），讀之就是虛構、是隱喻，同樣的場景換成古詩來寫就像在寫實；至于“他們的桌上是豐盛的白晝”（里爾克《孤獨者》）這類超現(xiàn)實情境古典詩歌幾乎無法實現(xiàn)。把詩當做史料來用，正是基于對中國古典詩歌上述特性的認識。所以陳寅恪說過，“中國詩與外國詩不同之處，是它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可用來研究歷史并補歷史書籍之缺”（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點滴回憶》）。這也可見被拉入史料的詩雖然和詞曲小說性質(zhì)不同，在利用方式上卻與后者并無二致，甚至與當時對簡牘墓志的利用方式也基本一樣，都是證史補史。因此這一類詩史結合或者文史結合，其實就是在“文”中剔史料的工作，“結合”的本質(zhì)就是史料擴展。無論劉師培提倡在《全唐詩》中搜集歷史人物和“唐代之秘史”信息，陳寅恪在元白詩中尋找唐代社會風俗史材料，還是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那樣僅僅將有史料價值的詩匯編起來的做法，都屬于以歷史研究為旨歸的史料學工作；其中偶見介紹文體詩史之語，也是為了精準剔史料，非關文學研究也。

    一種史料有一種史料的特性，詩之作為史料，當然也有它的問題。“非虛構”并不等同于歷史真實，一個清代人在詩中把家住南京稱為家住金陵，我們不能說他虛構，但也不能就此說清代的南京就叫金陵。詩的真實和史的真實之間，還隔著堅不可摧的文學傳統(tǒng)、捉摸不定的詩人心緒和五花八門的修辭技巧。陳寅恪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多次碰到同一個難題：當一條詩文提供的歷史信息和我們的原有認知不一致，我們是應該據(jù)此更新認知，還是據(jù)此判定詩文不可用？

    文學作品相對于史料的異質(zhì)性也算不上什么高深理論問題，1959 年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生都貼“我們知道文學是準許藝術夸大的，也準許合乎現(xiàn)實的虛構，因而它就不會像歷史那樣是這件事就是這件事，不容更動，因而文藝作品（包括詩）所寫的事情就不可能全是

    真實的。有些根本就不是真實的”的見地（《應該拔掉這面白旗——和陳先生商榷關于教學與科學研究問題》），史學家自己不可能對此無所察覺。他們的“文史結合”明顯偏愛主題明朗特別是紀實性強的作品，《元白詩箋證稿》還強調(diào)動用同一個作家群體的批量作品互相印證，且要求用詩之前“必先研究詩的資料的真實性、時間性、地方性，再根據(jù)當時發(fā)生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每個人的社會背景及思想感情，來斷定該資料是否可用”（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點滴回憶》），這無非都是為了避免作品誤讀。但無論如何，文史異質(zhì)問題是不可能在根本上得到解決的：連歷史書寫都被認為是文學性的，何況是號稱無達詁的詩呢？連詩人自己都未必說得清那樣寫有幾分是僅僅因為那樣寫好看，又何況千百年之后的史學家呢？

    作為文學闡釋方法的文史結合

    和民國到解放初期的情形有所不同，今日談文史結合比較多的倒是文學研究者，甚至在學術史的追溯中，陳寅恪作為文史結合的標簽，被認為代表了一種“唐詩研究的范式”，這不要說錢鍾書，就是“不敢說詩”的陳先生自己，恐怕也是預想不到的。

    文學研究確實有去和歷史“結合”的傳統(tǒng)，古典詩學就特別強調(diào)發(fā)覆作者及其時代的歷史信息，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弄懂作品文句的具體所指，其背后還有獨特的詩學理念：作品是作者的“言”，生平事跡是作者的“行”，讀者聽言且觀行，才能尚友作者而與之精神相通，也就是所謂“以意逆志”；逆得作者之志了，才能再返回來更透徹地理解作品的精神內(nèi)涵。所以傳統(tǒng)詩歌闡釋有一點像用歷史信息搭建舞臺，作者作演員，作品為臺詞，闡釋者是導演，闡釋行為就是指導演員在舞臺上念出臺詞。作品的意義，只有當它成為臺詞在舞臺響起時，才能得到全部呈現(xiàn)。因此我們會看到，一句“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阮籍《詠懷》），注釋者就能讀出翔鳥是指司馬昭（《文選》五臣注），此非刻意附會，而是被闡釋法牽著走，不得不爾。這個例子還說明，由于歷史信息的加盟是這種文學闡釋方法的核心，而古代史籍又以政治史為絕對核心，因此持知人論世法的闡釋者有將一切詩解讀成政治詩的傾向。

    作為舞臺的歷史信息不是從作品中來，它的來源在作品之外，其與作品間的關系需要闡釋者人為搭建，這種搭建工作古人稱為“知人論世”，今日則也被稱為“文史結合”。和史料擴展式的文史結合相比，這種文史結合不是從文學作品中剝出史料，而是從史籍中尋找史料以與作品貼合，兩種工作有本質(zhì)的不同，盡管面貌確有相似。它們之間的另一個不同是，史料擴展只是歷史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在孤證不立的前提下，多一條材料少一條材料其實不會影響結論的走向；但知人論世就是文學研究本身，它決定著作品的最終闡釋。顧頡剛曾經(jīng)用這種闡釋方法惡搞唐詩，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是寫楊貴妃思念安祿山（《致胡適：論〈詩序〉附會史事的方法書》），意思無非是說，你覺得詩到底在寫什么，就看你怎么嫁接歷史了。

    知人論世有它的效力邊界，也不是理解作品的唯一方法——按照錢鍾書的話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話說回來，文學研究者真要處理“母雞”，還得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境，就是沒有自己的處理工具，只能去史學界借。于是當史學界談階級斗爭，文學研究者也以階級斗爭知人論世；當史學界說門閥政治，文學研究者就以門閥政治知人論世；當史學界的熱點轉(zhuǎn)移到其他話題，而這個話題又無法移植來用，論世也就只能長久地停留在上一個史學熱點。這種尷尬常常使“知人論世”顯得不是跟風就是過時。更何況，無論是階級斗爭還是門閥政治，這些經(jīng)典化理論的意義在于把握宏觀大勢，而不在于也絕不適用于一次次套到個案上去。通過套用史學理論再與文學作品簡單貼合的流程，生產(chǎn)既不能改變既有史學認知、又不能改變既有文學認知的“文史結合”成果，是這種闡釋方法除了“附會”之外的又一重危險。

    文史結合的結合

    一直到《元白詩箋證稿》為止，陳寅恪的文史結合論著都是因“文”為題的。《柳如是別傳》原名也叫《錢柳因緣詩箋證稿》，但最終改用了一個典型的史著題目，可見這部書實現(xiàn)了更大的學術野心，按照陳自己的話說，就是做到了“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游戲試驗”?！秳e傳》與故技之最大不同是研究步驟從“詩—史”增加為“詩—說詩—史”，陳氏前辭不敢的“說詩”，也就是知人論世、為作品搭建歷史舞臺的工作，在《柳如是別傳》里倒成了重中之重。

    如前所述，知人論世是為了給作品的每一個字一個意義安頓，《別傳》說詩，主要為了安頓詩中典故。蓋典故之所暗指即是陳氏要從詩中剔出來的史料，典故正如史料戴著的面具，知人論世，就是為了摘面具。舉例來說，錢謙益有首《題畫》詩云：“撼撼秋聲卷白波，青山斷處暮云多。沉沙折戟無消息，臥看千帆掠檻過?！标愊壬x取順治十六年鄭成功舟師北伐的史料，為《題畫》設置歷史背景，這就是知人論世；由此背景復推出“沉沙折戟無消息”這句用典（用杜牧《赤壁》）乃是指錢謙益苦等北伐消息而無果，擔心自己要“銅雀春深鎖二喬”，這就是剔史料。最后的推論，等于為錢柳事跡平添了一筆，是現(xiàn)有史料、詩文之外的全新歷史敘事。這樣積筆成傳，也就生成了一個“你所不知道的柳如是”。

    由此可見，《別傳》是把剔史料和知人論事兩種文史結合結合到一起的文史結合：先通過史料為詩搭建歷史舞臺，再推出其中的典故在說什么具體事件；最后把各詩中剔出的具體事件拼接在一起，構擬出歷史敘事，也因此最后的成果可以號為史傳。

    選錢柳詩為史料庫，當然是有所考量的。錢謙益的詩，很早就被目為“詩史”（范鍇《華笑庼雜筆》卷一“黃梨洲先生批錢詩殘本”條）?！霸娛贰边@個概念一般認為因杜甫而起，所謂“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孟棨《本事詩》）。而在陳寅恪看來，錢詩的“詩史”性質(zhì)甚至強過杜詩：“且此集牧齋諸詩中，頗多軍國之關鍵為其所身預者，與少陵之詩僅為得諸遠道傳聞及追憶故國平居者有異。故就此點而論，《投筆》一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奔热挥腥绱硕ㄐ裕X詩及與之往來酬答之作就必有其發(fā)生的歷史舞臺，執(zhí)錢柳詩而知人論世，至少不是無中生有。

    以典故為突破口，也是有所考量的。文人直陳其事多有夸飾過情，反而是在用典處惟求切合當下，尤其宋以后的作家，比前代人更強調(diào)取用典故與描述對象的精準貼合，多一分少一分，都可能受到指摘。典故這個面具越合臉，猜出本來面目的誤差就越小。利用典故找史料倒是陳氏早期作品《讀哀江南賦》用過的“故技”，而相比庾信，錢謙益能驅(qū)遣的典故范圍不太會超出今日尚存的典籍，用典精嚴度又更高，而且因語涉時禁，他和同儕不得不多用典故，其往來酬答，每有可互證處，這些都可以降低錯解典故的風險——至少理論上如此。

    在我看來，在明清易代之際史料闕如或記載不明的情況下，想重構這一時期錢柳諸人的反清復明活動，并藉此鉤沉明清易代之際的政治生態(tài)和士大夫心態(tài)，《柳如是別傳》的研究方案設計，已經(jīng)近乎完美了。這個研究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特點，任何一種其他文明的任何一種文本類型，恐怕都不能適用。但是，結合了兩種文史結合的文史結合，也無可避免地結合了兩種文史結合的全部缺陷，蓋論世已是推測，破解典故是推測上的推測，《別傳》如空中樓閣，處處縹緲，時見傾危。就拿《題畫》來說，此詩收于錢謙益《長干塔光詩集》，是集詩作都作于順治十三年到十四年之間，根本還沒到鄭成功用魏白衣謀北伐的時節(jié)。以近乎完美之設計，乃得無法盡信之結論，誠可見這種登峰造極的文史結合，性價比實在是太低，如果讓詩學素養(yǎng)不及陳寅恪先生的研究者來操作，性價比會更低?！秳e傳》之不聞嗣響，我想這是根本原因。

    還要結合嗎

    錢鍾書是從本質(zhì)上反對文學和歷史發(fā)生關聯(lián)的人，他在很多文章中反復表達過這種反感，對史學家們各種形式的文史結合，無論《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還是僅做匯編都沒怎么操刀結合的《清詩紀事初編》，他都評價甚低。同時，錢氏論詩也不主知人論世法，比起就內(nèi)容發(fā)覆幽隱，他更關注的還是創(chuàng)作技術問題。錢鍾書的研究取徑，確是文學研究者的當行本色；但不管怎么說，交叉研究和學科分化一樣，也是學術自然生長演化出的趨勢，存在有存在的道理。至少應該承認，具體的歷史信息考證對文史兩個學科都有價值，這包括詩文中出現(xiàn)的人物、地理、職官、名物等等，也包括與文學生成相關的社會生態(tài)，比如選舉制度、文化風氣之類。其次，文學作品也是精神史的重要史料。文學與精神史的關系也是個老舊舶來議題，只就中國的情況而言，由于傳統(tǒng)史籍的主題的局限，詩文對精神史研究的價值特別突出，這一點繆鉞先生早就指出過（繆鉞《治學補談》）。《柳如是別傳》有精神史的成分，但還是被研究者強烈的政治史意圖淹沒了，可以說迄今為止在這個方向上，文史結合的余義尚多。

    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里有段很尖刻的話說，蝙蝠碰見鳥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之聰明在于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里充獸，在獸類里充鳥，向武人賣弄風雅，向文人裝作英雄。交叉地帶更不可忽視方法論和學術史的檢討，原因就在于此。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師）